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歧视到“歧视”：对于美国华裔教育史的回顾和省思

华人远渡大洋、扎根美国的历史已逾百年。华人的教育经历作为美国华裔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美国社会中华裔地位的提升与变迁。从“黄祸”到“模范”，华裔学生的经历恰似一个循环：从最初为了与白人“平等”而斗争，到现在因为与白人“平等”而受到伤害。但其中贯穿的主线，一直是种族主义和歧视。只不过，通过数代人的努力，我们从歧视的对象，变为了“歧视”的牺牲品。

第一批华裔学生：为上学的权利而斗争

19世纪50年代，中国劳工以“苦力”的身份前往美国。这批人往往出身贫困，无力接受教育，且是抛家舍业跨过大洋养家糊口，自然也就不存在“教育”的问题。不过此后，随着他们在美国渐渐扎下根来，许多人也把自己的妻儿接来。此时，教育问题才提上议事日程。

一般认为，华裔二代开始形成规模，并达到入学年龄是在19世纪70年代，与排华运动发展到顶峰大致同时。正是在排华思潮泛滥的大背景下，从1871年到1885年，美国华裔子女基本被剥夺了接受公立教育的权利。他们只好转向私立学校和教会。试想一下，那些本就生计艰难的华工显然无力也无心将子女送到学费昂贵的私立学校。至于教会，出于传教的需要，自然可以少要或不要学费。但是与过去国内农村儿童失学的道理相似，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往往早早地就要离开安静的课堂，为自己和家人的生计奔波。况且，在19世纪美国华人群体中，受洗加入教会的主要还是商人等社会上层分子。因此，劳工子女接受教会教育的机会更加稀少。由于难以接受基本的教育，这些出生在美国的第一代华裔职业选择面颇受限制，多数为体力劳工，如洗衣工、仆人等。他們的生活依然重复父辈的轨迹，难以通过教育改变命运。

真正改变了这种局面的人，并非出自华裔群体的底层，而是精英后代。1885年，加州法院就泰普案判决，加州禁止华人子女进入公立学校的法律无效。华人终于获得了理论上的教育平等。但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一如美国南部的非裔美国人一样，他们在理论上所享有的权利，在实际生活中难以实现。

二代华裔：教育平等，但是隔离

进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批华裔第二代成长起来。他们在学校仍然遭到歧视。在公立学校中，华裔与拉美以及非裔一道被视为异类。

在加州，白人家长普遍认为，自己的孩子与这些有色人种的孩子身处同一个教室，是“莫大的耻辱”。因此，他们坚决强调要与有色人种隔离开来。在美国历史上，民权运动前，南部黑人“平等但隔离”的处境并非个案。在种族成分相对多元的加州，华裔学生也遭到类似的待遇：由于美国采取学区制，公立学校奉行就近入学的原则，加州政府专门设立特别的学校，专供居住在“中国城”的华人孩子就读。与此同时，校园中的学生组织和社团也体现了“隔离”的阴影。在中小学，华裔学生只能参加“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组织的社团活动。这些活动旨在华裔社区内部传播福音，同时帮扶弱势群体自助自强，因而对华裔学生“网开一面”。即使有幸能够进入大学，华裔学生也只能加入亚裔社团。须知，在美国社会，学生社团往往延伸至毕业之后。历史悠久且著名的精英学生社团“骷髅会”就培育了许多位日后的美国总统。社团的成员在社会上互相提携帮助，构成了美国的“圈子”文化。被白人学生社团拒之门外，严重限制了华裔学生日后的职场发展。事实上，二战前大部分华裔大学生毕业只能回到“中国城”中谋职，即使当时大学生紧俏、大学文凭在美国的含金量相当高。原因仍在于严重的歧视，在于与华人在同一间办公室工作，对白人而言仍然无异于“自降身份”。无论是政府还是私人企业，都觉得华人天生“愚蠢”且“肮脏”。相对而言，华人比较可能找到的体面工作，也仅是参加针对华人的教会组织。至于教授、医生等“高级”职业则对他们大门紧闭。

更令今人难以置信的是，不同于今日华人“聪明”的形象，当时华人被认为平均智商逊于白人。20世纪20年代，斯坦福大学教育系在加州公立学校大规模开展智商测试。其中，一位来自中国的硕士生负责对华裔学生的测试。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相对于白人同龄人，华裔学生的平均智商普遍偏低；在华裔内部，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智商低于出身中产阶级的孩子。这个在今天看来富有挑衅和歧视意味的结论，在随后的一些由美国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所重复的测试中再次得到证实。当时，这被普遍视为是“科学”的结论。

战后至今：辩证看待“模范少数族裔”

