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启钤：中国近现代文化遗产保护的先驱

2007年6月9日的中国第二个“文化遗产日”在一系列隆重的纪念活动后结束了，然而，热闹过后，我们该深层次再思考些什么?如保护文化遗产是不是在为展示人文奥运在做贡献，面对2008年奥运会倒计时一年，北京的建设是不是以保护为重，实现城市化发展与城市文化内涵的完美结合，尤其要防止城市的“失忆症”，防止任何割断历史文脉的延续和城区基本肌理的丧失行为的再发生。亚里士多德在2000多年前曾说，“人们之所以愿意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美好”。这则论断颇像我们在“文化遗产日”宣传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时所强调的文化竞争力决定着城市竞争力，城市是文化的容器，建筑是城市记忆的贮存器，城市发展必须延续并寻找文脉。事实上，早在2006年4月20日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诞辰105周年之际的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们认为2006年也是由朱启钤先生创立并由梁思成等继承的中国营造学社停止工作60周年，这笔宝贵的建筑文化遗产思想应广为传播。应指出2007年1月9日是梁思成先生逝世35周年纪念日，2007年又迎来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大家朱启钤先生诞辰135周年。为纪念这些快被遗忘的历史及其人物，并把它纳入文化遗产系列活动之中，从而感受在北京成立于1930年的中国营造学社前辈们怎样在国难当头，为中国文化传承所做出的非凡努力及产生的国内外影响力，这是在历时半个多世纪后，我们在众文人中以朱启钤为代表的一代思想家及其精神的特殊意义。

1　朱启钤先生乃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的思想大家

朱启钤(1872～1964年)，贵州阴阳人，字桂辛，晚年号蠖公，人们称他桂老，1872年生于河南信阳，1964年卒于北京，享年92岁。他的一生正处于中华民族从苦难深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进入大变动的时代。过去，人们往往简单地把朱启钤视为“政客”，但他一生的活动绝不局限于政治方面，他更是一个杰出的实业家、古建筑专家、文物收藏家，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朱启钤任内务总长仅三年时间，同时督办京师市政，因此在他任职期间即办了一系列造福北京市民的大事，如改建正阳门，打通东西长安街开放南北长街、南北池子，修筑环城铁路等。当年，朱启钤提出改建正阳门计划之初，京城几乎哗然，认为此举将破坏京城风水。反对之声此起彼伏，但袁世凯为了表示对其的支持，还特制一把银镐，上镌“内务部朱总长启钤奉大总统命令修改正阳门，朱总长爰于一千九百一十五年六月十六日用此器拆去旧城第一砖，俾交通永便”。后来朱启钤一直珍藏着这把银镐，去世后由他的儿子朱海北先生将这把纪念镐赠给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现珍藏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此外，朱启钤还绿化市区，疏浚护城河；创办北京市的第一个公园——中央公园；开办中国的第一个博物馆——紫禁城外廷的古物陈列所；为了增进民众游乐福利事业，开放了诸多皇家艺苑京畿名胜并制定了我国最早的古建保护法“胜迹保管规条”；民国初年创办传染病医院。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疾病的传播；朱启钤还是一位杰出的管理人才，他深知煤炭对发展民族工业的重要性，于1899年创建中兴煤矿公司，这是旧中国唯一由华人自办的采矿机构，是旧中国矿业颇有成效的佼佼者，另在经营上，朱启钤十分重视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并大胆使用技术专家；民国以后，为适应达官显贵逐渐欧化的生活方式，并打破外国侵略者霸占北戴河海滨的野心，朱启钤于1918年开始号召在北戴河避暑的中国上层人士，创办起地方自治公益会，标志着北戴河海滨的开发建设自此有了统一管理，统一领导和统一规划，是北戴河疗养区成立以及繁荣昌盛的开端，当然其中也包含着一种朴素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主爱国情怀；此外，朱启钤热心宣扬文化事业，珍视祖国的历史文化，成为迄今可赞誉的早期民族文化遗产保卫的楷模。

