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央苏区教育发展的经验与意义

中央苏区教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原理与中国教育实际相结合最为成功的伟大创举，开创了中国共产党成功领导教育建设的先河，开创了中国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新纪元，谱写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光辉灿烂的篇章，是新中国教育发展的宝贵财富。它所创造的经验在今天依然闪耀着光辉，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本文从八个方面论述了中央苏区教育发展的经验与意义。

[关键词]中央苏区；教育；发展；经验；意义

[中图分类号]G5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6)12-0104-05

张挚(1960—)，男，江西南昌人，赣南师范学院中央苏区史研究中心副教授。(江西赣州 341000)

中央苏区教育是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教育的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1927年10月到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之前，是它的创建阶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之后，到1934年10月主力红军北上抗日止，则是它的发展阶段。^[1]中央苏区教育建立与发展尽管只有短暂七年时间，但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原理与中国教育实际相结合最为成功的伟大创举，开创了中国共产党成功领导教育建设的先河，开创了中国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新纪元，谱写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光辉灿烂的篇章，是新中国教育发展的宝贵财富。它所创造的经验在今天依然闪耀着光辉，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一、重视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

苏区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党和苏维埃政府一方面要动员和组织一切力量来对付敌人的围攻，另一方面又要进行苏区各项建设，组织和安排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等。在艰苦战争环境和革命工作十分繁重的情况下，党和苏维埃政府在领导中央苏区建设的伟大事业中，仍十分重视教育工作，把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当作苏维埃建设的一项重要和紧迫的任务。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的两年中，根据现有史料可查的中央人民委员会39次常委会中，专门或作为一项议程研究教育工作的就有20次之多，会议研究讨论的内容有中央苏区教育工作中的各种问题，为正确制订一系列的教育方针政策，及时采取有力措施解决教育发展中的困难和排除“左”倾和右倾错误对教育工作的干扰发挥了重要作用，保证了中央苏区教育事业的顺利发展。

重视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还体现在中央苏区党和政府的领导人用许多时间和精力亲自办教育，深入实际具体指导并参加教育教学工作，不断总结教育经验。毛泽东就是这个方面的典范。1929年4月毛泽东在兴国亲自举办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详细讲解了《兴国土地法》。1929年12月他亲自起草了《古田会议决议》。1930年至1933年毛泽东分别到寻乌、兴国、长冈乡、才溪乡调查，并撰写了《寻乌调查》等四个著名的调查报告，其中详细调查和记叙了当地教育情况。同时，毛泽东还提议并指导创办了“红军通讯学校”、“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以及整个红军学校教育，还兼任过苏维埃大学的校长，并亲自上课。《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就是毛泽东在苏维埃大学上课的讲稿。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总结了苏维埃文化教育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提出了苏维埃教育的总方针和中心任务。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上也在理论上解决了中央苏区教育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使中央苏区教育沿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发展，同时也标志着这位中央苏区教育建设总设计师的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教育理论的诞生。由于毛泽东的率先垂范，中央苏区许多党、政、军领导也都十分重视教育工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张闻天、杨尚昆、董必武等党、政、军领导人重视教育并亲自办教育，不仅使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教育方针政策和措施能够正确迅速地得到贯彻执行，而且也为苏维埃政府各级干部办好教育事业做出了榜样。

在创建和发展中央苏区教育的过程中，党内曾一度出现忽视教育和取消教育的错误倾向，认为教育是和平环境中办的事，把教育与革命战争对立起来。“左”倾机会主义者则混淆了新民主主义教育与社会主义教育的性质和界限，要在中央苏区推行以共产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教育政策。毛泽东在对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目标、任务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适时的批判，并告诫大家：“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为着动员民众一切力量加入伟大的革命斗争，为着创造革命的新时代，苏维埃必须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加在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2]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苏维埃文化教育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群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3]这个指导思想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保证了苏区教育继续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也为新中国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的制订奠定了基础。

中央苏区教育发展过程中重视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的经验告诉我们：教育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只有不断加强党和政府的领导才能保证教育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顺利发展。党和政府在领导教育的过程中，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制定教育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教育事业才能不断取得发展进步。否则，教育事业就会遭受挫折甚至失败，中央苏区教育和新中国教育的发展历史都印证了这一点。教育要发展，党和政府制定的教育路线、方针和政策要得到有效地贯彻执行，领导必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深入实际。当前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与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还存在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要解决教育工作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更好地推动我国教育事业发展，需要各级领导干部进一步重视教育工作，在实践中努力探索新时期做好教育工作的新办法新途径，这一点中央苏区时期的领导人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二、正确处理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使教育为革命战争和苏维埃建设服务

