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人移民的现代篇

哈佛大学教授孔飞力(Philip A. Kuhn)在中国学界享有盛名。众所周知,孔教授经年耕耘于中国近代史领域,先后出版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叫魂》等专著,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并被翻译成中文而广泛传习。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孔教授出人意料地从业已驾轻就熟的清史领域转而致力于海外华人史研究,并在历经十余年潜心研究后,于二○○八年推出了新作:《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以下简称《他者中的华人》)。

根据孔教授的界定,本书在时段上囊括的是中国海外移民历史的“现代篇”(modern times):其上限,始于一五六七年明王朝正式解除海禁;其截至,终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跨国跨境“移民潮”。笔者以为,该书之特点可以简要归纳为:以大历史的宏观视野重新解读中国“安土重迁”之传统文化,以“他者”的眼光深入剖析华人与移入地社会的多重互动,高屋建瓴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移民“通道—圈”理论模型。

“安土重迁”的新解读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强调以农为本,重农抑商,历朝统治者以各种手段将人口固着于土地之上,令其纳粮当差,永做顺民,因此,“安土重迁”长期被公认为中华民族的本性,许多外国学者亦接受这一说法。然而,孔教授从分析中国历代“海禁”政策的制定及社会后果入手,对“安土重迁”提出质疑,并做出新解。

孔教授援引史实指出,虽然明清时期曾多次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实施“海禁”,但从来就没有完全成功过。无论当时推行海禁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导致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却是共同的,那就是冒险破戒者需要从海外贸易和海外移民中获取实际利益。由此可见,“移民”或曰“流动”实际上一直是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战略,民众的基本需求从来就不可能通过政令完全阻止。的确,纵观中国社会发展的漫漫历程,普通民众为谋生存、求发展而离乡背井,游走迁移,史不绝书。无论是闯关东、走西口,还是下南洋,赴金山;无论是国内著名的徽商、晋商,还是名震南洋的华商侨领,无不形成于流动迁移之中。

由此,孔教授对“安土重迁”做出了新的解读。其一,中国文化中的“安土重迁”并不意味着固守乡土,而是表现为即便远离家乡千万里仍然保持着与故乡故土从情感到物质的关联。无论是为逃避迫害的被动性迁移,或是出于经济目的的自愿迁移,无论是长久性的移居他乡,或是季节性的往返流动,迁移者背负的往往是家庭乃至家族的振兴期待,他们的“家”始终扎根在那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上。中国人所说的“一家人”,可能分别居住在相距十里、百里乃至千万里的不同地方,但通过经济上的互惠仍互视为“一家人”。因此,中国人的迁移,不是与出生地和与生俱来之血缘群体的分离,而是既有联系的地域扩展。

其二,正因为中华文化所具有的以上深刻内涵,“安土重迁”的另一面,就是“衣锦还乡”。绝大多数从故土家乡向异域他国迁移的中国人,其意愿多为在国外打拼一段时间后,就衣锦还乡。而且,历史上数以百万计的“移民”也正是这么做的,从而形成了中国特殊的“侨居”文化。孔教授指出,在中文当中,找不到一个能够与英文emigrant完全对应的词。英文emigrant的意思是指“从自己的所在地迁移并(永久性地)定居在另一个地方”;但中文传统“移民”的语义虽然指人的流动,却并不包含“在另一地永久定居”的意思。

既“守”又“走”,地域上的分离与情感和经济上的相连并存,这就是中国迁移文化的基本特征。传统中国人的生活取向是血缘高于一切,其价值的主要尺度存在于他终生归依的那个集团之中。尤其对于从传统乡村走向海外的第一代移民而言,无论立足于何处,其生命之根总是联系着故乡那个与生俱来的群体,而他的人生价值也总是希望在那个群体中得到确认。由此,“安土重迁”与“移民发展”一双看似对立的人生取向,在中国人对于“家”和“家乡”之浓厚情感与执著认同的基础上,获得了统一。

与“他者”的互动

始终将中国海外移民的大历史,置于和“他者”的互动中进行解读,是本书的又一特色。

在海外华人研究领域享有盛名但本人并不具华裔血统的杰出学者,屈指可数,仅就此而言,孔教授研究本身所展现的,就是以族群意义上“他者”的眼光解读海外华人社会。恰如孔教授指出的:如果不了解海外华人身边那些非华人的文化传统,就难以理解他们对华人的态度,也难以理解海外华人的所作所为,因此,研究海外华人,务必关注华人周边的“他者”,并公正反映他们的声音。

在《他者中的华人》一书中,孔教授再度展示了他在《叫魂》中熟练运用的社会心理剖析法,对华人移民置身其中的“他者”条分缕析:从殖民统治者到被奴役的臣民,从独立后民族国家执掌大权的统治集团到洋溢民族主义激情的知识精英;从颐指气使的大富豪到埋头养家糊口的升斗小民,“华人”与周边“他者”之间呈现出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作为外来者,海外华人需要认识了解“他者”并与之共生共存;而后者同样也时时刻刻审视着这些远道而来的异乡人:他们是可以和平相处、共谋发展的新朋友,还是居心叵测的异类?他们究竟是带来新的利益和机会,还是潜在的麻烦制造者,或者简直就是不共戴天的敌人?漫漫数百年,移民与本地人互为“他者”,彼此之间有理解有依存,但也有竞争有对抗。

