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术语哲学”

摘要： 2003 年，国际术语学研究所举办了东西欧术语学基础理论比较研讨会，在此会议上，来自东、西欧的术语学研究者畅所欲言，对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奥地利（代表欧洲中西部地区）和苏联等东欧国家逐渐发展起来的术语学理论进行了深入研讨。俄罗斯女学者阿莱克谢耶娃做了“术语学和哲学之間的相互影响”的主题发言，国际术语学研究所副所长布丁教授也以“对术语哲学的展望”为题做了演讲，它探究了术语学的哲学源头，分析了术语学理论与“知识工程”和“知识本体”的内在联系，以此作为对东欧学者的呼应。文章旨在介绍布丁教授这篇演讲里的重要观点，以期为广大读者充分了解术语学的理论基石提供途径。

关键词： 术语哲学；知识工程；知识本体；认识论；现实主义本体论

中图分类号：B0；C04；H083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3-8578.2018.06.004

“Prospects of a Philosophy of Terminology” by Prof. Budin//QIU Bihua

Abstract： In 2003，“the colloquium comparison of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terminology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western countries” organized by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Terminology Research （IITF）was held. On the occasion of this conference， terminology scholars from Eastern and Western Europa aired their views freely. Russian terminology expert Larissa Alexeeva delivered a presentation entitled “Interaction between Terminology and Philosophy”. Prof. Gerhard Budin， the vicepresident of IITF made a speech named “Prospects of a Philosophy of Terminology”， which focused on the legacy of Austrian philosophy and its impact o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terminology. The theore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erminology and the knowledge engineering， as well as with the knowledge ontology had also been analyzed.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try to introduce the main opinions expressed by Prof. Budin for the Chinese readers.

Keywords： philosophy of terminology； knowledge engineering； knowledge ontology； epistemology； realist ontology

收稿日期：2018-02-26修回日期：2018-08-30

作者简介：邱碧华（1968—），女，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副编审。2003 年底到2005年初，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学习，主要研究术语学等。通信方式：qiubh@cnctst.cn。

2003 年8月，国际术语学研究所（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Terminology Research， IITF）借第14届欧洲专用语言“交流、文化、知识”专题研讨会召开之际，举办了东西欧术语学基础理论比较研讨会。在此会议上，来自东欧和西欧的术语学研究者畅所欲言，会议论文集发表在国际术语学研究所的相关刊物《术语科学和研究》（the IITF Journal Terminology Science and Research， TSR）上。在研讨会上，俄罗斯女学者L.阿莱克谢耶娃（Larissa Alexeeva）奉献了《术语学和哲学之间的相互影响》（Interaction between Terminology and Philosophy）一文，追溯和探讨了术语学理论在俄罗斯的发展。作为对东欧学者的呼应，国际术语学研究所副所长布丁（Gerhard Budin）教授也撰写了《对术语哲学的展望》（Prospects of a Philosophy of Terminology）一文，较为全面系统地梳理了术语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探究了术语学的哲学理论源头。与此同时，布丁教授科学地回答了下述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欧洲日益“红火”的“知识工程”和“知识本体”研究和理论发展，是否抹杀了术语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学科性质，术语学与“知识工程”和“知识本体”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布丁教授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数字化时代多语言和跨文化交流主席团主席，也是国际标准化组织（ISO）负责术语和语言资源管理（ISO/TC 37）预规范和文化多样性管理研究的技术分委员会（ISO/TC 37/SC 2）主席。他是奥地利科学院院士，也是奥地利科学院语料库语言学和文本技术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Corpus Linguistics and Text Technology ，ICLTT）所长。

通过学习，笔者认为布丁教授的上述文章对中国的术语学理论研究者极具启发意义，故而在此做一系统介绍，以期与广大术语学研究爱好者共勉。

布丁教授在文章中，首先对L.阿莱克谢耶娃的重要观点进行了总结。譬如，术语哲学的目的应当是研究语言、认知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哲学恐怕是人类第一门产生了科學术语的学科，哲学家们首先着手研究的就是语言和思想的关系；在本质上，术语学是作为带有很强的“形式逻辑”（formal logic）导向的哲学学科而发展起来的；术语活动有两个轴线——术语对客体进行描述的指称功能（referential function）和术语系统具有规律性的形式化方面的内容。布丁教授对概念和术语形成的结构主义特性进行了探讨，指出术语不仅是专门知识的名称，更是对知识模型的理想化，为我们觉察到的现实世界整理出一些秩序；他还对元语言（metalanguage）和元术语学（metaterminology）进行了讨论，指出术语学理论是一种元术语学；等等[1]。

