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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新中国之五:工业腾飞

时间:2022-05-09 16:10:04  浏览次数:

总结世界历史的经验,毛泽东深知工业才是“最有发展前途、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所以“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

在此后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又指出“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进一步阐明了工业化与国家独立富强的关系。

然而,在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下,在此后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统治下,中国要想实现工业化简直毫无希望。只有当时间的车轮走到了1949年,新中国的曙光出现在地平线上时,中国工业化的百年梦想才第一次具备了真实的可能性。

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面对即将全国解放的新形势,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号召:要在革命胜利后,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工业化——从此成为了新中国的国家战略和基本国策。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虽然为中国工业化创造了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前提,但是年轻的新中国此时所面对的却是一个饱受战争破坏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当时的中国,现代工业不到国民经济的10%,占全国经济90%的仍然是落后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几乎没有任何像样的工业生产能力。在1954年6月召开的一次政府委员会议上,毛泽东曾非常焦虑地说:“我们现在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然而,糟糕的情形还不仅如此。这里还有一个数据,1949年,全国的钢产量只有15.8万吨,这意味着把这些钢铁全拿去用上,像我们今天普通的万吨货轮,连3艘轮船都建造不了。更别说再去修筑铁路、生产汽车了,此外,还有一个我们不得不重视的情况,那就是当年我们干部队伍的整体文化水平也低。截止到1952年,在全国10.9万多名科级以上干部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的只有3.3万多名,不到总数的三分之一。在普通干部中,这一比例就更低了。这些干部大多数是长期在农村工作,对刚刚开始的城市工业建设十分陌生,没有经验。

要想在这种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强国谈何容易?对此,毛泽东倍感忧虑,苦苦思索。

1949年底到1950年初的3个月,是毛泽东一生中一个特殊的时期。在这3个月里,他对苏联进行了访问,这也是他第一次踏出国门。在访问期间,他对苏联的工业建设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据当年随同毛泽东访苏的卫士李家骥回忆说:当年毛泽东每下车访问一个城市,就去参观工厂,看得那么认真,那么仔细,那么兴奋,不断地向工厂负责人询问工厂的情况,一面询问,一面思索。

在结束访问回国后,毛泽东在沈阳召开了东北局高干会议,讲了他的访苏观感,他说:“他们现在的工厂有很大规模,我们看这些工厂,好像小孩子看到了大人一样……他们的历史鼓励了我们……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就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经验,我们可以用他们的经验。” 从苏联的建设历史中,毛泽东看到了中国的将来和希望。他完全有理由相信,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就在毛泽东雄心勃勃准备“以苏为师”建设中国工业化的时候,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了,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严峻的国际形势,使一向非常重视中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毛泽东更加迫切地希望建立起比较独立完整、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其中,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则是重中之重。1951年底,毛泽东提出,完成工业化,虽然必须发展农业,必须建设一切必要的轻工业,但是首先重要并能带动轻工业和农业向前发展的是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以重工业为中心进行工业化建设的主张为全党所接受,成为过渡时期党的总路线的主要内容。

在当年经毛泽东反复审阅修改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读到共和国的领袖们当时的思索和心情。提纲写道:“根据苏联的经验,要想在较短时间内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工业化就应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从建立重工业开始。资本主义国家从发展轻工业开始,一般是花了50年到100年的时间才能实现工业化,而苏联采用了从重工业建设开始,在10多年中就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我国也只有建立了重工业,才能使全部工业、运输业以及农业获得为发展和改造所必需的装备,才能自己制造火车头、钢轨、货客运汽车、远洋轮船和飞机;才能自己制造轻工业的精密机器,扩大和建立新的轻工业;才能生产农业机器和化肥,改造古老的农业;才能建立现代国防工业,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欺辱。”

众所周知,任何国家的发展都受着它所处的历史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国内外历史条件,也决定着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和方向的选择。在当时世界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们进行孤立、封锁,严重威胁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只有苏联愿意并且能够提供我国工业化建设所急需的援助。因此,毛泽东提出争取苏联援助,学习苏联经验,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尽快地建立起以重工业为基础的国家工业体系,是当时非常必要又唯一可行的办法,无疑是明智的。

1951年2月,尽管朝鲜战场依然是炮火连天,但在当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已经开始具体部署国家经济建设的方针大计了,他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三年恢复,十年计划经济建设”。此后不久,中央成立了“一五”计划编制小组,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组成领导小组,正式拉开了新中国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工作大幕。

从1953年开始的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在苏联的帮助下,集中力量完成以苏联援助的156个重点项目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起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同时发展农业、手工业,建立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当时的这样一个国民经济计划,国家投资大约766.4亿人民币,相当于7亿多两黄金,这在中国建设史上是空前的,它所取得的成就也是空前的。

