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相文：近代中国地理学先驱

1911年11月，山海关城楼。举目望去，长城巍峨，大海茫茫，此情此景，令一位头戴毡帽、身着长衫的读书人感慨万千。他随即挥毫泼墨，写下了一首壮怀激烈的七律：

飘残朱果泣孱王，大帽威棱一瞬间。

鬼哭马兰松影黯，日沉辽海血痕殷。

只知故物宜光复，不信天心果好还。

无首群龙方入驭，春秋义例等闲删。

这首题为《辛亥冬月与陶卓如南还，便道登山海关城楼，感满洲兴亡始末因题》的雄壮诗篇，揭示了清王朝“日沉辽海”、“群龙无首”的历史大势，抒发了他以革命破旧立新的凌云壮志。

带着这样的情怀，他投身辛亥革命的洪流中，为实现民主政治而呐喊，带着这样的情怀，他掀起了一场科学革命，成为革新近代中国地理学的先驱。

这位读书人，就是张相文（1867～1933）。

？笏 发明“教科书”

1901年，这是张相文在上海南洋公学教书的第三年。

跟大多数教书先生一样，张相文把自己的地理学讲稿加以整理，编了两种地理教材——《初等地理教科书》和《本国中等地理教科书》。他的初衷仅仅是为那些听他的课，却来不及记笔记的学生提供一份教学参考，没想到一下子印了200万册，刷新了当时书刊发行量的纪录，成了学习地理知识的必读书。

看似内容严肃刻板的讲义，为什么能广受欢迎呢？

形式很重要。

在《初等地理教科书》中，张相文设计了一个名叫“勤学”的小朋友，跟着父亲游历世界各地的名山大川、城市乡村。在游览途中，“勤学”一遇到不明白的事就问，父亲则好似百事通，每问必答。一问一答之间，就把各种地理学知识传播给读者。张相文“发明”的这种科普形式，阅读轻松，寓教于乐，易于接受，能激发学习兴趣，减轻学习负担。

更神奇的是，不经意间，张相文还发明了一个新词汇——“教科书”。后来，他曾撰文说：“教科书之名词现已普行于学界，然出现于中国则自余之《本国中等地理教科书》。”

此后，张相文出于教学需要和自我爱好，继续“发明创造”。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又有《新地文学教科书》和《最新地质学教科书》两本教材先后问世，并成为畅销书。其中，后者还是我国首部自然地理学和地质学著作。

张相文出生在江苏桃园县（今泗阳县）的一个小村庄。幼年家贫，没钱买书，他便站在邻居的书房外听别人读书，几乎是听一遍就能背下来，四邻惊以为“神童”。在县学学官的帮助下，张相文进入私塾，学业大长，19岁时已经闻名乡里，八年后开始在淮滨书院教书，并在桃园知县汪瑶庭家授课。

1894年，张相文开始关注甲午战争。他弄来一张中国全图挂在墙上，把《万国公报》刊载的日军行踪和战略要地标注在这张图上。然而，这种类似“沙盘推演”的做法无法改变战争失败的结局，张相文曾经信奉的“学而优则仕”的理想也由此幻灭。他忽然发觉科举无助于救亡图存，他渴望掌握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来报效国家。

没过多久，汪瑶庭被调往苏州长洲县（今吴县），张相文应邀同往。在这里，汪瑶庭从一位熟识的美国传教士那里获赠一幅世界地图，挂在墙上每天观瞧。张相文也好奇地跟着开来看去，激发了他阅读地理书籍的兴趣。久而久之，他发现这门探讨疆域分界、山川概况、城镇名目、交通矿产的学问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都有密切关系，非常务实。就这样，他放弃了唾手可得的仕途，转而走上了地理研究之路。

1899年，张相文出任上海南洋公学的国文和地理教师。他一边学习日文，一边接触西方科技书籍，编译了不少从日本引进的西方地理书籍，这成为他两年后编写教材的基础。

？笏 创会办刊搞科普

2009年9月17日，天津。

300多位学者云集天津师范大学，参加由天津市教育、科技界举行的中国地学会在津成立百年纪念大会。会上宣布了两件学术盛事：一是将在地学会创会原址附近的海河耳闸公园竖立一座百年纪念碑，二是展示了近年来影印出版的会刊《地学杂志》。

