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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策与社区服务历史回顾:关于就地养老研究之国际视野

时间:2022-05-09 10:50:05  浏览次数:

[摘要]文章采用历史一比较的研究方法,通过扼要回顾国际经验,阐明社区服务与社会政策研究的主要发展脉络,并为有关社区养老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一个全面动态的视野。案例包括英国的社区照顾政策、中国的社区服务运动、美国的社会支持研究,以及最近独领风骚的有关“AIP”(就地养老)的提倡。西方福利国家社会政策的症结和中国独特经济国家的经验教训,结合社区养老的专题亦得到分析和总结。美国AIP经验向世界各地扩展的新趋势表明,“银发浪潮”的巨大挑战,为住房及相关产业的进一步开拓提供了重要商机。随着中国社区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国际历史经验对于明确社区(家庭)、社会(国家)和市场(产业界)的各自作用与责任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社区照顾,服务/建设;社会支持;就地/居家/在家养老(AIP);住房改造/装修产业;积极老龄化;公共政策;经济/福利国家与改革;比较一历史分析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5)02-0157-11

“你可能听说过‘Aging In Place’(就地养老)这个概念,通过改造住房以支持人们能够留在那里养老。这个构想非常好,但还远远不够。我们见证了‘AgingIn Community’(社区养老)改善我们的朋友和邻居生活的威力,并想将其向世界推广……”(http:∥/,检索于11月20日,2014)。上述说法表明,有必要运用历史和比较的研究方法,来重新审视国际上风行一时的Aging In Place(AIP),以及与社区养老相关之概念、理论和实践,从而全面理解处于变化中的老龄、家庭、社区、社会及公共政策等重要研究领域。

二十多年前,为推动中国城市社区服务活动撰写了首个“社区服务”系列讲座之后(陈,1988),笔者曾赴香港对包括老龄化在内的社会政策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其时“社区照顾”由来已久,在遇到麻烦而蜕变的英联邦福利国家政策辩论中,是一个压倒性的议题。笔者因此决定在进一步研究中国的案例时,与西方(尤其是英国)的理论、政策和实践进行系统的考察比较。当时,“Aging In Place”(AIP)这一专有名词,哪怕是有人听说过,也并没有引起本地学界的注意。

一、英国的社区照顾(CommunityCare)

从20世纪30年代左右开始,社区精神病服务在英国得以扩展(Killaspy,2006),而1957年皇家精神病及立法委员会(Royal Commiasion onthe Law Relating to Mental Illness andDeficiency),更在各种法案及研究报告基础上(例如1956年以Guillebaud命名的国家保健机构支出审计调查等等),为正式开展社区照顾(照料)奠立了一个里程碑(Baugh,1987)。从那以后,社区照顾扩展到老年服务,不仅在英国成为社会政策的一个主题,而且影响到英联邦以及其它许多国家的老年服务与研究。虽然社区照顾由于其定义含糊多变等原因而经常遭受批评,但它明确强调了在社区内对有需要者(包括老弱病残与精神患者)提供服务,帮助他们继续在家中生活,而无需长期留住医院、疗养院(nursing homes)、社会福利院等机构(Rossiter&Wicks,1982)。

这种“在社区内提供服务(或照顾)”(care in the community)的理念,相对于住院护理服务或机构性照顾(institutional care)而言,最初被认为是满足社会需求的较好解决方案。其重点仍旧是提供正式社会福利医疗服务,只不过是改变了提供(delivery)的主要方法或地点。但后来,在政策制定及评估中,引起了无休止的质疑和争论。各种文献中也充斥着许许多多的不同看法与迷惑。在这种情况下,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比较研究框架,只有通过批判性地考察各种已有著述,对发展现状进行系统的剖析,并从中梳理历史的原因(包括实证研究的贡献,组织变革与科技发展、经济与财政危机的影响、意识形态的作用与政治角逐以及社会文化各种因素)。对一个发展阶段的具体状况深入研究,则可从如下方面进行考察分析占据主流的意识识形态、结构性参数(如照顾的内容、受惠者、提供者、服务地点等)、实际问题以及政策应对(chen。1996)。从历史的角度看,是众多因素综合作用,促成了社会政策重心由政府资助的机构性照顾模式向社区照顾的转变。这些因素包括:早期社会学研究以及公众的反应,暴露了机构性照顾模式的诸多弊端;各种服务照顾机构面临的实际困难问题大量增加,诸如费用成本居高不下、人员短缺、职工招聘困难等等;由于精神疾病患者的古怪症状和扰民行为已经能够被药物或其它方法所控制,把病人与社会隔离而在机构住院治疗的必要性大大降低;人口结构的变化,特别是老龄化;反对政府福利开支增加的声浪日益高涨。此外,人们逐渐认识到,受助者如果可能的话,应有权选择和普通人们一样在社会里生活,而不要被迫住进与世隔绝的各种福利保健机构(Walker,1982;Tinker,1984)。

通过以上努力所建立的分析框架,作为该领域首部中西(英)比较研究专著的基础(Chen,1996),后来被国外学者应用于精神病服务研究的课题(Sevigny,2004)。该框架特别强调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例如,英国学者Johnson(1987)指出,社区照顾诞生于战后社会福利大发展或“福利主义”(welfarism)鼎盛时期。因此很自然,社区照顾最初所指,是政府提供法定的正规居家服务(domiciliaryservices)。但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大衰退,造成了公众社会福利态度的戏剧性大转变,普遍认为福利国家走过了头。批评者认为,福利国家的不断扩张,导致政府遭遇严重危机,福利国家已不堪重负(Rose,1980)。那种状况,至少部分地被归咎于凯恩斯主义(Keynesian)经济政策和贝佛里奇式(Beveridge-style)福利政策。到20世纪80年代,福利国家招致更猛烈的指责,同时关于其危机的讨论也越来越多,迫使各国政府紧缩福利服务更改社会政策,转而奉行所谓福利多元主义(weffare plur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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