然后，布丁教授提出自己的观点。主要分为下述两大方面。

一哲学和认识论以及它们和术语学理论的关系

自哲学诞生以来，她就表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科特色：多样化的观点、方法论、范式、学派、传统以及认识论假设和导向，虽然如此不同，它们却彼此“成就”了对方：不仅相互补充，而且相得益彰。即使在哲学发展的历时性演变中，各派各家此消彼长，有时还“相互厮杀”“你死我活”，但从共时性的角度来看，在人类文明史的某一个时期，它们相安无事，和平共存。多年来，西方学者们都被下面这样的“温情”假象迷惑住了：术语学理论可以给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争论不休”的基本认识论问题寻找到直接或者“最终”的答案。而实际上，术语学理论正如其他的科学学科一样，她在哲学大讨论中掉入了泥潭，遇到了无法脱身的困境，遇到了认识论上的难题。归根结底，正是术语学理论，她要求为人类最基本的问题找到答案。几千年来，不仅是历代哲学家们对这些问题苦苦求索，而且对这些问题的探索还导致了许多科学学科的诞生。时至今日，下述问题已经提上了人类研究的日程：譬如，知识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在交流中去表示它？在认识论的演变和科学知识的发展中，语言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科学理论的结构是什么？科学知识和科学语言的结构又是什么？术语学研究已经开发了全套的模型、猜想、假设和理论，并竭力从专题研究中提取以观察或实验为依据的证据，力图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术语学研究是作为应用科学哲学的一个分支进行研究的[2]，而且维也纳的术语学研究者们一直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还只站在勘查术语学——她那复杂而又多面的认识论和哲学基础蕴涵——的起点上。布丁教授认为，阿莱克谢耶娃在其文章里提到的术语系统的系统化功能与其指称功能之间的区别，恰好跟认识论当中的“贯融主义者”（coherentist）和“对应主义者”（correspondist）这两种不同导向关于“真实”（truth）的模型相对应：“贯融主义者”关于“真实”的理论，它关心的是为描述某一事实而设计的形式系统在逻辑上是否正确。至于这个形式系统是否真的跟现实相对应则不太重要；而它涉及本体论方面的问题，更是故意不作回答。“对应主义者”关于“真实”的理论则更关心本体论方面的问题，而一种理论在逻辑上是否成立则显得是次要的。众所周知，依据传统术语学理念，只有当人们能确认某一术语与某个客观对象相对应（也就是这个术语的含义、概念的内涵都足以能够清晰描述这个客观对象的特性）的时候，人们才认为这个事实是“真实”的。自然，上述两种模型都依旧存在着无法解决的难题，它们都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但值得注意的是：术语的知识组织功能不仅跟上述的“贯融主义者”和“对应主义者”的方法相互兼容，而且，它还能将这两种导向调和到术语学认识论的一体化模型里去。也就是：术语学的符号学导向，它正是将“对应主义者”本体论模型跟“贯融主义者”的逻辑模型进行调和了的“实用”产物。

印证上述观点的最好例子，就是科学化的“某一学科的术语/专门名称”（nomenclature）的组成：它们恰好反映了上述两种理论导向的调和——既在逻辑上正确，又与现实相对应，也就是在上述两种理论导向里它们都是“真实的”。科学史表明：这些“某一学科的术语/专门名称”可能会在科学发展的某一时间点上是不正确的，因为“某一学科的术语/专门名称”在整体上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演变，尤其是当新的科学佐证与旧的版本相矛盾，而证明旧的版本有错的时候。科学理论的专题研究令人信服地表明，19世纪乃至之前的科学家们（多为自然哲学家），对自己领域当中的术语及其含义（以定义的形式）是不断修正的，尤其当新的科学事实已经通过新的原理、理论或者以整套科学方法的形式为大众所接受的时候——新的术语就会发明出来，而过时的术语则会遭到摒弃。在认识论演变的进程中，一方面，是“某一学科的术语/专门名称”跟其他类型的术语知识系统之间的动态交互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科学理论及其结构之间的交互影响：新概念的出现导致了新理论的诞生，而新的理论又反过来要求产生新的概念。在这个动态发展的进程中，术语的含义是在不断变化着的。赫普（Hempel）指出：理论的形成和概念的形成是携手并进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在与对方隔离的状态下实现自身[3]。

雷伊（Alain Rey）曾对nomenclature这个术语的历史演化有过新的诠释：他认为，在林奈（Linneaus）创立动植物双名命名法（binomial nomenclature）之前，在17 和18世纪的法国和英国，诸如图尔纳福尔（Tournefort） 和洛克（Locke）等学者就指出掌握好植物的科学名称对理解植物的结构和特性至关重要[4]。但实际上，直到1837年， 威廉·休厄尔（William Whewell）才以他的《归纳科学史》（History of the Inductive Sciences）一书为背景，对terminology这个术语进行了定义，他将其定义为“对自然史中的对象进行描述时所使用的术语系统”[5]。的确如此，科学史就是一部科学分类系统和术语学的发展史，萨伽德（Thagard）对科学史中概念变革的专题研究，也印证了这一观点[6]。