无论是中国地学会的创办，还是《地学杂志》的创刊，都是近代中国地理科学普及的重要举措。而这些，统统离不开张相文的努力。

离开南洋公学后，张相文先后当过广州两广师范讲习所地理教师、淮阴江北师范学堂教务长、天津北洋女子高等学校教务长（后任校长）、北京大学地理讲师。几所高校的任教经历使他越发感到，各地学校的地理学教师各行其是，互不交流。更让他痛心的是，地理知识在中国的普及度低，国人不重视。在津期间，他结识了《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以及学界名流白雅雨、张伯苓等人，他们对此都有同感。因此，千方百计营造重视地理、学习地理的社会氛围，向民众传播地理知识，推动地理学研究和科普的发展，显得很有必要。作为一校之长的张相文，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学术名望，联络天津的教育界人士、地理教师等27人，发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地理学专业学术团体——中国地学会。

1909年9月28日，天津河北第一蒙养院，彩旗飘舞，群贤毕至，中国地学会正式成立，张相文被推举为首任会长，白雅雨、张伯苓、陶懋立、吴鼎昌、傅增湘、章鸿钊、白眉初、姚明辉、王桐龄等人成为早期会员。后来，蔡元培、翁文灏、张星烺、聂崇岐、黄同璋、丁文江、蔡源明等人先后加入。1912年，中国地学会迁至北京，先在国子监落户，而后搬到什刹海。借助首都的政治影响力，地学会在全国各地设立了分会，定期举办各种国内外学术活动。同时，有了中国地学会，中国真正有组织地参与到地理学国际交流的行列。

作为会长，张相文不仅四处化缘，发动名人捐助和基金会赞助，缓解地学会的经费困难，并且到处奔走，促成多次学术交流活动。更重要的是，1910年3月1日，他主持创立了《地学杂志》。

至1937年停刊为止，《地学杂志》先后出版181期，刊登各类文章1520多篇，各种地图140幅。其中经济地理类文章占四分之一强，也有一定数量的政治地理、自然地理类文章，做到了“注重于民生之消长，物产之盈虚，疆域之沿革”。更为可贵的是，《地学杂志》刊登了80多篇调查报告和探险记录，以及150多篇游记，对于普及地理学知识、传播现代地理学思想发挥了积极作用。

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张相文的悉心指导，都离不开他组织的多次实地考察。张相文不仅是组织者，更是执行者；不仅是管理者，更是直接操刀者。翻阅《地学杂志》，经常能够看到他的力作，诸如《长城考》、《成吉思汗园寝发见记》、《河套与治河之关系》等。不少著述的观点颇有见地，比如“秦岭淮河分界线”。

？笏 首提秦岭-淮河分界线

秦岭-淮河一线，是我国公认的南北地理分界线。这条地理界线兼有中国800毫米等降水量线、1月份0摄氏度等温线、温带季风与亚热带季风气候分界线、温带落叶阔叶林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分界线、湿润与半湿润区分界线等多重地理学身份。

那么，重要的地理分界线是谁最先提出的呢？

1936年，翁文灏在《中国土壤与其相关之人生问题》一文中提出，“中国土壤天然可分为两大类。秦岭山脉及淮河以北大部分为钙层土，其南几乎全为淋余土……古称秦岭为中国之大限，此观于土壤分布而亦然也”。1935年，竺可桢在论文《中国气候概论》中称，美国学者葛德石在1934年出版的《中国的地理基础》一书中写道：“……秦岭山脉，自西藏而东，几及太平洋岸。此山脉分中国为两大地理区域，气候、农业与人类活动，均有显著之差异。”

然而，最早发现秦岭-淮河分界线的，并不是他们，而是张相文。

在张相文的文集《南园丛稿》中，可以找到发表于1924年的论文《佛学地理志》。其中，张相文说道：“（中国）就自然形势，分南北中三带述之。北带，即黄河流域。南凭北岭、淮水。”或许是与广东的南岭相对应，张相文称秦岭为北岭。但无论如何，他明确提出，“唯淮水发源于北岭之支麓。实继北岭之正干，而为南北之界线。”这一表述比葛德石早了10年。

