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学与崇术:中西方治学取向探析

学与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含义，它们经历了一个统一——分离——合并的过程，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紧密结合。尊学是西方治学之道，它造就了西方学术的繁荣；重术是中国治学之本，某些方面它不利于科学的发展。中西方治学取向之差异在于双方哲学基础、思维方式与研究目的的不同。重术轻学源于中国实用主义文化，借鉴西方经验，学术并重是中国治学取向的应然追求。

[ 关键词]中西比较；治学取向；学术研究

[ 中图分类号]Ｇ４０ [ 文献标识码]Ａ [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１８Ｘ（２０１１）０６－０１８３－０５

胡平凡(１９６３—)，男，江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张意忠(１９６８—)，男，江西师范大学高教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江西南昌 ３３００２２）

一、学、术的界定

一般而言，学与术被统称为“学术”，泛指比较专门、有系统的学问[ １]，是人类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所积累的高深知识。学术是高深知识的探究，并非人人可为、处处可为，只有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并在特定的环境中才能进行。有关学术的文献，最早可追溯到４ ５００年前苏美尔人的铭文。当时相当于书吏（ｓｃｉｂｅ）的年轻书生被认为是“学者”。铭文写道，“你必须日夜全神贯注”，“你必须谦虚谨慎”。我们今日所谈的“学术”概念是西方的舶来品，与英语ａｃａｄｅｍｉｃ对立，本源为ａｃａｄｅｍｙ(柏拉图创建的高等教育学校)。学术与学院、学校密切相关，具有非实用性，人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而并无实用目的。

在中国古代，学与术也是统一的，学既包括学习技艺，也指学习伦理道德，是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的统一，是知与行的统一。正是由于学与术的统一，所以没有明确分工。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具体的动作技能(术)逐渐]化到抽象的知识(学)，走向了学、术分化的路径。王国维认为“学”之义古今不一，古代包括知和行，现代主要指知。他说：“学之义广矣，古人所谓学，兼知行言之；今专以知言。”学是学理、知识，术是技术、应用。梁启超于１９１１年写过一篇名为《学与术》的文章，对学、术作了界定：“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用者也。例如以石投水则沉，投以木则浮。观察此事实而证明水之有浮力，此物理也。应用此真理以驾驶船舶，则航海术也。研究人体之组织，辨别各器官之机能，此生理学也。应用此真理以疗治疾病，则医术也。学与术之区分及其相关系，凡百皆准此。”[ ２]梁启超所说的学，主要是指科学，术指的是技术。严复认为：“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既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蔡元培认为：“学与术可分为两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各国大学中所有科目，如工商、如医学，非但研究学理，并且讲求适用，都是术。纯粹的科学与哲学，就是学。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借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说明当时中西都存在学、术分离的状况。他批评道：“吾国人重术而轻学……吾国人科举之毒太深，升官发财之兴味本易传染。”[ ３]由此可见，学与术是两个词，“学”，一是指学问、学科、学派、学说，二是指获取学问之过程——学习；“术”，一是指方法、手段、措施，二是指技艺、技术、办法或策略甚至是法律和法令。

学与术其实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学一般是指理论研究，即认识、发现自然和社会中各种规律、定律、法则、原理等，它是求真，追求真理，相当于英文的ｓｃｉｅｎｃｅ，是公认的就普遍真理的发现和普遍定理的运用而言已经系统化和公式化了的知识；术一般是指应用研究，即根据已经发明的定律、原理、规律、法则等进行技术性的应用或创造，或作为分析各种社会文化现象的工具，它是求用，为现实服务，与英文的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的意思最为接近，是技术、技巧、技能、方法。在时间上，“学”与“术”之间具有一定的先后次序，理论研究在先，技术应用在后。术以学为基础，它是基础理论在实践领域中的应用；学为术服务，理论研究最终是为实践服务的。术与学的关系，反映在教学上就是学术型人才与实用型人才培养的关系。它们之间犹如一对“孪生兄弟”，互相联系、互相依赖、紧密结合。

到了近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学、术又出现了统一的发展趋势。如美国以威斯康星思想为标志，培养应用性人才的职业技术学院大量涌现；同时，创建于１８７６年的霍普金斯大学，旨在建立以科学研究和研究生教育为主的研究性大学，培养精英型学术人才，“学”、“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二、中西方治学取向

(一)尊学：西方治学之道

西方具有尊学的历史传统。他们研究学问并不是为了实用，而是出于本能的好奇心。“他们的活动本质上不是追求实用的目的，而是在艺术、科学或形而上的思索中寻求乐趣，简言之，就是乐于寻求拥有非物质方面的利益，因此以某种方式说：‘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世界。’”[ ４]西方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优良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希腊学者从事学术研究，具有“为学术而学术”的治学态度，他们完全是出于好奇心，以超然的态度，置现实世界于不顾，将穷究自然之道作为崇高使命，为求知而求知，为学问而学问，并没有任何实用的目的。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古代希腊人“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我们不为任何其它利益而找寻智慧；只因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为别人的生存而生存，所以我们认取哲学为唯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加探索，这正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古往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辰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做成说明”[ ５]。他们为求真而求知，探究客观世界，使得自古希腊以来西方就有了求真的传统。