二战后，随着冷战的升级和应对大批退伍军人的需要，美国开始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国家对于公立高等学校的投资加大，同时通过《国防教育法》资助退伍老兵上学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大批二代和三代华裔得以获得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不过，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华裔选择的专业大多集中在理工科和医科等方面，而在人文社科方面涉猎较少。

随着祖国大陆政局的变化，共产党解放全中国，国民党败退台湾，留学生群体内也是人心思变。有相当一部分人，毅然放弃美国的先进研究条件和优厚待遇，为新中国的建设效力，如钱学森、邓稼先等，后来成为了“两弹”元勋。另外，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出于种种原因选择留在了美国。随着1965年移民法改革，美国对于东半球国家和地区的移民限额放宽。台湾地区的学生成为战后第一批大规模前往美国留学的学生。改革开放之后，祖国大陆学生则取代台湾地区学生，成为了中文世界留学美国的主力军。

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美国政府优先支持理工科方面的研究。政府重视的结果就是，自然和工程科学方面的科研项目多且资金规模大，各高校提供的奖学金亦丰厚且数目较多。这对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台湾地区学生和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祖国大陆学生至关重要，生计得到保证，使得他们能够在国外安心求学。但同时不可忽视的一点是，相较于人文社科，理工科研究受到语言和文化差异的影响较小。毕竟，数字和公式其实是“世界语”。

来自故乡和美国本土的华裔青年一同改变了华裔在美国的负面形象，“模范少数族裔”的提法逐渐兴起。

与此同时，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民权运动中，非裔美国人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但他们并不是这场运动的全部。当时，华裔尤其是大学中的华裔也参与了这场运动，史称“亚裔美国人运动”。这些亚裔大学生主张：全体亚裔无论来源，团结起来争取平等。最为重要的是，在此前的美国社会中，亚裔被带有貶义地称为“东方人”。此处的“东方”正是后来文化学者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中所指代的“东方”。赛义德认为，“东方主义”是一种西方人藐视东方文化，并任意虚构“东方文化”从而形成的一种偏见性的思维方式或认识体系。这些亚裔学生主张用“亚裔美国人”（Asian American）来代替“东方人”的说法。从某种角度看，这也是二战后年轻的华裔美国人进入大学的“意外”结果之一。

当年轻的亚裔学生与大学中盛行的激进主义和反种族主义思想相遇时，不免被其影响。其中，华裔学生组织受到故乡同一时代“文革”的影响，组建了“红卫党”。他们主张用暴力不仅造种族主义的反，而且造“侨领”的反。可笑的是，今天有人论及“模范少数族裔”时，认为此概念的出现源自华裔的“忠厚老实”和“忍辱负重”。其言下之意是，因为华裔遭到不公待遇也不敢反抗，故而“模范”。其实这是一种偏见，否则也不会出现主张武装反抗的华裔激进组织。

不过学界传统观念认为，“模范少数族裔”的出现，乃是出于美国政府和主流社会“制造”种族矛盾和分化“少数族裔”的需要。显然，有中国人这面“战胜”歧视的镜子作为对比，拉美及非裔美国人追求的政策和福利倾斜被认为是“贪得无厌”。

但事实上就笔者的观察而言，现实中后两者依然是享受了政府和法律的“关照”，亚裔反而遭遇了“反向”。正是因为被戴上了“模范”的紧箍咒，条件大致相同的华裔和非裔美国人学生在申请同一所大学时，学校往往优先录取后者，以免被扣上种族歧视的帽子。今日共和党总统竞选人特朗普为何在美国大受欢迎？因为他在种族政策上歧视黑人、移民政策上打击非法移民的想法，其实正说出了美国大部分中下层白人的心声。在美国社会中，种族构成了一把巨大的标尺。过去是歧视弱势群体，现在则是唯恐让人以为存在歧视。以教育领域为例，白人和华裔即使成绩一般，也被视为天生“聪明”，所以无须政府帮助；非裔即使入读哈佛耶鲁，也会被认为必然遭遇不公，所以理应多加照料。换而言之，大部分普通华裔学生享受着“精英”的名，却未必有其实。蔡美儿一家这样代代成才的家庭毕竟是少数，但却被视为华裔的代表，其实这也反映了一种歧视和不公。

作为美国社会对于“歧视”矫枉过正的牺牲品，大部分华裔学生在当下并没享受与其付出相称的待遇。歧视的反面，依然是歧视。虽然很多华裔抱怨，其他少数族裔夺走了自己应得的机会，但是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为什么其他少数族裔能“坐享其成”？只是因为他们的不思进取吗？不是的。从民权运动到2014年的弗格森“骚乱”，非裔美国人一直在为改善自己的待遇和平等而战斗。或许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我们“以和为贵”，但在美国社会中，唯有斗争才能夺回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这才是华裔教育史对于当下和未来最大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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