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系与朋友：中国如何解释世界

某种意义上说，“一带一路”所要构建的是一种新型世界体系，这个体系区别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所建立的世界秩序，是一种基于发展主义的，中国主导的世界体系。在这种体系之下，中国的朋友圈将突破国与国关系的传统界定，成就一个新型的命运共同体。

体系构建自有历史，从中国古老的朝贡体系到近代陆海权的博弈再到二战之后的新世界秩序，中国的衰落与崛起将为世界文明提供新的发展路径。

陆权帝国下的朝贡体系

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长期是作为一个陆权帝国而存在的。“陆权帝国”是自秦王朝开创大一统局面以来中华帝国所具有的一个长期属性。中华帝国的形成和发展史很大程度上是中原农业文明与北方游牧强邻围绕长城一线所展开的反侵扰与侵扰的历史，并由此塑造了中国历代王朝根深蒂固的陆权观，其地缘战略的重中之重是如何安抚并尽可能将北方游牧强邻纳入大一统的“华夷秩序”。换言之，“治理边疆”而非“治理海洋”，构成了中国历史上地缘政治经济战略的主旋律。

确保陆权帝国有序运转的是以朝贡体系为支撑的“华夷秩序”。华夷秩序是一个萌芽于汉代、成型于隋唐、充实于宋、完善于明清的，以中华文明为观照来区分自我和他者从而界定中华与夷狄之间宗藩关系的政治格局。

这一秩序，总的关系就是以“中华帝国”为中心，周围夷狄各国接受册封，后者向前者朝贡，前者羁縻后者……其中各国相互之间并不发生直接关系，而是完全由对“中华帝国”的直接关系规定的一元化上下秩序构成的。

对这一秩序提供根本性体制保证的就是朝贡体系。处在该体系中心的是华夏中央政府，外围依次是西南地区的土官和土司、北方游牧部落的羁縻地区、关系最近的朝鲜、双重纳贡的琉球、处于外缘地区的东南亚朝贡国（如暹罗、占城、马剌加、爪哇、苏门答剌、苏禄）、被中国视为朝贡国但实则从事互惠贸易的国家（如俄罗斯、荷兰、葡萄牙、英国）。

这种贸易形态有明显的非对称性，真正从中获得经济利益的是朝贡国。以明朝为例，明廷对待朝贡使节不仅赏赐优厚，而且对贡使提出的诸如铜钱、船只等额外“奏讨”也尽量满足，这种“予多取少”“厚往薄来”的礼遇对各朝贡国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以至于朝鲜、琉球、日本、占城、安南、暹罗、爪哇、撒马尔罕等无不打破明廷定下的朝贡周期，甚至达到了每年一贡或一年数贡的地步。

近代中国的陆海危机

16世纪伊始，世界逐渐进入“海国时代”，西方海上强国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分别侵占长期向中国朝贡的马喇加、吕宋和爪哇，并试图承袭这些殖民地原有的朝贡贸易待遇，在无法达成正常合法的通商目标后，西班牙人以马尼拉为据点发展起与中国海商的以白银换生丝和纺织品的远洋贸易。

对中国来说，真正意味着“海国时代”来临并激发起其海洋意识的历史性事件，是后发的殖民海洋强国英国的强势叩关——1840年鸦片战争。这场冲突可追溯至1793年英王乔治三世派遣乔治·马戛尔尼勋爵率领英国使团来华寻求自由通商所引发的两个世界的撞击。

这场历史性的对话绝非单纯的礼仪之争，而是崛起的工业强国与停滞的农业大国、主张商业自由的海洋贸易帝国与奉行闭关锁国的陆上农业帝国、开拓商品市场的资本主义条约体系与维持政治权威的农业社会朝贡体系之间的冲突。