毛泽东在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里明确提出了教育要为革命战争与苏维埃建设服务，这一思想正确处理了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丰富了马列主义教育理论宝库。中央苏区教育服务于革命战争和苏维埃各项建设，主要是围绕革命战争和苏维埃建设的需要努力培养大批的合格人才。

红军教育在继续抓紧随军教育外，创办了步兵学校、特科学校、通讯学校、卫生学校、游击队干部学校、红军大学等。红军教育的深入开展，不仅摘掉了许多官兵的“文盲”帽子，而且大大地提高了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培养了大批中高级政治和军事的领导干部、以及各种军事技术专业人才，他们在革命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据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的《中国党员资料》第27辑记载：1955年9月到1965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度期间，江西兴国县被授衔的将军多达54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都是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红军战士，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都得益于红军教育使他们具备了较好的军事文化素养。

为了适应中央苏区各项建设事业发展对干部的需要，苏区办起了许多干部学校。如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中央农业学校、银行专科学校、商业学校、中央教育干部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以及列宁师范学校等。许多部门和地方还办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干部短训班。这构成了一个多层次、多形式、多规格的干部教育体系，为革命战争和苏区的各项建设事业造就了大批觉悟高、作风好、能力强的优秀干部，也为尔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了许多具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的领导干部。

工农业余文化教育极大地改变了旧中国几千年来农民90%以上是文盲的落后景象，使许多过去的童养媳成为识字明理、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和革命工作的新型妇女，使许多昔日地主的长工、佃农成为有文化有觉悟的革命战士。中央苏区普遍实行义务教育，大部分适龄儿童都入学读书。苏维埃小学教育确定了“训练参加苏维埃革命斗争的新后代，并在革命斗争中训练将来共产主义的建设者”^[4]的培养目标，为此苏维埃小学教育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都进行了改革，还设立了劳作实习和社会工作两门实践性课程，要求学校组织学生到附近红军农场、红军工厂去劳动，参加当地“共产主义星期六”的公益劳动和慰劳红军、查禁烟赌、破除迷信等宣传活动。通过把思想政治教育、知识教育和劳动教育三者结合起来，使学生成为苏维埃政权的小卫士。

历史经验证明，一定的教育总是被一定的政治、经济所决定，而教育又给予一定的政治、经济以促进作用，这是一条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中央苏区教育正是认识和遵循了这条规律，才能够制定正确的教育方针，为革命战争和苏维埃建设培养了大批合格人才，充分发挥了教育对政治、经济的服务作用。同样道理，我们今天开展教育工作也必须遵循这一规律，只有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培养大批的合格人才，才能更好地使教育服务于现代化建设。

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毛泽东根据马列主义的教育理论，把“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作为苏维埃文化教育总方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给中央苏区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央苏区教育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教学制度上保证。《小学课程教则大纲》规定，小学的一切科目都应当使学习与生产劳动及政治斗争密切联系，并在课外组织儿童开展劳作实习及社会工作。小学各年级都安排了劳作课。有些职业学校和专业学校实行半农(工)半读。在1931年7月闽西苏维埃政府为便利学生参加农事，将一学年的假期分为春耕、夏收、冬种三次假。二是在教学内容中贯彻。各级各类学校都注意结合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进行教学，教材中生产知识和日常生活方面的内容占了很大的比例。如在《共产儿童读本》6册教材中，这类内容有95课，占总课数的46%。第三在教学方法上结合。教学方法要尽可能联系本地区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联系日常生活。由于当时教学仪器、直观教具少，有些课则利用自然环境和生产现场进行教学。许多学校组织师生修建校舍，开办园圃，经营畜牧场和作坊。

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中央苏区教育与旧中国教育的一个根本区别，它结束了旧中国几千年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脱离、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相对立的旧历史，开辟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把学生培养成为既能脑力劳动，又能体力劳动的新时代人才。中央苏区教育的这些做法和经验，在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

中央苏区教育发展最大的困难是缺乏教师，建立一支革命的教师队伍是中央苏区教育发展的关键，为此党和苏维埃政府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

一是重视培养工农教师。在1932年2月至8月半年的时间里，临时中央政府有四次常委会讨论创办师范教育的问题，可见当时对培养工农教师的重视与紧迫性。中央苏区培养工农教师首先是开设教员训练班，对一些粗懂文化的工农群众进行集训后分配到学校去工作以应急需。为了推动工农教师训练班的开展和提高培养质量，1934年还颁发了《小学教员训练班简章》，对训练班的性质、任务、对象条件、内容、要求、组织等作出了统一规定，使之规范化、经常化。其次是开办列宁师范学校。从中央到地方都创办了许多师范学校，有高级列宁师范学校、初级列宁师范学校和短期列宁师范学校，形成了由中央、省、县办的多层次和多规格的师范教育体系，在短短的几年中，为中央苏区培养了一大批教师。再次是坚持在职提高。如组织教师讲习所、观摩教学评议会和教学经验交流会来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和教学能力。

