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来的中国语言生活

总结和分析也已经开始。郭熙、祝晓宏（2016）介绍了眸子（1997）、陈章太（1989，1990）、郭熙（1998）、李宇明（2010，2012a、2012b、2012c）等所做的工作。李宇明（2016）则就语言生活研究的若干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讨论，提出了语言生活研究的9个范畴。这些研究对语言生活研究的理论化、科学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是我们回顾过去70年语言生活的重要参考。

多年来，笔者一直关注发生在身边的语言生活变化。这些变化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显性的变化很容易看到，而隐性的变化，则更多地体现为背后的语言生活取向。1998年，笔者曾这样描述当时语言生活：

（1）大量超规范现象步入大众传媒;（2）南方一些有影响方言向北“挺进”;（3）外来语直

接进入了汉语交际圈。（郭熙1998）

这里描述的只是当时的一些“新现象”，而不是完整的语言生活。后来尽管我们对上面的描述做了修正，但仍然停留在“现象”上：

（1）新的语言现象大量涌现;（2）大量“超规范”现象步入大众传媒;（3）普通话快速推展，

南方一些有影响的方言向北“挺进”;（4）外来语直接进入汉语交际圈。（郭熙2004）

首部《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对2005年的中国语言生活进行了综合描述，我们开始既注意观察现象，描述现状，同时也注意到变化的隐性方面：

（1）语言生活朝着主体化和多样性发展;（2）新的语言现象大量涌现;（3）民族语言受到国

家的保护，同时也面临着挑战;（4）普通话和方言互动加快，强势方言对弱势方言形成了一定的

冲击;（5）外语学习受到关注。（郭熙2006）

在以往观察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又对进入21世纪以来的语言生活进行了梳理：

今天的语言生活……可以概括为16个字：空前活跃，多姿多彩，热点纷呈，争议不断。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语言生态呈现新局面;（2）语言生活日趋多元;（3）全民语言意识

不断提升;（4）语言难题时有出现;（5）语言文字保护走进新阶段。（郭熙2018）

以上对语言生活的观察再次证明了语言跟社会、时代关系的密切。罗常培（1989：88）曾指出：“一时代的客观社会生活，决定了那时代的语言内容;也可以说，语言的内容足以反映出某一时代社会生活的各面影。社会的现象，由经济生活到全部社会意识，都沉淀在语言里面。”后来的不少社会语言学者也认为，应该研究社会和语言之间的关系（陈原1983;郭熙1999），但以往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更多的是从社会角度来研究语言，从语言角度来考察社会的相对较少。前者是以语言学为中心的“社会语言学”，后者则是以社会学为中心的“语言社会学”。而在我们看来，现在的语言生活研究，应该是二者的结合，真正地去研究语言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更为广义的社会语言学。我们曾将社会语言学的结构分析为“（社会+语言）学”（郭熙1999，2004，2013a），现在看来或许可以改为“（社会·语言）学”“（社会一语言）学”，或直接称之为“语言生活学”。

如果说，对某个阶段的语言生活进行现象的描述还是相对简单的话，那么，对70年中国的语言生活进行完整系统的考察则是相当困难的。中国语言生活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纵横交织，错综复杂。考察什么，想说明什么，本身就很值得研究。从我们的出发点看，考察中国70年的语言生活，不可避免地要去勾勒它的基本面貌，寻找它的主要特征，分析影响它的社会因素以及它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等等。因此，研究既要有宏观上的考虑（如纳入大的背景，从大的社会环境里来看），也要有微观的分析和讨论;既要有动态的考察（如从1949到現在的纵向考察），也需要聚焦到某个点上做静态的思考;可以从社会视角来看语言发生的变化，也可以从语言视角来看它对社会的反映和影响;既需要量化统计，也需要质化分析，其中质化分析是目的。当然，还要寻找不同阶段的参照点，包括过去的一些研究。然而，要真正实现上述设想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从局部、从某个角度切人，作为开始，或许是一个办法。

推荐访问： 中国 七十年 语言 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