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中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的法律防范及争端解决

摘要：政治风险与法律风险是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开展投资贸易的最大担忧，也是我国企业“走出去”开拓海外市场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其中法律风险往往是由政治原因引起，而法律手段又是应对政治风险的有效方式，政治与法律两大要素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的。“一带一路”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主要包括东道国政府更迭影响投资合同正常履行、东道国工会对当地政府和民众的影响、非市场化国家缺乏契约精神、恐怖袭击、战争内乱、资产国有化、货币兑换限制以及资产跨境转移限制等，法律风险主要集中产生于海外投资的市场准入、资产运营和资产退出阶段，涉及外资企业产权、投资范围、环境保护、税收、知识产权、劳工保护、资产退出等内容。通过对“一带一路”政治风险与法律风险的客观分析，结合相关国际经验与国际惯例，探索建立以法律为主要方式的“一带一路”海外投资风险防范机制与争端解决机制，将政治风险与法律风险的有效防范、管控和解决贯穿于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动态的全过程，不仅为维护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权益提供相应法律保护，更能为加强“一带一路”法治建设、营建“一带一路”良好法治营商环境奠定基础和创造前提。

关键词：“一带一路”；海外投资；政治风险；法律风险；防范机制；争端解决

中图分类号：F12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266（2018）08-0109-10

一、引言

我们生活在法律化的世界之中，法律是全球化得以表达的专用术语。法律不仅是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体系，也是建构世界的物质力量。在世界经济领域，服务贸易已取代传统的货物贸易成为主流，数字网络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国与国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世界贸易投资行为越来越具有规则化的特征和倾向。美国近期对华发起232调查、301调查，对中兴通讯公司执行出口禁令，对产自中国的钢制轮毂产品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等一系列单边主义贸易措施，都是在打“规则牌”，试图以“规则顺差”弥补贸易逆差。面对近期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抬头，我国更应坚定不移地顺应时代潮流，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践行经济全球化理念，为“一带一路”倡议装上规则之轮、法治之翼，加强“一带一路”法治建设。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投资贸易领域，我国企业正面临严峻的政治风险和法律风险，为保障我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需要尽快建立和完善海外投资风险防范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保护广大海外投资者的正当权益，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一带一路”中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分析

（一）“一带一路”沿线投资政治风险分析

虽然近年来我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成绩斐然，但海外投资中的政治风险依然突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发布的《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2017）》中，列明了沿线35个主要国家的投资风险评级结果。该评级报告包括经济基础、偿债能力、政治风险、社会弹性和对华关系五大指标四十一项细分指标，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投资风险较高，其中政治风险是最为突出的潜在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多为新兴经济体国家，部分国家和地区政治情况复杂、政权更迭频繁、地区安全不稳定、政府偿债能力有限，具有较高的政治风险系数，投资风险与投资受阻程度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和地区[ 1 ]。因此，需要对“一带一路”沿线海外投资政治风险进行分析研究。

1.“一带一路”政治风险的地缘特点

从地域视角看，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东盟与中东欧经济发展水平最高，较少出现政治风险，政府偿债能力高于其他沿线地区，整体的投资风险较低；独联体与中亚地区相对东盟与中东欧在经济基础、社会弹性、偿债能力等方面较为薄弱，属于政治风险较高区域；西亚地区差异性最为显著，其中以色列与阿联酋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科研能力及军事力量，国内财政与金融系统较为安全，政治投资环境相对稳定，但伊拉克、伊朗等政局持续动荡，常发生军事冲突，社会秩序不安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投资风险系数较高。

2.“一带一路”政治风险的概念解析

首先，需明确政治风险是指因投资所在地政治因素而导致投资者利益产生损失的可能性，并非已然发生并确定的损失。其次，与市场经济领域风险与收益成正比不同，政治风险对投资活动的影响有明确的特殊性，我国企业不可根据对“一带一路”沿線区域政治风险数值的判断和预测来确定其将来的经济收益率，企业往往无法通过对其自身的风险管理有效规避政治风险损失，多数情况下仅能做出予以投资或不予投资的决策。再次，要清晰地认识到政治风险发生于东道国国土范围之内，并不包括东道国本土领域以外的全球性和区域性政治风险。虽然在空间上国家与全球之间的差异较易划分，但国家与其所在地区之间的风险差异有时却无法明确区分，两者之间往往具有较密切的关联性。这使很多国内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风险评估时，往往会扩大一国政治风险所包含的基本概念和领域范围，海外投资风险尽职调查常会受困于此，投资前的考察过程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和成本。最后，应将政治风险归于情报信息的广义范畴。考虑到政治风险来源的多样性，在评估政治风险时需要全面准确地掌握有关东道国的政治情报信息，情报信息的准确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中的投资行为以及项目合作的成功与否。

3.“一带一路”政治风险的主要来源

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近年来我国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沿线投资项目，但是，国有企业因其所有权性质在对外投资时更易引发当地政策对抗、群体不满、社会争议以及反补贴和反倾销等重大问题[ 2 ]。尤其是伴随国有企业竞争中立原则议题的兴起，东道国政府更倾向于将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视为一种国家行为，这无形中增加了我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况且，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中的投资结构过于单一，主要是以自然资源相关产业为主，围绕矿产、电力、交通等领域集中开发，这些行业关系着东道国的经济命脉和国家利益，具有较高的政治敏感性，极易引发政治风险。另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处于经济转型、政治体制改革、军政权力交接、地区政局动荡等阶段，甚至武装斗争、恐怖袭击等极端情形时有发生，例如湄公河金三角流域发生的泰国劫匪杀害中国船员事件以及在伊拉克、叙利亚境内ISIS恐怖组织强制占领由我国企业投资运营的油田、炼油厂，这些不安定的因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的我国企业带来巨大的政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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