二是改造利用旧知识分子为中央苏区教育服务。1929年红军第四军专门发布《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号召旧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党和红军会依据他们才干的大小，分配他们适当的工作。针对“左”倾机会主义者实行的排斥打击旧知识分子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作的报告中，重申并进一步强调：“为了造就革命的知识分子，为了发展文化教育，利用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为苏维埃服务，这也是苏维埃文化政策中不可忽视的一点。”^[5]这纠正了当时党内对旧知识分子过“左”的一些做法，而且也确实有许多旧知识分子解除了思想上的疑虑，投身到中央苏区教育工作和其他革命工作中来。

三是努力改善教师待遇，加强对教师队伍的管理。党和各级苏维埃政府都很重视改善教师生活条件，如龙岩县1930年规定，每年每个教师工薪大洋100元。 1934年2月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小学教员优待条例》，条例规定：小学教员与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同等享受代耕，其生活费、减纳土地税、医疗等都与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一样。还规定：对工作成绩显著的教员和学校实行奖励，此外还要求乡苏维埃发动群众帮助教员家属工作。条例的颁布与实施充分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促进了尊师重教社会风气的形成。与此同时，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还颁布了《红色教员联合会暂行章程》，进一步表明党和苏维埃政府对教师的关心、支持与尊重。还制订了严格的措施防止地方政府随便调动教师的工作，以稳定教师队伍，保证教育工作秩序。

总之，中央苏区党和苏维埃政府重视知识分子，尊重教师，把教师提高到这样崇高的地位，在中国历史上还是首次，为我们树立了尊师重教的光辉榜样，我们要继续发扬光大这一优良传统。中央苏区的教师在条件非常恶劣的环境中，艰苦奋斗，在中央苏区教育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证明，开展教育工作必须首先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充分调动教师的工作积极性，这是做好教育工作的关键所在。

五、坚持依靠群众办学，勤俭办学

处在战争与动荡环境中的中央苏区是地贫民穷，文化教育落后。人口分散的偏僻山村，缺少教育经费，文化教育用品也十分缺乏，中央苏区教育在建立与发展过程中克服了这些困难，走出了一条依靠群众办学、勤俭办学的道路。

首先，依靠群众创造办学条件，勤俭办学。中央苏区教育在办学过程中充分调动广大工农群众的力量创造办学条件，走出了一条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勤俭办学的道路。没有办学经费，就由群众募捐筹集；支付不出教师的薪金或生活费，就由劳动互助组帮助教师代耕或派人做小生意赚钱给教师；没有校舍，就利用祠堂庙宇或由群众献工献料修理废旧房屋；没有黑板，就利用墙壁或祠堂的堂匾涂上烟墨；没有课桌椅凳，就发动学生用砖石、土坯和木板堆砌；没有纸和笔，就用沙盘、石板和石笔代；没有粉笔和红墨水，就用白石泥做粉笔，用朱红石磨成红墨水；没有体育用具，师生就动手挖沙坑，做秋千和单双杠。总之，一切都依靠群众和师生自己动手来解决办学中的各种困难。

其次，依靠群众自力更生，解决师资缺乏问题。解决的办法是群众推荐，能者为师；识字的教不识字的，识字多的教识字少的；依靠群众帮助教师解决生产生活和医疗保健问题，调动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使他们“一师多用”，一个日校教师同时兼任夜校、识字班的教师和俱乐部指导员。中央苏区教育从实际出发，依靠群众来解决师资问题，才使普及义务教育和扫盲运动蓬勃地开展起来。

再次，就是依靠群众管理教育。小学教育和工农业余教育是分散在乡村，与群众关系十分密切。苏维埃政府要求这些文化教育机关和学校必须争取共产青年团、农民协会、贫民团、妇女会、工会、合作社、少先队、儿童团以及学生家长的协助和支持，把学校置于群众团体和群众监督之下。《小学管理法大纲》中规定：“学校必须与学生家长有密切的联系，至少每月必须召集家长联席会议一次”。另外，苏维埃政府还要求教育巡视员除直接到教育机关考查外，还应该询问当地的群众团体以及群众，征求他们的意见。这样不仅能够征求群众对学校工作的意见，而且可以促使群众过问教育，关心教育，从人力、财力和物力上支持教育，真正成为办学的主人。中央苏区教育事业之所以能够得到这样大的发展，与贯彻执行依靠群众办学管理学校的政策是分不开的。

