中国经济金融化与城镇化的空间计量分析

主题。在概念认知层面，Palley（2007）[7]认为金融化是一个过程，意味着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参与者和金融机构在国内及国内经济运行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是金融部门与实体部门关系变化（Epstein，2005；Stockhammer，2010；赵峰，2010）[8-9][1]。崔学东（2009）[10]认为经济金融化是指发达国家以金融为核心并支配实体经济的发展阶段概况，涵盖企业治理、资本关系与积累模式等内容（Arrighi，1994；Fligstein，2001；Tickell，2000；莫雷拉和阿尔梅达，2010；何自立和马锦生，2013）[11-15]。此外，还有学者从生产关系层面进行探索，认为经济金融化是经济关系的日益金融关系化（白钦先，2003；严启发，2008）[16-17]。当然，也有学者提供了较为综合的概念，如赵玉敏（2008）[18]就认为狭义金融化是指运用金融技术将实体资产置换为金融资产的过程，广义金融化则是指世界主要经济体从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过渡的进程。

基于概念理清，学者也将研究重点转至效应评估，但也众说纷坛形成两种截然相反结论。Foster 和 Magdoff（2008）[1]、蔡如海和刘向明（2008）[19]、Corpataux和 Crevoisier 等（2009）[20]、鲁春义（2014）[21]充分肯定了经济金融化在金融资源有效配置、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缓解收入不平等等方面的正向效应，并发现当增长速度濒临停滞时，金融化有助于经济发展。Stockhammer（2010）[9]、Gleadle和Haslam（2010）[22]、Lin 和Devey（2013）[23]、Mishra 和 Sivramkrishna （2014）[24]聚焦的是经济金融化的微观效应，认为金融化在改变非金融机构治理模式、提升金融人才谈判能力、提升价值创造、维持利润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有学者对此并不以为然并对经济金融化的负面效应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渲染。如在国外学者中，Palley（2007）[7]、Foster和Magdoff （2008）[1]、Dore （2008）[25]等一致认为经济金融化加剧了收入不平等，会引致金融部门行为变化，是影子银行出现的直接原因（Stockhammer，2010）[9]，会加剧经济系统性风险（Kedrosky 和Stangler，2011；Lee 和Cheng，2011）[2627]。在国内学者也有类似观点，如刘刚和白钦先（2008）[28]经济金融化会导致短期资本逐步演化为专业性投资资本，往往会对一国乃至世界经济金融发展造成巨大威胁。吴晓灵（2009）[29]认为金融危机是在经济金融化的高度发展的背景下发生的。赵磊和肖斌（2013）[30]认为经济金融化造成了实体经济与虛拟经济的严重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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