在欧洲的学术传统中，学术是由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在具备专业条件的环境中进行非实用性的探索。洪堡所创办的德国柏林大学，以追求真理为己任，重视纯科学研究，无关乎实用，其纯粹程度几乎等同于哲学，因此，在他看来，大学应有一种精神贵族的气质和对纯学术的强烈追求，而不考虑社会经济、职业等种种实际的需要。法拉第研究电磁感应，绝没有想到会成为电气技术的理论基础。在还不知道电是什么之前，人类怎么能想到电的应用？麦克斯韦研究电磁波，绝没有想到无线电通讯技术的应用；居里夫人提炼出镭，绝不是因为镭可以治疗癌症；普朗克提出量子假说，绝不是为了它在量子计算机、激光技术和超导技术中的应用；孟德尔、魏斯曼、摩尔根研究生物遗传，绝不是为了转基因技术的应用；爱因斯坦研究相对论，绝没有商业目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无非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西方为学问而追求真理，具有求真的旨趣而建构出了科学的知识体系，导致了近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引发了划时代的工业革命、科技革命。综观人类历史上诸多的重大科研成果，无不来自于西方。以人类科学技术发展历史上先后出现过的三次重大突破为例，第一次是发生在１８世纪６０年代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工业革命，第二次是发生在１９世纪７０年工业化与电气化结合的科技革命，第三次是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开始的新科技革命，它们都来源于西方。

当然，西方国家在尊学的同时，也注重术的发展。美国联邦政府于１８６２年颁布的《莫雷尔法案》拉开了学术服务社会的序幕，学与术相得益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学术并举成就了西方国家的繁荣。

(二)重术：中国治学之本

重术是中国的优良传统，也出现过辉煌的技术，如火药、造纸、印刷术和指南针等就是见证。这些技术是经过长期的实践经验概括总结出来的，而不是建立在一定的科学原理与理论的基础之上。正如梁漱溟所言，中国古代只有“手艺”即技术，而没有“科学”。他说：“我们虽然也会打铁、炼钢、做火药、做木活、做石活、建筑房屋、桥梁，以及种种的制作工程，但是我们的制作工程都靠那工匠心心传授的‘手艺’。西方一切要根据科学——用一种方法把许多零碎的经验，不全的知识，经营成学问，……与‘手艺’全然分开，而应付一切、解决一切的都凭科学，不在‘手艺’。工业如此，农业也如此……。甚至养鸡牧羊，我们看着极容易作的小事，也要入科学的范围，绝不仅凭个人的智慧去做。”医学也一样，“中国说是有医学，其实还是手艺。西医处方，一定的病有一定的药，无大出入”。而中医则不同，“十个医生有十样不同的药方，并且可以十分悬殊。因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药，都是没有客观凭准的”[ ６]。

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治学取向，强调学以致用，“为实用而学问”，要求学术服务于政治、服从于国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学者治学的崇高理想与现实追求。故学者的研究成果都是对当时生产、生活经验的直接记载，极少进行理论探讨，因为他们对各种科学理论的价值重视不够。如，中国古代的天文学，观察日月星辰的位置及其变化，目的是通过观察这类天象，掌握其运行规律，用来确定四季、编制历法，为农业生产、生活服务。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都有很强的目的性，或为老百姓医治疾病，或为统治者提供执政经验。以数学为例，著名数学家吴文俊通过对中西数学的比较研究后认为，中国的数学研究注重实用。中国古代数学注重实数系统的一切运算法则与方法，这些都是十分实用的；在数学方程上，中国古代数学致力于方程的具体求解；在几何学方面，中国几何学以测量与面积体积的量度为中心。总的说来，中国古代数学以构造性、计算性、程序化与机械化为特色，以从问题出发进而解决问题为主要目标。而继承古希腊文化传统的欧洲则着重思维，追求对宇宙的了解，由此发展成以抽象的数学概念与性质及其相互间的逻辑依存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公理化]绎体系。

三、中西方治学取向的差异分析

由上观之，中西方治学取向存在差异。西方的问题意识比我们强，我们的运用意识比西方强；西方重视知识的内在价值，我们重视知识的外在价值；对于同一问题，西方人首先想到是什么、为什么，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怎么办”。造成这种治学取向差异的原因在于双方哲学基础、研究目的与方法上的不同。