2　朱启钤乃中国古建营造的卓越组织者及开创者

朱启钤所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这是我国第一个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学术机构。当朱启钤在清末创办京师警察市政之时，对京城的宫殿、苑囿、城阙、衙署不论是遗址或建筑物都一一“周览而谨识之”。当时学术界对建筑的研究，不过是到《日下旧闻考》及《春明梦余录》之类的古籍中去查找考证而已。但朱则常与了解北京掌故的老人交谈，与老匠师交往，从他们那里了解很多北京城的发展源流以及匠人世代口授的操作秘诀，这些都是不见经传的材料。朱启钤认识到这些都是研究中国营造的可贵资料，因此他“蓄志旁搜，零闻片语，残鳞断爪，皆宝若拱壁”。其他如一般学者不重视的《工程则例》之类的书他“亦无不细读而审评之”。他认为，既然清代已有《工程则例》这样的书，那古籍中肯定还会有类似的记载，具有发掘价值。尤其当朱在任内务总长时，深感“兴一工举一事”，皆属“建设之物，无程序可循，辄感载籍之间缺，咨访之无从”，因而下决心“再求故书，博徵名匠”。

朱启钤虽然大半辈子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但他对建筑的认识却与近代的观点十分相似，这是他的进步可贵之处。近代学者普遍认识到“建筑是民族文化的结晶，也是民族文化的象征”。朱启钤在说明为何定名“营造学社”时又进一步阐明了他的建筑观，他说“本社命名之初，本拟为中国建筑学社。愿以建筑本身，虽为吾人所欲研究者最重要之一端，然若专限于建筑本身，则其于全部文化之关系仍不能彰显，故打破此范围而名以营造学社。则凡属实质的艺术，无不包括，由是以言。凡彩绘、雕塑、染织、髹漆、铸冶、砖埴、一切考工之事，皆本社所有之事。推而极之，凡信仰传说仪文乐歌一切无形之思想背景，属于民俗学家之事，亦皆本社所应旁搜远绍者”。20世纪6。年代初，梁思成在《掘匠随笔》(一)中曾为建筑作了这样一个公式：“建筑?(社会科学U技术科学U美术)”即建筑学是包含了社会科学与技术科学及美学的，一门多种学科互相交叉、渗透的学科。吴良镛教授说：“在当时(指60年代)还没有交叉学科和多学科渗透等这些名词，但其本质，在梁先生的思想中是明确的”。在30年代初，人们对建筑的观念还停留在砖、瓦、灰、砂、石的阶段，钢筋混凝土结构刚引进不久。建筑还没有发展成一门复杂的技术科学(许多门技术科学的综合产物)。朱启钤自然也不可能预见到这一点，但对建筑与社会科学及美学的互相交叉与渗透的关系，在他的建筑观中已基本形成。由此可见，朱启钤创办营造学社，并非像其他失意政客一般的沽名钓誉之举，而是他本人多年来对中国建筑的悉心研究与志趣所在。

1939年，天津水灾，营造学社存于英资麦加利银行库中的全部调查测绘资料惨遭损毁，朱立刻电告梁思成、刘敦桢设法抢救出这批资料。但是胶版被水泡坏已无可挽回。朱与原学社职员乔家铎、纪玉堂等人一起将这批图纸胶版逐渐摊开整理晾干，作为原始资料留存。由于底片已毁，朱又指导乔等人将过去