朝贡体系逐渐瓦解，接连而来的战争也改变了长久以来陆权帝国视海洋为天然安全屏障的固有意识，更催生了中国士大夫阶层的海权意识。不过，这种海权意识不是直接表现为对于海洋贸易体系和霸权关系的认识，恰恰相反，士大夫们首先将视野投放到西北区域，这表明在士大夫和王朝统治者的心目中，西北及中俄两大帝国之间的关系是更为重要的关系，而海洋压力则是后来居上的问题。

陆权与海权同时遭遇危机，这使得中国不得不同时面临三种困境：一是战略选择上的两难，二是陆海安全的双重易受攻击性，三是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的资源分配容易分散。

进入民国时期，孙中山等人提出了明确的海权思想。比如，中国第一部海权论专著《海上权力论》作者林子贞提出：“海上权力就是一个国家在海面上有把握，有制海的力量。按照广义说起来，不但以武力支配海面上的全部，或者是一部之军事上的能力，就是平和航海也包括在里头。换句话说，就是海军的能力，和商业的能力。”

这些关于海权、海防与海军建设的认识，较之晚清时期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在国家积贫积弱的时局下，建设海洋强国只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一带一路”与地缘政治

冷战期间，中国的地緣政治经济战略经历了从“一边倒”到“两条线”再到“一条线”最后是融入“世界经济”的阶段性调整。

随着苏联的解体，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全面对抗和冲突得以终结，世界范围内的整体和平局面得以确立，这为中国通过和平方式走向崛起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机遇。不过，中国在国际地缘战略环境中的地位也随之发生了实质性变化。

相比冷战时期被美日欧用作与苏联开展地缘战略竞争的平衡手段，冷战结束后中国日益成为美日欧地缘战略的重要目标。对美国来说，中国的崛起有可能“威胁”到它在亚太乃至全球的霸主地位，对中美之间权力转移的担忧构成了美国对华战略的重要考量。

在这种变化了的国际体系下，中国的对外战略，也逐渐开始从过去的“韬光养晦”变为积极进取。海洋强国建设目标提出，海洋经济与海洋意识被提到了空前的高度。航母下海，海军护航等多种行为彰显了中国构建体系的决心。

其中，多年以来的陆海二分战略变为了陆海统筹战略，而将这一理念加以贯彻实施的，便是“一带一路”： 以海带陆，以陆促海，是新时期中国进取型地缘战略的核心手段。

与历史上的英国霸权不同，战后以来的美国霸权是通过“嵌入式自由主义”而被制度化了的霸权。这一霸权形式在使其他国家享受经济增长红利的同时，也让它们承担了过多的风险和成本。

具备海洋性质的大陆国家

可以说，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中国地缘政治经济战略的重构，是中国寻求与沿线国家的共同权益诉求，避免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风险与成本，乃至促进其改革、调整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向沿线国家供给包括稳定的货币秩序、开放的市场环境、可靠的发展援助在内的区域性公共产品，以提升自身国际威望的过程。中国的朋友圈构建也将围绕这一战略展开。

更值得一提的是，“一带一路”的提出发生在技术革新背景下。自15世纪末16世纪初以来，航海技术的突飞猛进让海洋国家迅速取得了相对于大陆国家的竞争优势，海权而非陆权成为全球政治中的长期主导力量。冷战结束以来，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高速铁路的发展则极大地压缩和拓展了大陆国家地缘政治经济活动的时间和空间，这些技术革新为中国从以重陆轻海为特征的陆海二分战略转向以陆海并重为核心的陆海统筹战略提供了强有力支持。

历史经验证明，中亚、中东秩序的稳定与否直接影响到世界秩序的稳定，问题恰恰在于，在霸权国家们的世界秩序下，欧亚大陆内部始终是被遗忘或被抛弃的，英国和苏联对中亚、中东地区的干预以及近年来美国对该地区的干预及其后果均证明了这一点。因此，能够担负起稳定该地区历史责任的，只能是大陆国家，而且是具备海洋性质的大陆国家。

推荐访问： 中国 体系 解释 朋友 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