西方治学的价值取向以本体论为依据，以概念或范畴为研究对象，由此展开，构成一个逻辑体系，探究事物的客观规律，以求“知”为最终目的。知识即美德，真理即价值。西方学术的本体论依据来源于理性主义，根植于人本主义思潮，起源于古希腊，它是建立在承认人的推理可以作为知识来源的理论基础上的一种哲学观。故在研究方法上，西方人注重对概念的严格界定，其传统肇始于苏格拉底，这与苏格拉底通过“善辩”的教学方法来问答问题、追求真知有直接关系，因为要想揭露对方的错误，必须从逻辑上进行分析和推理，而在问答中保持概念的清晰、前后一致是进行逻辑推理的前提条件。在思维方式上，注重对自然科学的探究，这一点在古希腊人身上就得到了体现。英国学者丹皮尔曾对古希腊人科学研究的特点作了描述：“他们认为机械技术是低贱的。他们对于机械技术中所必然包含的大量知识，不加理会，而只在每一个希腊上等人可以看出的问题上进行推理。”[ ７]这一思维模式引导着西方学者崇尚科学、追求真理。

中国治学的价值取向以“道”为本，它不是从概念逻辑方面获得自己的规定性，而是作为指示事实的“名”。中国的学问向来有三大系统，第一系统是“人统”，一切学问，主要用意在学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有理想、有价值的人；第二系统是“事统”，即所谓“学以致用”；第三系统是“学统”，此即“为学问而学问”。由此可见，中国学者的治学之“道”是为立业而学问，为求成而求知，所以，知识本身并没有独立的价值，其价值必须在应用的成功中才能体现出来。学问的成与不成，标准是事功的大小——其学问在于辅佐君王治理天下，一旦君王摒弃他们，则用来修身养性，其目的实际都在于“用”。如果没有应用价值，即使饱学经书也是枉然，这样，知识的内在价值得不到体现，自然也就抑制了知识的发展。因此，在治学的方式方法上，学者更多的是重视现实生产、生活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突出应用性问题的研究。即使在数学这样抽象性思维最强的学科中，中国人重视的还是应用性问题。这种对应用性问题研究的重视，不可避免地弱化了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对中西方治学取向的差异，梁漱溟在《东西人的教育之不同》一文中指出：“辜鸿铭先生认为西洋人入学读书所学的一则曰知识，再则曰知识，三则曰知识；中国人入学读书所学的是君子之道。这话说得很有趣。并且多少有些对处……”“大约可以说，中国人的教育在偏着情意的一边，例如孝悌……之教；西洋人的教育偏着知的一边，例如诸自然科学……之教。这种教育的不同，盖由于两方文化的路径根本异趣；它才是两方整个文化不同所表现出之一端……”[ ８]这种教育上的差异实则是治学取向差异在教育领域中的再现。

四、对中国治学取向的几点思考

(一)重术轻学导致学术水平难以提高

辩证地看，学术研究为现实服务，为政治服务，强调“经世济民”，具有积极意义，但过于功利，反而影响了术的发展。重术轻学，术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为学是本源，是人类的最高追求，术是建立在学的基础之上的，没有理论研究做基础和支撑，缺乏对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应用研究何以发展？梁启超就曾对中国知识分子重术轻学的治学态度进行了批评，他指出病源在于“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学子之求学者，其什中八九，动机已不纯洁，用为‘敲门砖’，过时则抛之而已”[ ９]。正是由于中西方学者治学取向的差异，导致他们之间学术水平存在着巨大反差。在一次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著名华裔科学家丘成桐说过，中国的数学虽然在历史上曾取得过一些成就，但由于中国的数学家过于重视应用而忽略了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因此，很难对国际数学界产生影响，所起的作用自然也不会太大，不像阿基米得定律那样能持久地得以普及。目前中国的数学研究还比较落后，其主要原因就是太讲求应用数学。[ １０]科技部、教育部、中科院、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五部委下发的《关于加强基础研究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２００２年３月６日国科发基字（２００１）８１号）中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础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还存在着重大成果少、创新不够的问题。由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２１所部属高校校长组成的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第五组认为：“高校科研成果表面上一片繁荣景象，但在国际上或国内学术前沿领域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成果则寥若晨星。”[ １１]中国的学术水平不高，是重术轻学的必然产物。