依靠群众办学、勤俭办学是中央苏区发展教育事业的一项伟大创举，是发展教育事业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它的实践经验为抗日根据地教育采用“民办公助”和“以民教民”的办法发展教育事业奠定了基础，也为新中国办好教育，在办学中推行勤工助学提供了经验。

六、办学形式灵活多样

为了适应革命战争和苏维埃各项建设的需要，中央苏区教育采取了灵活多样的办学形式，创办了多类型、多层次和多规格的学校与文化教育机构。有红军学校、干部学校、师范学校、职业学校、小学和幼儿园等学校教育形式，还有多种形式的在职干部训练班和夜校、半日学校、业余补习学校、识字班、识字牌、俱乐部等灵活多样的非学校教育形式。总的原则是：该办什么样的学校就办什么样的学校，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急需的先办，不急需的后办，一时不能办的就缓办。在学制上，伸缩性很大，根据需要与可能，有长有短，长短结合，总的原则是：适应需要，短期速成。在专业设置和课程安排上，根据当时的需要与实际，可以变动，删繁就简，有增有减，总的原则是：精简集中，切合实用。教学形式更是灵活多样，根据农事的忙闲，学生居住的分散和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等情况，可以全日学，也可以半日学；农忙时少学，农闲时多学，白天不能学，可以晚上学；可以采用单级教学，也可以采用复式教学；可以在课堂内学，也可以在校外学。识字教学更是形式各异，子教父，夫教妻，儿媳妇教婆婆；学习的地点和时间也十分灵活，灶头床边、田头地边可以学，乘凉喝茶、下田生产时也可以学。总之，在教学形式上是因人、因地、因时而采用多种多样灵活的形式，加速了人才的培养，促进了中央苏区教育事业的发展。

中央苏区教育创造的灵活多样的办学形式，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种创新，它把办学形式与教育任务、教育内容有机地统一起来，有力地推动了中央苏区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一经验不仅对于目前一些经济落后地区采取灵活多样的办学形式，尽快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有借鉴意义，也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深化教育改革，实现办学形式与教育任务和内容的统一，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七、改革教学内容与方法，使之适应中央苏区革命和建设的需要

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是中央苏区教育建立与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央苏区教育作为一种新型的教育，它的性质、任务、要求都与一切旧教育有着本质的区别，既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办，更不能沿用旧教育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只有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使之适应中央苏区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才能创造出全新的中央苏区教育。中央苏区教育在教学内容改革中坚持以实施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为核心，把政治教育摆在教育教学工作的首位；以适应中央苏区革命和建设需要为出发点，做到教育内容少而精；以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为原则，以遵循教育规律为要求，以教材建设为任务，建立了全新的、体系完整的教育教学内容。特别是克服了国民党实行的武装围剿和经济封锁造成的印刷工具、纸张匮乏等困难，在短短的几年里编印了种类、数量很大的教材。在改革教学内容的同时，为了实现中央苏区教育教学的目的，更好的完成教学任务，十分重视在实际教育教学工作中坚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研究和改革教学方法，探索与总结出了提倡教学民主，以启发式为核心的教学方法，使教学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中央苏区教育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不仅使中央苏区教育很好地适应了苏区革命和建设的需要，真正意义上建立起了与一切旧教育有本质区别的全新的苏区教育，也为此后的抗日革命根据地教育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在教学方法改革中系统化、条理化的提出了以启发式为核心的教学方法，这在中外教育史上还是第一次，它不仅继承了我国教育史上合理的教学方法的精髓，也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教育思想的理论宝库，是中央苏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个伟大贡献，它在我们今天的教育教学工作中仍是一个重要的教学方法。

八、重视教育法制建设，依法治教

为了使中央苏区教育更好更快的发展，中央苏区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教育的法制建设，在短短的几年里，制定了近40项教育法规、法则、条例、方案、章程、办法等，加上关于教育性质、任务、政策等的一些规定，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教育法规体系。^[6]为便于学习和贯彻执行，1934年4月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把中央人民委员会、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制定颁布的24个教育法规，以及《兴国乡村的教育》经验材料汇编成册，定名《苏维埃教育法规》予以颁布执行，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颁布的第一部教育法规，它标志着中央苏区教育进入了一个依法治教的新阶段，开创了共和国教育法制建设的先河，为我国实施依法治教积累了经验。

[参考文献]

[1]董纯才．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第1卷)[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38、39．

[2][3]红色中华[N]．二苏大特刊(第3期)，1934-01-26．

[4][5]老解放区教育资料(第1卷)[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308、20．

[6]董源来，范程，张挚．中央苏区教育简论[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236．

【责任编辑：彭 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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