且以该书对东南亚华人历史的剖析为例。

在当今大约四千万海外华侨华人中,至少80%生活在东南亚地区。换言之,东南亚华人一直是海外华人的主体,而且,近百年来在东南亚国家屡屡出现的各类抑华政策乃至排华事件,一直是各国学人的研究热点。孔教授的大作,同样对东南亚华人社会投以特别关注,虽然没有揭示新鲜史料,却以宏观大视野下凝练出的观点而耐人寻味。

在孔教授的笔下,历史上西方殖民者东来与大批中国移民下南洋之间的碰撞,是当时世界两大文明在东南亚的因缘际会。虽然中国移民与西方殖民者同为东南亚的“外来者”,但欧洲殖民势力的海上扩张与中华文明的海外拓展具有本质上的不同。中世纪欧洲国家在连年征战中业已形成了对武力拓荒的制度性支持,因此,当欧洲殖民者“发现”东南亚的香料、中国的丝绸瓷器能够在欧洲市场上获取暴利时,当欧洲的传教士们自认为肩负神圣使命东来传播基督文明时,无不得到充斥着贪婪欲望之祖国政府无保留的支持,甚至不惜动用舰船枪炮扫除障碍。

反之,历史上中国底层民众跨洋谋生,筚路蓝缕,却因为有悖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而难以得到当朝封建政权的认可,更遑论支持。在中华封建帝国晚期,中国内部经济、社会的系列变迁,虽迫使封建王朝不得不从务实性的角度,重新审视曾经长期处于自生自灭状态下的中华海外贸易和海外移民问题,但一直在意识形态、国家安全、经济利益三大因素的制约下,左右踌躇。因此,当权者以国家利益为基准的考量和政策实施,与海外移民所具有的社会能动性之间的博弈,贯穿中国人五百年海外移民历程之始终。

在东南亚殖民地时期,大量中国移民进入东南亚,与西方殖民者“开发”东南亚的需求相关。一方面,殖民者雇佣了大量华人劳工为其在东南亚各地开矿拓荒建立种植园;另一方面,殖民者还在以下三个领域显现出对当地华人的“特殊需求”或曰“特殊利用”:从事与中国的贸易;充当殖民当局向当地人敛财的代理;成为殖民时代城市化发展的人力资源。据孔教授的分析,东南亚华人如此特殊“功能”的形成,一是在殖民者眼中,华人和西方人一样都是在“他者”的社会中生活,既与当地人无直接瓜葛,亦无乡土根基,具有相对独立性;二是与西方殖民者相比,华人就群体而言,在东南亚生活历史较长,融入当地社会的程度比殖民者深广得多,而且,华人从相貌到文化均与当地人更有相近相通之处。因此,当殖民者以武力成为东南亚的主宰后,为了固化其统治,就利用华人充当统治者与当地人之间的中介,华人因而成为殖民者雇佣承包商、收税人的首选。

虽然真正成为殖民者御用工具的华人并不多,通过此道而得以被接纳入殖民体系并大富大贵者更少,但是,由于华人处于殖民统治当局与当地民众之间,在社会矛盾激化时作为代理人而首当其冲,因此,殖民者基于自身利益偏好所做的选择,导致当地民众形成了“华人乃殖民同伙”的刻板印象。在东南亚独立后尤其是民族主义高涨之际,基于族群基础而建构的此类社会刻板印象的延伸与扩散,就成为排华事件此伏彼起的潜在动因。

以史为鉴,孔教授进而指出,东南亚独立后当地社会反反复复出现的各种“华人问题”,就本质而言,是东南亚国家的本土问题。由于独立后东南亚民族国家满怀民族主义理想的社会精英们,内心深处仍然不自觉地用前殖民者的眼光去审视本国华人,认为那是一个曾经推动了殖民社会经济车轮运行的族群,由此,在弘扬本国民族利益至上的时代,对曾为殖民帮凶之华人族群的排斥、挤压乃至打击,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在民族主义的旗号下对普通民众所具有的煽动性,不容低估。

“通道—圈”的理论建构

倘若将本书与孔教授享誉学术圈的《叫魂》一书相比较,可以看出作者在研究手法上的改变。前者以小见大,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原始档案中挖掘资料,从深入剖析个案入手,解读大历史;而《他者中的华人》则是在对前人资料成果进行重新梳理比较的基础上,精炼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论构架,即中国移民的“通道—圈”模式(corridor—niche model)。

孔教授指出,纵观中国人海外移民的数百年历程,可以看到在移出地与移入地之间长期延续着条条“通道”。此类“通道”并非如丝绸之路那样显现于现实的地理空间,而是经由潜在的亲缘乡缘之关系网络编织而成。“通道”的构成元素一是实质性的,即人员、资金、信息的双向流通;二是虚拟性的,即情感、文化乃至祖先崇拜、神灵信仰的相互交织。在交通不便的年代,穿梭来往于移入地与移出地,为移民传递家书钱款的个体“水客”和体制性的“侨批局”,是通道的实际载体;而到了信息发达的今日,从电报、电话、传真到电子网络等无所不在的通讯体系,再加上现代交通发达便捷,使得通道运作更为通畅,功能也更加多元。

