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寻鱼记

总结道：至少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水域环境虽有变化，但恶化程度有限。

被城市驱赶的鱼儿

接下来的三十多年，北京的土著野生鱼类，以几乎平均每年一种的速度消失。

北京的河流均属于海河流域，分为五大水系：永定河水系、大清河水系、北运河水系、潮白河水系和蓟运河水系。

据2013年5月北京市水务局、统计局发布的第一次水务普查公报显示：流域面积10平方公里及以上河流共425条，湖泊41个，水库88座，总库容93.77亿立方米。

北京的调查标准，河流流域面积与湖泊水面面积，仅为全国的五分之一和十分之一。

这与城市的扩张有着紧密的联系。

据2008年统计，北京建成区总面积已经是1978年的4倍，并以平均每年80平方千米的速度增加，“摊大饼”般不断像四周扩散。北京城市常住人口正以平均每年60.4万的速度增加。2006年，人均年用水量比五年前下降了22%。

同时，由于气候变暖，华北地区长期处于干旱状态，海河流域1990年代的降水量比1950年代减少了三分之一。

与之相应的是，城区内自然、半自然水域面积急剧减小。

张春光在书中记述了北京的断流情况：大清河水系，大石河水系中上游常年断流，下游部分河段枯水季水量不足；永定河水系，1995年后三家店以下地区断流；北运河水系，大兴、通州诸多渠道断流，只有温榆河保持常年流水；潮白河水系，潮白河顺义段1999至2008年常年断流；蓟运河水系，金海湖入库及出库河段均常年断流。

根据研究人员多年的调查，北京地区目前可以采集到41种鱼类，与原有记录相比减少了33种。

一些北京地区特有、重要的鱼类物种，就此不见踪影。

尖头高原鳅是鱼类学家黄振寿和张春霖在1931年永定河水系山区河段三家店一带发现的新品种。学界对于这种个体较小的鳅类，了解甚少。三家店是其唯一物种发现地。

“曾经野采了几十次，从来没有见过。”张春光一脸遗憾，“但并不能断言它灭绝了，也许还藏在某个石缝里呢。”现在，要看到那条北京特有的鱼，只能到标本馆中，可因时日已长，已经“烂得差不多了”。

在北京仅分布于拒马河十渡河段的东方薄鳅和黄线薄鳅，也已经多年未曾采集到。这些北京的珍贵鱼种，还没来得及被系统研究，就销声匿迹了。

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原生鱼摄影爱好者罗浩。为了能拍到一些难得一见的野生鱼类，他常常要从城里驱车来到远郊，在人烟稀少的荒山野岭寻找拍摄地点。他常跟南方的鱼友自嘲：“你们都是出门就野采，我们都是离家一百公里以外—家门口没啥好东西了。”

当他把一些精心拍摄的照片放到微博上时，时常会遇到这样的提问：“这鱼还挺漂亮，好吃么？”

“水死了”

“水没了，鱼怎么活下去？很简单的道理。”张春光解释道。

为了保住城市的地表水不渗入地下，河道治理主要采取渠化、水泥化的方式，先抽干水在清淤，随后铺上防渗膜，将河底硬化，再把水放进去。

这样的做法，直接导致河道原有水生生物的物种多样性单一化。

“活水变成死水了。”赵振刚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他是个原生鱼爱好者，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小时候家住后海附近的白米斜街。

童年的记忆中有两件难忘的事儿：亲眼看见有人从后海摸到超大的河蚌；一个玩伴在里面扎猛子的时候，被河底的水草缠住，差点没救上来。那时候的后海里，随意下一抄子就捞到“比水族市场的热带鱼还漂亮”的野生鱼。

他随口就能说出一大串名字。

圆尾斗鱼，雄鱼繁殖期尾部和鱼鳍布满蓝宝石般的亮点，在水面吐泡沫做巢。两条雄鱼碰面，会拼命展开身体，显摆色彩，随后打个你死我活。这种耐低氧的迷腮鱼，被公认为北方地区生命力最顽强的一种。

子陵吻虾虎和波氏吻虾虎会猛然张开大嘴，夸耀腮部的特有的纹路，将入侵领地的同类驱逐出领地。

此外，他还见过大鳍、彩石、兴凯等好几种色彩各异的鳑、鲏、类，眼睛泛蓝光的中华青鳉，具有金属光泽的中华多刺鱼以及数不清的麦穗鱼和虾类。

后来，后海进开始了清淤铺砖的治理工程。这些“皮实（生命力顽强）”的小型鱼类数量和种类，都渐渐减少了。只有麦穗这类适应性强的鱼类，还能经常出现了。

赵振刚分析道：“凡事都有两面性。经过上游多少年积攒下来的淤泥没了，河蚌减少，鳑鲏和无处产卵，同样的道理，水草减少，圆尾斗鱼的泡沫巢也无法在水面固定住。”

这种结果不仅体现在鱼类身上。

“我小的时候，三环还没修完，二环边的护城河里，蛙声一片。”赵振刚的一个朋友是北京动物园两栖动物馆的工作人员。据他介绍，那时候二环内能看到的花背蟾蜍如今六环内都难见踪影了。包括黑斑蛙、中华蟾蜍等曾在北京广有分布的蛙类城区内的数量也日益减少—“一年清几次淤，河岸也糊上水泥了，它们躲哪去？”