(二)重术轻学源于实用主义文化

为什么中国治学的价值取向强调社会服务，注重工具性?这与中国的实用主义文化有关。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强调社会价值，忽视个人价值，强调事物的实用性，一切以事物的有用为准则。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长期以来缺乏西方学者为学问而学问的旨趣，他们的使命不是追求真理，传播文化，而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具有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学术的功利化、现实化，使学术研究具有时代的烙印，评判学术的价值不在于学术研究的本身，而在于解决该问题具有何等的价值或现实功用，任何学问只有落实到社会具体的层面，与社会紧密结合才有意义。所以，自秦汉以来，中国学者就视学为雕虫小技，对各种自然现象和抽象理论不屑一顾，而对术则非常重视，因为它们有实用价值。蔡元培批评道：“吾国人重术而轻学……吾国人科举之毒太深，升官发财之兴味本易传染。”[ ３]许倬云指出：“中国知识分子不以求知识为做学问的目标。西欧的知识分子则是另一类型。教士求学问的目的是尊德性与道问学不分。教士之外，还有一批专业教书的‘教书匠’，他们与木匠、石匠一样构成专业团体。一大群教书匠联合为一家大学，以传授知识为职业。知识是会增长的，于是教书匠也必须兼办专业研究。教书匠的工作是追寻、累积与传授知识。”[ １２]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西方国家的理论如潮水般涌入，难免泥沙俱下。一些学者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以崇拜西方学说为能事，对西方的理论观点良莠不分，盲目引进、拔高国外理论，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研究中国问题，言必西方，采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完全抑制了我们自己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将我们自己的优势弃之而去，亦步亦趋地跟在西方后面，开拓不出自由思考的出路，在研究方法上步人后尘，在研究性质上拾人牙慧，在研究成果上更是无法与人媲美。这种治学的思维模式使一些学者“不中不西、不洋不土”，治学不得要领，对国内外理论的掌握总是一知半解，脱离实际。

(三)学术并重：中国治学取向的应然追求

中国近代教育家黄炎培曾说过：“求学与习事，初非两橛。以实地功夫求学，以科学方法习事，互相印证，其乐无穷，若歧而二之，不惟习事无有是处，即求学也无有是处。”这一精辟的论述高度概括了学与术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科学研究不仅要注重应用科学，更要重视基础科学，正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葛乐思指出的：“一个国家，如果失去了基础科学，就好像一个人只有身子，没有脑袋。”[ １０]缺乏脑袋的人只是徒有其表，同样，没有学理研究做支撑的应用研究只是空中楼阁。

学术并重，反映在研究领域，体现为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合理配置，绝不可厚此薄彼。针对目前中国治学中存在的重术轻学的弊端，要吸取教训，重视理论研究，具有“为学术而学术”的内在期盼，把追求真理视为“天职”，而不是通过学术来实现学术之外的目的。王国维认为：“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于是非真伪之别外，而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则以学术为一手段，而非以学术为一目的也。未有不视学术为一目的而能发达者，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然则吾国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以为政论之手段，则庶可有发达之日欤!”[ １３]一旦有了为追求真理、传播真理而奋斗的精神，就能做到在学术活动中淡泊名利、地位、金钱等世俗的东西，心中只有科学，进而忘我地工作，服从真理，追求真理，坚持真理，执著追求，促进学术的进步。

学术并重，体现在高校教育中就是定位清晰，各安其位，各谋其职。研究型大学是科学研究的主力军，应专注于理论型、学理型人才的培养，尊学为主；高职高专则侧重于当地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应用型、操作型人才的培养，崇术为上，绝不可为了私利，越位行动。重点大学放弃本职工作去办职业学院，而高职高专忙于“升格”，弃自己的优势不顾去培养理论型人才，达到以学代术的目的都是不可取、不明智的。蔡元培认为：“鄙人以为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两者有性质之别，而不必有年限与程度之差。”对于“大学”和“高等专门学校”的功能，他也做了详细的说明：“在大学则必择其以终身研究学问者为之师，而希望学生于研究学问以外，别无何等之目的。其在高等专门，则为归集资料，实地练习起见，方且于学校中设法庭、商场等雏形，则大延现任之法吏、技师以教之，亦无不可。即学生日日悬毕业后之法吏、技师以为的，亦无不可。”[ １４]蔡元培的深刻洞察力对于高等教育如何处理学与术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参考文献]

[ １]辞海（中）[ Ｓ]．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７９． [ ２]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３册）[ Ｃ]．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

[ ３]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著选[ Ｍ]．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

[ ４](美)爱德华·Ｗ．萨义德．知识分子论[ Ｍ]．单德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２．

[ ５](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 Ｍ]．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

[ ６]梁漱溟．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漱溟卷[ Ｃ]．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

[ ７](英)丹皮尔．科学史[ Ｍ]．李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５．

[ ８]刁培萼．教育文化学[ Ｍ]．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

[ ９]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

[ １０]数学：融合在学科群山中[ Ｎ]．文汇报，２００２－０８－１４．

[１１]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第五组．对中国高校科研组织创新与改革的思考[Ｊ]．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０５，（６）．

[１２]许倬云．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Ｍ]．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

[１３]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３册)[Ｍ]．上海：上海书店，１９８３．

[１４]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３卷）[Ｃ]．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

【责任编辑：王立霞】

推荐访问： 探析 取向 中西 方治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