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伟大的技术革命许也是最危险的

报告的重点则放在基因驱动上。虽然那些建议并不具备法律效力，但是联邦资金能够部分决定某些科学研究项目的存亡，全世界对科研项目提供资助的机构也通常会遵循专业机构提出的指导方针。

实际上，科学家利用Crispr进行的大多数研究都不存在太大争议。比如，研究人员曾经无法理解为什么决定苍蝇翅膀上脉络纹路的基因同样存在于蜘蛛体内。你可以对蜘蛛的基因进行测序并确知有一种“翅膀基因”存在于它的基因组中，但是它并没有让蜘蛛长出翅膀，除此之外你一无所知。现在，只需要不到100美元的费用，一名普通的蜘蛛学专家就可以剪掉蜘蛛胚胎里的翅膀基因，然后观察蜘蛛生长的形态。如果形态变化很明显——比如它的爪子没有形成——你就会知道，在进化过程中，昆虫与蜘蛛拥有共同祖先，而翅膀基因在昆虫系分离出来之前，是有其他不同作用的。随便举出一种生物和一种基因，肯定有人在进行类似的尝试。

学研机构以及制药公司的实验室也已经着手开发基于Crispr的研究工具，比如患有肿瘤的老鼠（cancerousmice）——这是测试新型化学疗法的最好工具。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团队和张锋一起，使用Crisp-Cas9在几周之内就培育出了患有肝癌的实验室老鼠。这类实验工具此前需要一年多的时间才能被培养出来。其他研究团队在致力于研究对细胞或者药物进行单基因变异测试的方法，以求能够理解为什么药物能够在某些情况下有效而对另外一些情况无效。张锋的实验室使用这种技术了解哪种遗传变异会让人们对一种叫作维罗非尼（Vemtafenib）的黑素瘤药物产生抵抗力。他确认的基因组或许能为制药者提供研究目标。

真正赚钱的方向则是人类保健。你能够找出到底是哪些基因组让人类感染艾滋病毒——虽然这个想法距离真正付诸实现还要有几十年时间，但是当你确认它们对于其他更重要的生命特征没有作用之后，你就可以在胚胎里“修正”它们。它会让人体产生对抗病毒的免疫力。

但是，直接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编辑在道德和法律层面引发了一系列警告。它违反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政策，并且至少在精神上与联合国的《世界生物伦理与人权宣言》背道而驰。（当然，美国政府表明不会资助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之后，一些私人实体已经自行筹集了几百万美元。）人类基因工程更是走向完全错误的方向——但是现在已经没人会觉得它只存在于科幻作品中了。

即使科学家们从未试图设计婴儿，阿西罗玛会议的与会者们40年前的担忧现在看起来反而更加明显。世界变了。“起初，基因组编辑只能在几个大型实验室中进行，他们投入了大量精力，做出了千百次尝试，仅有一两次获得成功，”斯坦福大学生物伦理学家汉克，格里利（HankGmely）说。“如今一个理科生和一套两三千元的设备就能完成这件事。曾经那些不切实际的空想，现在每天都在发生。这非同小可。”

在1975年，没有人会在乎转基因蔬菜是否应该被市场接受。没有人有能力检测一个胎儿的DNA，更不要说给它们们测序。如今，大批投资者争先恐后地要把基因工程的产品投入市场。Crispr几乎毫无阻碍地融入到现代文化之中。

另一个奇怪的逆转是，对此表现得更为恐惧的人是科学家而不是老百姓。我问丘奇，Crispr令他想到的最恐怖的噩梦景象是什么，他喃喃地讲了几句与武器有关的话，然后立刻沉默了。他说希望自己能够把这个想法的任何细节带入坟墓。但是，还有几千位科学家在研究Cfispr，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同样小心。“你无法阻止科学的进步，”吉内克说。“科学就是科学。”他是对的。科学给人以力量。而这种力量的强大不可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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