洗印的照片重新翻拍，复制了一套底片妥为保存。为了支持梁思成、刘敦桢二人在大后方的研究工作，他又从这批复制胶片中选出了最重要的一批古建筑图片各加印两套，寄给梁、刘二人各一套。梁思成能够在四川撰写中国建筑史，就因为手边还有这样一套重要的参考资料。20世纪50年代，中国建筑史的研究也主要是依靠朱整理出来的这批资料。还有大批古建筑的测绘图稿，凝聚了全部学社成员多年的辛勤劳动，但因纸薄又经水泡，稍不小心即被碰破。朱更是对乔等人千叮咛万瞩咐，小心翼翼地将它们逐页晾干，重新裱在座标纸上，生怕碰损。今天，这批测稿珍藏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只要看到这批图纸的人，无不为之深深感动，朱启钤确可称为我国20世纪最早的一位中国古建筑卓越组织者及研究的开路先驱。今天我们在为北京中轴线上的明清建筑宫殿而骄傲时，在分享北京奥运会可以彰显人文奥运的文化场景时，在努力完善文化北京的一个个主题时，不能不感谢留住北京传统建设根系的朱启钤先生。所以纪念朱桂老乃属一种文化寻根的行为，是一个业内外都应关注的中国国学之大事。

3　朱启钤及其中国营造学社的历史性贡献

20世纪初叶，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在探索“西风东渐”的文化潮流中逐步兴起，到了20～30年代伴随着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勃起，中国的文化事业也步入快速发展期，如1928～1929年民国政府颁布的《名胜古迹古物保存条例》、《寺庙登记条例》等，都是近代中国较早正式颁布的文化遗产保护法规。这里必须提及的是1930年1月以“研究中国固有之建筑术、协助创建将来之新建筑”为主旨的中国营造学社正式成立。对此傅熹年院士指出“把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作为一门专门学术，建立在现代建筑学、美术史和文献学的基础上，中外学术界公认是自中国营造学社开始，也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据统计，在中国营造学社存在的15～16年间，正式研究人员最多不过17人(1934～1937年)，最少时(1938～1939年及1945年)仅有5人，但却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学术成就。有专家认为，中国营造学社不仅构建了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学术体系及基本框架，同时引领并带动了当时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与理论探索的方向。迄今，由朱启钤及其中国营造学社历练造就的中国建筑学家及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有：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邵力工、卢绳等。历史地看，1928年3月，“营造学会”在北京中央公园(社稷坛，今中山公园)举办中国古代建筑展览会，展示学会历年搜集的古代建筑图书、图纸、模型等，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同时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重视并决定提供资金赞助，它直接促成了中国营造学社的成立。如今透过对文化遗产保护宣传及研究的理解，至少可归纳出中国营造学社的贡献：

其一，它极大地促进了匠作工程籍本的搜集与研究。朱启钤在中国营造学社开会演讲词中说“要重视匠作传统与沟通儒匠的特殊价值”。1931年初入学社的梁思成先生即是遵从朱启钤先生的意图，从学习和整理匠家秘传抄本入手的，其成果陆续刊发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如《大木小式做法》、《大木杂式做法》、《瓦作做法》等。梁思成先生在《营造算例·序》中特别强调匠家籍本远胜于《工程做法则例》的价值。在朱启钤领导的中国营造学社初期，积极收集并整理出版如《园冶》、《工段营造录》、《姚氏营造法源》等典籍文献，朱启钤先生反复讲它们才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共同源头”；

其二，它极大地推动了对古建筑遗构的调研与实测。如迄今业内开始认识“样式雷”图档、烫样及工程作法，这与自30年代初朱启钤的抢救式搜集是分不开的。其最大贡献是，朱启钤开创了“样式雷”世家的建筑专题，作为开拓性研究，刘敦桢先生依据北平图书馆、中法大学所藏“样式雷”图样等文献，先后完成了《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易县清西陵》等重要学术论文。中国营造学社创办之初，是逢日本建筑史学家关野贞访问中国营造学社，他与朱启钤商量，由日方负责实物调查测绘和研究，并以蓟县独乐寺为例，宣称只有日方有能力和经验进行巨大规模的测绘和研究。此事对朱先生刺激巨大，使他更感到现存大量古建筑遗物之珍贵，决心要靠中国自己的人才去进行调研与实测，这也正是朱启钤特别重用梁思成、刘敦桢二人的真正原因。仅从1932～1937年的不完全统计，由法式部主任梁思成、文献部主任刘敦桢二人领衔的古建筑测绘共计2700余处，其中古建筑有206组，完成测绘图纸2000余张(尚不包括1937年后的西南地区的工作)。再如1941年夏，出于对地处沦陷区的北平文物建筑安全的担忧，朱启钤先生约请当时主持华北基泰工程司业务兼天津工商学院教授的张镈先生，以基泰工程司的名义，与时任北平建设总署都市局长的营造学社社员林是镇签订承揽绘故宫、太庙、社稷坛、天坛、先农坛、鼓楼、钟楼等的合同，绘制范围北起钟鼓楼，南至永定门，紫禁城内建筑是测绘重点，此项工作以绘制精美和数据翔实而饮誉学术界。今日凡登上景山，远眺南北中轴线建筑，都不该忘记为北京中轴线建筑留存图纸的真正策划及指挥者朱启钤先生。

