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事业的先驱赵忠尧

检查，还到加州理工学院去调查赵忠尧的一举一动。虽然加州理工学院回答调查的杜曼教授告诉他们这些器材与原子武器毫无关系，但联邦调查局仍然扣去了赵忠尧的部分器材。特别是扣下的四套完整的供核物理实验用的电子学线路，使赵忠尧倍感痛心和悲愤。不仅因为这些线路正是国内急需的，更重要的是这些线路是麻省理工学院宇宙线实验室主任罗西专门派人为赵忠尧制造的。

1950年8月29日，赵忠尧和钱学森夫妇等一起，登上了美国的“威尔逊总统号”。正要起航时，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突然上船搜查。钱学森八百多公斤重的书籍和笔记本被扣留，钱学森本人被指为“间谍”，被押送到特米那岛上关了起来。赵忠尧的几十箱东西也再次遭到野蛮翻查，但对方没有发现什么，因为早在一个月前，他就已经将重要资料和器材托人带回了祖国，而把其余的零部件拆散了任意摆放，成功地迷惑了美国的搜查官员，赵忠尧被放行了。同船的还有邓稼先、涂光炽、罗时钧、沈善炯、鲍立奎等一百多位留美学者。 然而，美国情报局还是回过了神儿，这位差一点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中国学者可能掌握着核心机密！美军最高司令部连发三道拦截赵忠尧的命令，当轮船途经日本横滨时，美军武装人员气势汹汹地冲上船，将赵忠尧押进了美军在日本的巢鸭军事监狱。与赵忠尧一起被关押的还有罗时钧和沈善炯。赵忠尧向美方提出了强烈抗议，但得到的回答却是：“我们只是执行华盛顿的决定，没有权力处理你们的事。”台湾驻日代表团派了3个人，软硬兼施，要把赵忠尧等人带到台湾去，有一次甚至让他们3个人面对一堵墙站好，美国宪兵在他们背后拉枪栓进行威胁，告诉他们如不承认“罪行”，坚持不到台湾去“洗心革面”，就枪毙他们。但赵忠尧他们宁死不屈，坚决不同意到台湾去。硬的不行，再来软的，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发来急电：“望兄来台共事，以防不测。”赵忠尧却回电说：“我回大陆之意已决！”如此纠缠了两个月之久。

美国政府为了扣留赵忠尧，不惜编造出各种谣言，说他窃取美国原子弹的机密，说他和钱学森是同案嫌犯等等。他们仔细检查了赵忠尧的每一件行李、每一张纸上的每一个字，甚至想从他儿子赵维志写给父亲的信中寻找到他们希望得到的“罪证”。但那是一封充满了亲情的信，没有他们想要的东西。

赵忠尧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美军监狱的消息披露后，在国际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世界舆论高度关注，美国科学界也对此表示强烈抗议，中国掀起了谴责美国政府暴行、营救赵忠尧的巨大浪潮，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为此发表了声明，钱三强也联合一批著名科学家发起了声援赵忠尧的活动。钱三强还请他的老师、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约里奥·居里出面，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正义人士谴责美国政府的无理行径。在国内外的强大压力之下，美国政府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只得将赵忠尧放行。

1950年11月底，赵忠尧终于途经香港，回到了新中国。

赤子情深，融汇进新中国壮丽的核事业之中

1950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為原子能研究所）成立，钱三强出任所长，王淦昌、彭桓武为副所长。一大批有造诣、有理想、有实干精神的原子能科学家，从美、英、法、德等国回国，来到原子能所。

1950年11月28日，冲破阻挠的赵忠尧终于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他将带回来的器材和零部件全部交给了中科院物理研究所。

赵忠尧用带回的器材和零件，主持建成了我国第一台70万电子伏的质子静电加速器。1958年又主持研制成功250万电子伏的质子静电加速器。这两项研究的成功，对我国的核事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进入上世纪70年代，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党中央决定狠抓高科技，加强国防建设。1973年，高能物理研究所成立，赵忠尧恢复工作，担任副所长并主管实验物理部的工作。几代人为之奋斗的目标—在中国建造高能加速器，终于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尽管赵忠尧年事已高，但他仍然积极参加了高能实验基地的建设以及有关的学术会议，并带出了一批青年才俊。

1984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破土动工。1989年以来，一批新的科研成果陆续问世，这一切蕴含了包括赵忠尧在内的老一辈科学家的心血，而此时，奋战在科研一线的则是他们培养出来的新一代中青年科学家。

为了表彰他对我国核物理研究的开拓性贡献，香港的何梁何利基金会于1995年向赵忠尧颁发了“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获奖后，赵忠尧当即决定将“何梁何利奖”的奖金全部捐赠出来，设立“赵忠尧奖学金”，以奖励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东南大学、北京大学和云南大学物理系的优秀学生，激励他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勤奋学习。

赵忠尧为人正直、忠厚，一生只知兢兢业业地为国家工作，所得到的荣誉和地位与他的成就极不相称。作为中国核物理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国人对他所知甚少。1998年5月28日，当赵忠尧以96岁高龄辞别人世时，遗体告别仪式极其简单，媒体也无太多报道，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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