阿莱克谢耶娃在其文章里提到，哲学史上有几位哲学家对术语学的理论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那些分析哲学（analytical philosophy）、逻辑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和新实证主义（neopositivist）的代表人物，譬如，维也纳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以及其他持相似认识论立场的学者。布丁教授在此表示贊同，他认为在科学哲学和一般哲学里的一些哲学和认识论方法，它们的确构成了术语学理论的哲学基础。譬如像唯心论哲学（idealistic philosophy）这样的非解析的方法（nonanalytical approaches），对帮助人们理解术语学理论中概念的形成和抽象化过程就起到了关键作用（尤其是18、19世纪的德意志哲学）。

在此，布丁教授做了一个假设性的结论：所有的哲学和认识论，都在无意中（常常也是不可避免地）对术语学理论做出了贡献——它们都为术语学的基本问题提供了理论渊源，部分或暂时对这些基本问题做出了回答。实际上，当人们追溯一下西方哲学的源头，就目前所知，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人们就能很快发现，亚里士多德（还有亲苏格拉底的那些哲学家，包括柏拉图）的确提出过许多在今天依旧还在探讨的哲学和认识论问题，而这些问题跟我们今日的术语学研究依然息息相关。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至今仍然对现代逻辑有着深刻影响，而且，当欧根·维斯特（Eugen Wüster）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他的术语学理论探索时，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成为术语学理论的关键源头之一。举例而言，表示概念层级关系的“波菲利之树”（Porphyrys tree），在中世纪哲学中就得到运用，而在现代化的今天，在“知识工程”和“本体构建”的过程中，它依旧是坚不可摧的哲学依据。实质上，术语学理论是20世纪末发展起来的“本体工程”（ontology engineering）的主要理论基石，它也为“语义网”（the Semantic Web）设计知识组织系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符号学的内容及含义、指称等问题构成了认识论和哲学的关键因素。19世纪晚期，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弗雷格（Frege）关于现代逻辑的研究成果[7]，对今天指称理论（theory of reference）和含义理论（theory of meaning）的形成都起到了主要作用，而弗雷格的理论研究实际上是对罗素（Russell）和奎因（Quine）等人的逻辑学和哲学的光大和推陈出新。

英国17世纪哲学家洛克（Locke）在其名著《人类理解论》（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8]里对语言、知识和思想等永恒性的认识论问题进行过深入研讨；德国同时代科学家和哲学家莱布尼兹（Leibnitz）在回应和批评洛克的学术观点时，也对这个人类的永恒问题有过自己的思考，尤其是他在1740年的论著。大哲学家康德（Kant）的哲学思想更是对认识论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它也成就了术语学，使她成了一门缜密严谨的学科。康德的哲学里包含了一个依据逻辑分类建立的有关概念构成的结构主义模型。在此之后，以波普尔（Popper）为代表（又经坎贝尔（Campbell）和洛伦茨（Lorenz）等持传统观念的学者做了带有生物学特色的修正）的进化认识论，则进一步详细阐述和加深了这种结构主义模型。而后的新康德主义哲学方法，又进一步发展了系统化概念理论的这种认识论导向。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对术语哲学（the philosophy of terminology）中认知维度的讨论也有所涉及。布丁教授在此强调，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传统术语学理论的批判思潮愈加迅猛，其中不少学者声称，在传统术语学理论里缺乏认知维度上的研究。布丁教授认为，这些学者在这一点上有失偏颇。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术语学理论一直包含着认知维度，这一点反映在术语学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就吸收了心理学当时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遥想维斯特当年，当他开始酝酿一种前后连贯而又条理分明的术语学理论的时候，比勒（Bühler）、萨尔茨（Selz）、维果茨基（Vygostsky）以及其他心理学家的思想正是当时最先进的心理学理论。

除此之外，美国哲学家皮尔士（Peirce）和德国哲学家胡塞尔（Husserl）所开创19世纪的“现象学”，更是为客体理论（object theory）和定义理论（definition theory）以及术语学理论的其他组成部分增添了原料。皮尔士将人类的经验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性（firstness）——那些以潜能、客体的特性、单子等状态存在的品质；第二性（secondness）——事实、限制、关系；第三性（thirdness）——法律/法规、连续性、秩序、立法，等等。这就为对科学和技术进行现象学描述提供了强有力的框架。皮尔士的这种分类法对计算机化的术语学建模做出了贡献：一元潜能用于数据的分类（第一性）；将这些数据相互连接，组合成具体有形的数据库（第二性）；再抽象归纳成元模型（metamodel）（第三性）。皮尔士的符号学理论，只有在其现象学（其实他自己称之为phaneroscopy）、科学哲学和他的心理学认识论（psychological epistemology）的极为复杂的背景下，才可能为人们理解。