其三，它为华夏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总括了理论并探索了示例。中国营造学社作为技术顾问学社曾受聘于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依据调查、测绘和评估报告，学社申述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实施的古建筑修缮和保护工程。朱启钤先生等曾出任文物整理委员会正式委员，并亲自参与并指导北平文物整理工程诸多重要项目的实施。中国营造学社在诸如《故宫文渊阁楼面修理计划》、《修理故宫景山万春亭计划》、《杭州六合塔复原计划》等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提出的“整旧如旧”、“保持原状”等文化遗产保护原则迄今仍发挥着作用。1935年9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一期发表的《曲阜孔庙之建筑及其修复计划》，则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早期历程中较为完整、系统的重要实例之一，许多理念仍适合于当今传统建筑保护的技术与作法。

应该指出，以中外建筑文化交流的广阔视野及胸襟，观照建筑作为世界文化迁移分合演进的载体，亦是中国营造学社学术宗旨的突出特征。早在中国营造学社创建之初，朱启钤即明确指出“因全部营造史之寻求，而益感于全部文化史之必须作一鸟瞰也。……总之，研求营造学，非通全部文化史不可，而欲通文化史，非研求实质之营造不可”朱启钤还一再强调“建筑本身，虽为吾人所欲研究者，最重要之一端。然若专限于建筑本身，则其余全部文化之关系，仍不能彰显。凡属实质的艺术，无不包括。凡彩绘、雕塑、染织、铸冶等一切考工之事，皆本社所有之事”。由此可见，朱启钤及其中国营造学社建构的学术研究框架，正如同今日吴良镛院士的“广义建筑学”体系，他以致力于构筑宏大的“全部文

化史”之高瞻之瞩，使所倡导的“实质”和“无形”艺术无所不包的学术理念，在今天看来仍具有开创性和创新意义。所以，可以说当代诸如《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中国建筑艺术史》、《中国古代建筑史》等中国建筑史学界的巨著依旧是朱启钤学术理念的某些延续，也可以说从根本上并未超越出朱启钤先生七十余年前所勾划的学术框架。