与“通道”相辅相成的,是在通道两端,即特定移民群体的移入和移出地双双形成的“生态圈”。在移入地,那是一个保持中国移民群体文化特色的小环境:可能是相对集中的商贸经营区或行业圈,也可能是在血缘地缘基础上建立的庙堂宗祠、社团学校等;可能是实体性的,即形成于现实空间的“唐人街”,也可能是潜在的,即可以在需要时组织动员群体力量以采取共同行动的社会网络。

“生态圈”在移出地的体现就是独具特色的“侨乡”。背井离乡者的乡土情怀及现实利益导向,促使他们在异乡谋生时,谨守寄钱回家建房购地、赡养家人之天职。而且,一旦有所积蓄,往往就通过向家乡捐赠善款,扶危济贫,建庙立祠以提高自己的声名,历史上还不乏海外侨亲资助家乡地方武装以“保卫家园”的记载。在政治上,谋生他乡的“成功者”,更是通过买官鬻爵,与故乡之文人、官僚汇聚一起,形成享誉一方的精英群体,参与到地方治理当中。由此,侨民、侨亲、侨眷、侨汇、侨房、侨官、侨务、侨委乃至当代社团组织如“侨联”等,构成侨乡生态圈的基本元素,潜移默化地融入当地普通百姓的行为举止习俗之中。

孔教授认为,在本书所探讨的中国现代史时期,以“通道—圈”为标志的移民文化在东南沿海及岭南地区,业已呈现出制度性建构,其表征主要有四。其一,移民实际上已经成为当地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只要条件允许,劳动力就会通过空间流动以寻求更高回报。其二,移民社群的人员、金钱、信息、文化,在移出地和移入地之间经民间通道循环往复,移民共同体业已成形。其三,移民社群深受商业文化熏陶,经商意识超越社会阶级界限传播,并且自然而然地转化为移民谋生异域的技能。其四,移民在异地建立的乡缘亲缘会馆,业缘行会,从祖籍地分香而立的庙宇、宗祠等,成为移民制度构成的文化元素,由此在中国国内南下移民聚居的东南沿海及岭南地区,形成如马赛克般的方言习俗、民间信仰和人口结构,凸显了这一地区成为主要移民地的特殊性,随之,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进一步向国外流动的主要发源地。当如此移民“通道—圈”发展成为一种地域性文化后,移民就不再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而是一种文化生态,因此,必须始终将通道的两端作为相互关联的部分结合进行研究,才能理解移民的动力、机制及认同特征,理解侨乡社会的经济文化取向。

孔教授的分析还指出,当客观环境有利于移民流动时,移民通道两端的人员、资金、文化相互交流,不断强化移民群体从原居地带到移入地的文化族群认同。然而,一些不利因素也可能制约乃至破坏“通道—圈”模式,例如,当原居国或目的国政府建立限制贸易和人员流动的人为障碍时,就可能阻隔通道的正常流通;又如,如果没有新移民进入,而在移居地出生成长之新一代又因为完全融入当地社会文化当中而对祖籍地一无所知,那么,“通道—圈”就无以为继。

可是,尽管上述不利因素在历史上曾反复出现过,中国移民的“通道—圈”模式却从来没有完全消失过,其原因何在?对此,孔教授援引香港大学柯群英(Khun Eng Kuah)的研究进行剖析。柯群英在《重建侨乡:新加坡人在中国》(Rebuilding the Ancestral Village: Singaporeans in China)一书中,以从福建安溪移民到新加坡的柯氏宗亲群体为例,为我们生动描述了一个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海外移民重建侨乡认同的典型事例。从战后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因为中国与东南亚之间敏感的政治关系,在新加坡成长的新一代华裔已经淡漠了对于祖籍地的认知。然而,当中国改革开放打开与东南亚正常交往的大门之后,新加坡老一代柯氏移民即刻行动起来,推动并引领柯氏新一代踏上了返乡寻根问祖的归途。在与家乡实现互助共赢的利益导向下,侨乡记忆被唤醒,侨乡纽带被延续,侨乡认同也在新形势下被重构。据此,孔教授指出:“通道—圈”模式并不仅仅是中国第一代移民的权宜之计,而是沉淀为一种代代传承的文化传统,更重要的是,它具有跨时代的韧性,具有通过内在动力实现重生与自我完善的特性,并且在当今时代更彰显其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博弈中的特殊意义。

《他者中的华人》以大历史、大叙事的手笔,将中国移民走向世界的五百年历史,融会贯通于同期世界格局发展变化的大框架中,读来令人领悟深远。更重要的是,孔教授在展示全球华人移民五百年历史精彩画卷的基础上,有力论证了其重要观点: 海外华人历史是中国历史的题中应有之意,是研究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由是,海外华人研究被提升到新的境界。

(Philip A. Kuhn,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8; Singapore: NUS Press,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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