远离城区的郊区河流也未能幸免。

中华多刺鱼俗称“刺儿鱼”，连鸭子都不爱吃它。北京地区是其在东亚大陆的最南分布，曾广泛分布于怀柔的西四渡河。河道治理后，这种栖息在沉水植物、石头间隙中，有着叼细叶水生植物茎叶筑巢护卵行为的小鱼，失去了适宜的生存环境。根据张春光近年来的调查，该流域的中华多刺鱼已经只有零星分布。

因为农村生活灌溉取水及农家院生意的火爆，一些山区河段都设置了橡胶坝、翻版闸、分水闸等小型截流设施。通过村庄的河道，基本安插了网箱之类的水产区域。

养殖用水和生活废水往往直接排入河道。旅游旺季，一些郊区河段河水呈茶褐色，山区溪流的好氧性鱼类，很难生存下去。

张春光调查的过程中，经常发现诸如已被列为北京二级水生野生保护动物的宽鳍鱲、马口等，被捕捞后裹上面炸了，做成农家院招牌菜，名曰“小杂鱼”。

电鱼、炸鱼和“绝户网（网眼极小，将大鱼小鱼一网打尽的渔网）”等捕捞方式普遍存在。据研究人员调查，全市每年垂钓人次达到700万以上，远郊区占60%以上。

而河道长期出于静水或缓流状态，阻碍重重，同样导致一部分野生鱼类的减少。

多鳞白甲鱼分布在房山十渡的拒马河水域。每年冬天，这种暖水性鱼类要钻到当地通河的鱼古洞越冬。第二年谷雨前后的雷雨天气中，集体出洞游入河流繁殖。

“本来洞和拒马河是连通的，鱼可以自由进出，现在因为人工养殖，洞口建了很多鱼池网箱，相当于在多鳞白甲鱼前立起了一道墙。这条道堵死了，它还能存活么？”

就连青草鲢鳙四大家鱼，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因为野生环境下，它们产漂流性卵，鱼卵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有流速和水温变化的河道，才能孵化出鱼苗。而目前北京的河道已经不具备供它们自然繁殖的条件。

“北京的野生种已经消失了。咱们吃的，都是引入种。”他说道。

尴尬的抢救

近年来，因为一些野生鱼类出众的外形体色，国内兴起了原生鱼类野外采集、家庭饲养繁殖和观赏的潮流。

赵振刚现在是原生鱼类论坛“两江中国原生（以下简称两江）”北京地区的联络员。这个已经有十年之久的公益性网站，曾发布一个几百字的“野外采集自律公约”，在全国各大鱼类论坛引发热议。

公约倡议鱼友们在野采过程中，“不以赢利为目的”、“不采捕受保护濒危鱼类、幼鱼和繁殖期成鱼”、“拒绝具有危害性的采捕形式”、“不公开野外采集地信息”、“原产地采集，原产地放生”。

“理性的野采，繁育出一定规模数量，再放归原生地，可以让当地的原生种群数量提高，而不至于面临灭绝之灾。”两江的创始人张志刚，告诉《中国周刊》记者。

然而，这在北京却难有实质性效果。

“好不容易救下一拨鱼，却找不到再适合放生的水体了。”赵振刚无奈地解释道。

数不清的悲剧，让他痛心不已。

三年前的十一长假，他在门头沟下苇甸落坡岭的一条溪流里，发现了大量的宝贝：宽鳍、马口、鳑鲏、吻虾虎、刺鳅、北鳅、圆尾斗、黄顙还有叫不上名字的鰁类。随手翻开河滩的石头，就能发现几只小河蟹，“多得满地爬”。他把鱼都放了，带回了两只挂着籽的螃蟹，还在家里孵出了几百只小螃蟹。

第二年春天，他带着孩子想把小螃蟹送回原产地，却发现，溪流没水了，成了光秃秃的石头滩。他只好开着车一直沿河床往上走，直到最上面的水库，才看见水。

而另一条经常野采的河流也变了模样。去年再去的时候，正赶上河床改造，尘土弥漫，一群施工人员沿着河道，从山上往下铺砖。询问后，对方告诉他，这是为迎接园博会整治河道，美化环境。

潮白河顺义、通州交界的某处河段，他根本没看见水，河床上只有进进出出的卡车，不知在挖沙子还是倾倒建筑垃圾，“就跟个大工地似的”。

他曾在房山一条小河里采集过较为珍惜的拉氏拉氏和中华多刺鱼，当时兴奋不已。隔了一年再去，水还在，却已经变成了蓝色，“就跟刚刚洗完衣服的水一般”。2009年的北京水资源公告显示，监测河流中，劣于V类水质的河长占到了45%，达标河长还不到一半。

“这样的水，对皮肤都有刺激性。”张春光说。

去年，赵振刚在顺义后沙峪游玩，沿着当地温榆河段的直流溜达。走着走着，河断流了，河床散落着塑料袋、煤渣等生活垃圾，遍布腐臭、干枯的鱼尸，还零零散散分布着一些小水洼。

一个泥坑里发出声响—密密麻麻的鱼正挤在里面，噼里啪啦地挣扎。“一个个哈哧哈哧地伸出头呼气，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赵春光借来两个大桶，把泥坑里两百多条鱼全捞出来，又开车去天通苑的同学家去借增氧泵。随后马不停蹄地寻到枯柳树环岛附近的罗马湖，水质并不怎么好。“但那是最近的，短期内不会干的水域。再耽搁，就都憋死了。”他摊了摊手，干笑一声。

有不少鱼身上带着伤，长了水霉，也都一股脑全倒进去了。

赵振刚叹了口气：“已经尽我所能，之后的事，就看它们的造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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