不过，这是不是关于该分界线最早的记载呢？

早在1908年，张相文出版的《新撰地文学》第185页就写道，“北带：南界北岭淮水，北抵阴山长城。动物多驯驴良马、山羊；西部多麝鹿犀牛。植物多枳、榆、檀、梨、栗、柿、葡萄”。这是张相文对中国北方地理特征的描述。其中的“南界”，就是南北分界线。

中国古代的不少著作，都将江淮等量齐观，把淮河视为江南政权的天然屏障。随着元、明、清大一统王朝的连续交替，中国人对于南北区域差异的观念开始逐渐定型。而为这一观念画上点睛之笔的，则是采用现代地理学研究方法和对全国地理特征谙熟的张相文。

除了在地理学上的开拓，张相文还受欧美政治思想家的影响，渴望民主，反对专制。孟德斯鸠的名著《万法精理》（即《论法的精神》）也被他译成中文。这一政治追求很快就以革命的方式诉诸行动。

？笏 失败的政治努力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第一枪。

与此同时，张相文也格外忙碌。在天津法租界的梨栈生昌酒店，他创办了北方共和会，作为同盟会的延伸和外围，暗募会费，密运军火，宣传主义，探听敌情。而他本人，则是中国同盟会的老会员了。

这一切，好像都与他的地理学家的身份格格不入。然而，无论是对地理学的兴趣，还是对中国前途的忧虑，都源于甲午战争对他的触动。渐渐地，他“明白民族的危亡，宜急于自救，于是遂有革命思想”，并结识了蔡元培、黄炎培、章太炎、邹容等革命人士，经常为《苏报》、《警钟报》等进步报刊撰稿，鼓吹资产阶级革命。

武昌起义之后，南方革命风起云涌，北方依旧是一片死寂。

滦州，驻扎着陆军第二十镇。经过张相文的努力推动，其统制张绍曾决计发动兵谏，迫使清廷废除皇族内阁，速开国会，还政于民。眼看工作即将水到渠成，却发生了意外。

陆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打算与张绍曾同时举兵，由于奸细告密，不仅计划未成，而且引起清廷的怀疑。1911年11月7日，刚刚升任署理山西巡抚的吴禄贞遇害身亡。同日，张绍曾被免职，改以侍郎衔担任宣抚大臣，参与南北议和。陆军第二十镇被分散调开。这一切，都是刚刚出山的袁世凯所为。

变化来得太突然，张相文有些措手不及。情急之下，他决定放弃兵谏，一面由北方共和会发动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等陆军第二十镇中下级军官武装起义，一面只身南下，请南方革命政府从海路运兵北上。

此时此刻的张相文，用丰富的地理知识，向南方革命军司令黄兴勾勒了一幅充满智慧和自信的北伐战略构想图。他认为，袁世凯是革命党的死敌，南北议和没有出路。从全国的军事形势来看，滦州起义掀起了北方革命的序幕，只要南方革命政府避实就虚，派一路重兵由津浦线北上，另一路重兵由海路在秦皇岛登陆，与滦州义军相互配合，就既能切断京奉铁路，阻止清廷接受外援，又能会师天津，直捣北京，推翻清廷。可惜，这一可能改变中国历史轨迹的好建议，却在压倒性的主和呼声中被束之高阁了。

没有外援的滦州义军陷入了孤立境地。1912年1月3日起义开始，仅仅四天就被袁世凯镇压。

滦州起义是张相文政治生涯的首次尝试，也是最惨痛的失败。本来就对袁氏当国不抱希望的他，因为这件事更加看清了袁世凯“假共和”、“真独裁”的嘴脸；本来就对立宪运动不抱幻想的他，因为这件事更加相信“革命是除旧布新的良药”。此后，他当过国会议员，参加过护法运动，抨击过袁世凯的称帝闹剧，拒绝过曹锟的贿选大洋。

然而，对于辛亥革命及其后的政治运动而言，张相文都只是边缘人，有心呐喊，应者寥寥。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时代的悲剧。他在自己的革命生涯中，还留下了纪念徐锡麟、秋瑾、宋教仁、陈其美以及黄花岗烈士等革命先驱的文章十余万字。这些连同他的地理学成就一起，成为今人研究近代中国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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