4　开展朱启钤先生及其建筑学术思想研究的建议

20世纪40年代末，朱启钤住在上海。1949年，周恩来即派章文晋(朱启钤的外孙)将朱启钤接回北京，并将他安置在中央文史馆，任研究员兼任古代文物修整所顾问，北京市及中央有关部门经常征求其对北京市政建设的意见。1957年周恩来又访问了章士钊和朱启钤，并详细询问了生活起居。在朱启钤90岁寿辰时，周恩来总理送了一个大花篮为他祝寿，又在政协小礼堂举行了一次小型祝寿宴会。席间周恩来谈笑风生，这些都表示出总理对朱启钤的尊重与关怀。朱启钤曾对他的家人说“总理是我在国内外所遇到的少见的杰出政治家，也是治理我们国家的好领导。可惜我生不逢时，早生了30年，如果那时遇到这样的好领导，我从前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一定能办到”。著名学者刘仙州先生说“朱启钤在学术方面的贡献，要比他在政治上的活动大得多”。用他自己的话说：“启钤老矣。从有一知半解，不为当世贤达所鄙弃，亦岂能以桑槐之景，肩此重任。所以造端不惮宏大者，私愿以识途老马，作先驱之役，以待当世贤达之间风兴起耳”。这段肺腑之言，表达出他对祖国文化强烈的热爱，同时也倾诉着他对学术无私奉献的话语，朱启钤不愧为研究中国建筑之路的最早先驱者。系统地看，朱启钤先生是近现代城市规划与改造的肇始者；是公众博物馆、公园与旅游胜地的建设者；中国传统建筑理论研究与实地调查勘测的组织者；是中国回收大批重要文物的功臣；尤其是漆器、丝织品等传统技术与工艺研究的倡导者。1945年日寇投降后，任中国文物研究所前身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委员，为国家回收大批流散的青铜器、瓷器等珍贵文物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任地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及古建筑修整所顾问。著有《存素堂丝绣录》、《蠖园文存》、《芋香录诗》、《清内府刻丝书画考》、《清内府刺绣书画考》等书。长期以来，由于多种因素，朱启钤诸多开创性的历史功绩未能得到应有的评价，甚至被忽视。因此纪念朱启钤先生，发掘、保护其故居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总结朱启钤的学术活动与历史贡献，研究朱启钤的学术思想与爱国情操，对于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社会文化发展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与现实意义。

鉴于此，我们认为应极其慎重，但必须是有规模地组织多方学术界对朱启钤建筑文化思想为中线的学术思想“瑰宝”研究，尤其要将此系列活动纳入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及文化北京、文化中国的“寻根”计划之中。故特别提出三点建议，供有关方面关注：

建议一：朱启钤先生故居应纳入较高等级文保单位系列

据调研发现，朱启钤先生在北京故居有两处，其一是位于东城区赵堂子胡同3号，现已挂牌为北京市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其二是这里所特别建议的即东城区东四八条111号。经分析对比感到它们在以下方面有不同特点：

1)赵堂子故居为朱启钤先生捐献政府的私宅，占地面积较大，建筑规格较高；但八条故居为北京较为标准的四合院。

2)朱启钤先生在八条故居居住时间相对较长，尤其是先生晚年直至逝世一直在八条故居居住。

3)周恩来总理1954年、1962年两次亲临八条故居看望朱启钤先生。

4)朱启钤先生重要友人章士钊先生等曾长期在八条故居借居。

5)赵堂子故居目前被多户居民占用，近期清退无望；而八条故居的三个院落均由朱氏后人居住。

6)东四八条的建筑格局与房屋基本保持原貌。故居临胡同口处原有木制牌楼一座，这使得故居与门前过道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空间。

7)八条111号故居南侧现有20世纪70年代加盖的产权为东四街道办事处的三间房屋。东四街道办事处承诺将此三间房屋提供出来，可供有关方面作为纪念朱启钤先生的故居或相关研究活动使用。从此种状况出发建议将东四八条111号立即保护起来。

建议二：在东四八条朱启钤故居正式设立具有学术及展出意义的“朱启钤与中国营造学社陈列室”

建议组成由国家文物局、北京市文物局支持，属地为东四街道办事处及相关研究机构为承办单位的“朱启钤故居陈列室”(暂定名)筹备组，开展朱启钤故居修复、展陈、学术、会议等方面工作的策划。尤其要进一步得到朱氏家族在大陆(含海外)后人朱启钤孙朱文榘先生、外孙张允冲先生、曾孙朱延琦先生等的支持与共识；

建议三：精致进行“朱启钤与中国营造学社陈列室”的内容设置设计

1)筹备“朱启钤与中国营造学社陈列室”图片及实物展；

2)组织编撰《朱启钤先生文集》及《朱启钤先生画集》等著作；

3)筹备于2008年第三个国家“文化遗产日”前夕召开由海内外学者参加的“朱启钤建筑文化学术思想研讨会”；

4)筹备成立“朱启钤建筑学术文化思想研究会”，归口国家文物局管理，同时做深做大能起到学术可持续传播延续作用的田野新考察，使《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的“魂”在今天得到新的继承，发展成新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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