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客观性”基础及其内蕴的“公众性”特征

主题下,软实力的较量已日渐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主要竞争模式。民族的崛起,需要并必定伴随着科学文化的繁荣。因此,面对空前激烈的国际竞争,更需要将科学知识看作是一种比强弩利剑更具持久性和更具渗透力的软实力,需要唤起整个民族对文化和思想的重视。此处,发表我社的一篇采访报道,祈望读者针对文中所提20世纪科学世界的现状、科学之本原和进步、我国的基础科学如何才能健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命题作深思、批判和检讨,共同探究人类科学事业和中国科学的理性发展模式。

在当今我国的科学界,上海交通大学的杨本洛教授或许算得上是一位颇具影响但又广受争议的学者。他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涉猎广泛、成果颇丰,对西方人所建构科学体系的众多领域作了较系统的梳理。他撰写的第12本专著《两类“相对论”形式逻辑分析》刚刚送交出版社。

纵观当今整个知识世界,一股“人本主义 —— 反科学主义”哲学思潮此起彼伏、风起云涌。值此之际,杨本洛教授却逆势而为,近乎顽固地一再强调科学研究必须严格坚持“物质第一性”和“逻辑自洽性”两个基本原则。在这份顽固的背后,是否潜藏某种独具慧眼、另辟蹊径的深层次思考?是否具有源于足够知识积淀的理性支撑?本着强烈的好奇,笔者近日就20世纪科学生活中的若干重大事件,相对论、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量子力学、黎曼几何等重大命题,对他进行了一次采访以及后续的多次笔谈。希望这些坦诚而无所拘束的思想交流,同样能够给读者留下一些思索的空间。

科学的“时代精神和公众特质”本原

中国科技财富:科学是技术发展的必要支撑,对于科学的内涵,您是如何解读的?

杨本洛:科学不能简单等同于技术。科学是用作描述“自存”物质世界的,当然同时也是推动技术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股积极力量。至于针对某一个具体科学陈述做出“是否合理”的评判,可能需要经历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而且,还需要看到,贯穿科学发展的每一个细节、每一次跃变,对其前面的“理论体系”而言,它在本质上往往形成一种“承继性批判和批判性继承”共存的格局。科学研究是严肃的,必须符合于逻辑,暗合“承上启下、否定之否定”的发展模式。因此,只有付出艰辛的劳动,首先真正读懂前人的著述,发现经典理论的不足,在明确指出经典理论错在何处之后,才可能谈得上真正意义上的批判、承继和发展。事实上,因为只允许将科学建基于“客观存在”的物理实在之上,所以只要真正是科学的,它就必然像20世纪初美国著名哲学家皮尔士所说,独立于任何个人或小团体的主观意志和利益,成为所谓“所有科学家能够同样得出”的结论,相应被赋予一种“公众性”的特征。于是,这样一种“科学发展”的模式,必然与20世纪曾经风行一时将自然科学界定为“科学共同体共同意志集合”的库恩所持有的“科学范式革命”理念格格不入。人们甚至可以相信:在需要对科学陈述的“真伪优劣”做出判断时,无需也不应对某个科学研究者的“个体”予以过度的关注。

中国科技财富:您一个人何以能够在如此广泛的领域取得如此众多独立的研究成果?

杨本洛:你提了一个有意思的、并往往为大家关注的问题。其实,科学生活中如果某一种现象真实发生了,那么,这个事实一定存在某种独立于研究者主观意志,而促其发生的某种“客观存在”的物质基础。我之所以能够使用“逻辑批判”的武器,取得许许多多本质上彼此关联的独立研究结果,应该视作是刻画了这样一种历史的真实或必然:既然在目前主要由西方人所建构的自然科学体系中,存在众多科学疑难原本是“人所周知”的事实,那么,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和发展、逻辑分析的工具及其功能的不断完善和提高,解决这些科学疑难自然成为迟早总会发生的事情,无异于“水到渠成、功夫不负有心人”的平常结果,至于到底出自谁人之手并不具特殊意义,甚至无足轻重。

中国科技财富:依照您的理解,前人的理论总会存在某种缺陷,需要后人发现和纠正,是否同样可以将其视作一种历史的必然?