新中国建立之初,共和国没有自己的航空工业,1951年中央提出航空工业争取在3到5年内从修飞机起步,逐步过渡到仿制苏联教练机和歼击机,“一五”计划要保证6个大厂的建设。1954年7月,南昌飞机制造厂仿照苏联雅克-18飞机,制造出我国第一架军用教练飞机初教-5,消息传到北京,毛泽东马上致信祝贺,鼓励全体职工继续努力。在第一架飞机试制成功后,沈阳和南昌飞机制造厂又研制生产出喷气式歼击机和运输机,实现了航空工业从修理到制造并走向自行设计的转变,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能够成批生产喷气式飞机的国家之一,对我国的航空运输业以及巩固和保卫国防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的汽车工业则是从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起步的,后来简称长春一汽。“一五”期间,毛泽东为一汽开工典礼挥毫写下了“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的题词,并说:“我们不仅要有第一,还要有第二、第三。” 这表达了他对中国汽车工业的殷切期望。1956年7月,当第一辆汽车驶下生产线的时候,全厂职工站在中央大道的两侧拿着鲜花挥舞庆祝,毛泽东亲自为这辆汽车命名为“解放”。当12辆报喜解放车驶入长春市区的时候,长春沸腾了。第一辆解放牌汽车的诞生结束了中国人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

还有一种在今天看来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药剂——青霉素,可是曾几何时,在解放前因为长期依赖进口,青霉素却是重金难买,一药难求。1954年开工建设的华北制药厂建成投产后,基本上满足了国内对青霉素的需求,从根本上改变了青霉素主要依赖进口的面貌。

在那一段充满希望和理想的岁月里,各行各业,各个领域,人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一五”计划于1957年提前完成。这一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到783.9亿元,比1952年增长128.3%,平均每年增长18%。在“一五”计划实施过程中,施工的工业建设项目1万多个,其中595个大中型项目全部建成投产,一大批旧中国没有的基础工业部门,开始一个个建立起来,新中国第一次建立起了飞机和汽车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冶金和矿山设备制造业、金属冶炼业等。

正是这些“一五”计划的骨干项目,为搭建起独立完整的民族工业体系,实现新中国工业化奠定了坚固的基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五”期间工业建设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100年。

“一五”计划的成就是辉煌的,但毛泽东并不满足于此,他思考得更深更远。在“一五”计划的成绩背后,他敏锐地注意到其中所暴露的一些问题,即苏联经验和中国实际情况不相适应,某些地区产生了片面发展重工业的倾向,出现了中央计划编制统得过多过死等问题。对此,毛泽东意识到,在中国实现工业化,照搬苏联经验显然是不行的,中国需要走自己的路。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毛泽东的一句名言。为了探索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毛泽东决定进行一次系统而周密的调查研究。从1956年2月14日到4月24日的两个多月里,毛泽东完成了他的调查研究。在中南海颐年堂,他用了整整43个日日夜夜,连续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还听取了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在那段日子里,用他自己的话说,几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每天一起床就是听汇报,一听就是几个小时。就在毛泽东紧张地听取汇报的时候,正在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也暴露了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对于苏联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毛泽东及时提醒全党:“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讲话中毛泽东把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放在了十大关系的首位,提出要在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

《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而其中关于工业化建设的论述则成为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的开端。19年后,邓小平对《论十大关系》作过这样的评价:“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

毛泽东的探索并没有由此止步。1957年2月,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将这一探索又往前大大推进了一步。在讲话中,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做了第一次明确的阐述,他说:“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有了原料,它就会更快地发展。” 按照这一思路,他提出了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顺序。此后,毛泽东进一步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的关系概括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解决了苏联所没有解决好的发展重工业与发展农业、轻工业的关系问题,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正确道路。

不久,毛泽东又明确提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工业发展方针,并说“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在领导中国的工业化建设中,毛泽东的眼界是开阔的。他提出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

在领导中国工业化建设中,毛泽东胸怀也是宽广的。毛泽东追求的决不仅仅是工业经济的单纯增长,而是有着更丰富的内涵。1957年,同样是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出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进入20世纪60年代,在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时,毛泽东发表了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他反复强调国民经济发展要搞综合平衡,不能畸轻畸重,并且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完整地表述了我们目前所说的四个现代化的思想。此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的讲话和党的文献中,用不同的语言和方式,把实现中国工业化的目标,有机地扩展为探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体系。这是新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又一次质的飞跃。

同时,毛泽东还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分不同阶段的观点,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963年9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在1964年的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庄严宣告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和“两步走”战略部署。

从此,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为几代中国人为之梦想为之奋斗的目标,而两步走的战略也为邓小平后来提出“三步走”的战略步骤奠定了基础。

“我们要和时间赛跑,走上工业化的光明大道……”这是一首当年传唱很广的歌曲里的歌词。在那个火热的年代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在实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上筚路蓝缕,披荆斩棘,不仅在一穷二白的神州大地上建立起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也实现了较高的发展速度。一位外国学者(耶鲁大学莫里斯教授)曾这样评价说:“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

毛泽东的时代虽然已经远去,但毛泽东留下的工业化珍贵财富却将一直伴随着共和国走向富强,走向伟大复兴。

(压题照片:1959年,毛泽东在合肥与钢铁工人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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