杨本洛:就一般原则而言,你的这种理解是正确的。科学发展必然被赋予鲜明的时代特色。广义而言,科学决定于特定时代的技术水平,并且,还逻辑地依赖于旧有知识体系的合理性或可靠程度。事实上,麦克斯韦那一个时代的西方科学家,在努力使用“数学语言”试探性地建构电磁场理论体系的时候,人们必须明白这样一个简单事实:描述电磁场的“数学工具”尚未出现,那么,人们为什么要求那个特定时代的科学家们不会犯错误呢?甚至不妨相信,如果麦克斯韦不犯错误倒应该是反常的。毫无疑问,如果就电磁场理论而言,历史赋予后人的责任恰恰在于:拿起麦克斯韦时代尚未出现的数学工具,探讨和揭示麦克斯韦所做工作中原则上难以避免的逻辑不当或错误,重新逻辑地建构那个时代不可能完成的理论体系。同样,在反思和检讨所谓跨世纪的“湍流疑难”时,人们仍然应该形成这样一种理性判断:当一个理论体系的问题如此长时间没有解决的时候,那么,它的理论基础一定存在某种重大缺陷。因此,考虑如何“真正合理”地使用已经发展了的现代数学武器和科学理念,完成“流体力学的理性重构”的任务,实现前辈不可能完成的事业,自然成为当代流体力学研究者需要承担的历史使命。当然,也只有做到此,科学才可能成为与任何研究者个体的“主观意志、思想倾向和个人偏好”完全无关,仅仅是用作刻画“客观存在”物质世界的共同知识体系,并且应该成为整个人类的共有财富。因此,无需像人们习惯所做的,过多聚焦于科学研究的“个体”之上,给予他们不恰当的过度关注。

中国科技财富:也就是说不必对“科学研究个体”的过度聚焦,否则难免对科学造成扭曲,所以需要人们格外重视科学的“时代精神和公众特质”本原?

杨本洛:应该是这样。即使是面对像牛顿、麦克斯韦这样一些曾经对人类科学事业做出历史性巨大贡献的科学家,原则上也是如此。自然科学毕竟极大地不同于政治,不同于社会科学。包括数学在内,自然科学只是描述那个“自存”的物质世界的。因此,一旦对科学家的“个体”过分关注,过度夸大或者渲染研究者个体的作用,不仅往往会掩饰甚至扭曲一切合理科学知识必须拥有的“客观实在”基础,而且还会给更多可能仅源于“主观妄想”的臆测或杜撰留下了生存的空间或缝隙,从而与科学的“客观性”本原背道而驰。

事实上,这才是自己常常提起20世纪初的美国著名哲学家皮尔士,需要人们格外重视他特别强调科学知识必须具备的“公众性”特征,需要认真领悟贯穿于整个科学发展历程之始终的一种“内蕴”的时代精神,乃至需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重新认识、评价和理解人类科学事业的变迁和发展的缘故。任何一个科学工作者一旦形成这种理性意识,真正读懂前人的书,发现前人书中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或者只能暂且存疑的,努力使用“逻辑批判”的武器,进行一种“整体性”的以及“追根溯源式”的思索,那么,解决历史遗留的众多科学疑难也就应该变成顺理成章、顺乎自然的事情,与是否出现一个西方人往往特别喜好称作的“天才人物”毫无关系。

反过来说,如果一个“科学陈述”真的只能建构在某个研究者个体的“直觉顿悟(公理化假设)”之上,只允许常人凭借一种“科学偶像崇拜”的情结而接受,像当今科学界某些大人物一再告诫人们的那样,必须当作一种“科学宗教”来信奉,乃至认同20世纪西方哲学形形色色“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的主张,彻底否认科学必需的“客观性”基础,公然拒绝科学陈述的“逻辑自洽性”原则,最终将用作描述“自存”物质世界的自然科学异化为一个只是以“科学共同体”名义称谓的小团体的“共同意志”的集合,那么,本来意义的科学已经荡然无存,西方人曾经引以为豪的“古希腊理性精神”只能重新让位于新的神学、无知和愚昧。人们总可以坚信,任何只允许建基于“偶像崇拜”之上的陈述,就绝对不可能真正成其为科学;并且,只有认识到当代科学世界这种凭借“偶像崇拜”来建构科学体系反常的普遍存在,才能够理解20世纪西方知识社会形形色色“反科学主义”哲学思潮何以如此泛滥的另一种反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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