在人类历史上，对完美语言的追求是人们进行语言改革和设计术语体系的永恒驱动力之一。规范化的语言哲学谋求创造一种完美的语言体系，它能为人们带来完美的交流环境。然而，人们企图设计这类语言的千千万万的努力都付之流水、前功尽弃，但是，有一种思想却百折不挠地印刻在人们的脑海里，那就是：倡导进行“语言干涉”的学者们都坚信，人类要对语言进行规定（prescription），这是万分必要的。每一位术语工作者都清楚，上述这种追求完美语言的理想无非是传统术语学原则当中所倡的——准确性、简明性、语言和逻辑上的正确性以及单义性等等术语学原则，而术语工作的实践证明，这种理想是无法实现的。因此，词汇所固有的多义性特点是不容人们忽视的，人们在进行术语学建模时需要对其加以考虑。在此，布丁教授指出，俄罗斯学者弗洛连斯基（Florenski）对术语的多义性特性和术语的复杂性有非常深入的研究，他的学术观点对于术语哲学的构建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术语的动态特性以及它们在含义上的永恒变化，这都要求人类进行持续不断的“干预”，这一点主要以“术语控制”（terminological control）的形式表现。而反过来，人们也需要在数据库里以文献的形式记载术语的变化，以便人们能对术语的复杂性和细微差异进行全面的研究。

二奥地利哲学及其对术语学理论发展的影响

英裔美国学者史密斯（Barry Smith）在其对奥地利哲学的论述里，将其称为“弗朗兹·布伦塔诺的遗产”（Legacy of Franz Brentano）。这揭示出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论作为交叉学科发展的学术背景：她汲取了现象学、认知心理学、逻辑学、语言学、认识论和其他学科的知识。在认识论上，这种哲学方法由经验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导航，同时折射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哲学影响〔如罗素（Russell）、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卡尔纳普（Carnap）等人的哲学贡献〕，此外，她还反映了波兰哲学、德国哲学（如胡塞尔）和心理学的学术成果。1931年，当维斯特以其探讨国际语言标准化的博士论文开创作为独立学科的术语学先河的时候，准确说来，上述的这些学术基础以及比勒（Bühler）的“思想心理学”（thought psychology）和语言理论，还有丹麦语言学家叶斯帕森（Jespersen）以及其他学者的语言学思想，都是维斯特创立术语学理论的出发点。

一言以蔽之，作为一种卓越的哲学传统，奥地利哲学兴起于波希米亚（捷克）哲学家波尔查诺（Bernard Bolzano）在837年写的《科学论》〔Theory of Science（英）、Wissenschatslehre（德）〕一书及其他论著， 而后又经马赫（Ernst Mach）和玻尔兹曼（Ludwig Boltzmann）等人的传承，但主要是受到德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布伦塔诺的巨大影响——尤其是他在1862年以后的论述，特别是他在1874年对心理学和分类理论（《分类学》（Kategorienlehre），1933年经后人出版）的探究。布伦塔诺的心理现象学（psychological phenomenology）和本体论， 它们不仅是迈农（Alexius Meinong） 一系列有关“客体”的理论（Theory of Objects（英）、ber Gegenstandstheorie（德））的出发点，而且也对马蒂（Anton Marty）的语言哲学和诸如胡塞尔这样的德国哲学家以及特瓦杜斯基（Twardowski）这样的波兰哲学家产生了深刻影响。

上述这类“现实主义本体论”（realist ontology）的认识论基础，为“形式化的计算本体工程”（formalcomputational ontology engineering）奠定了坚固的基石。总而言之，术语学理论就是追随着这些先辈的足迹建立的。维斯特当年的助手和承继者费尔伯（H.Felber）教授在其2001年撰写的《普通术语学、知识论和知识技术》（Allgemeine Terminologielehre， Wissenslehre und Wissenstechnik. Theoretische Grundlagen und philosophische Betrachtungen）一書，更是对术语学理论和其哲学渊源的进一步的整理和反思。

结语

在东西欧术语学基础理论比较研讨会上，布丁教授表达了自己对加深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强烈愿望，尤其是希望通过比较不同国家、文化圈和语言共同体多姿多彩的传统，能进一步加深对术语哲学的研究。科学所具有的全球化的特色，一定会为跨文化和全球化的术语哲学的诞生起极大的促进作用：它有助于将多种多样的理论因素、认识论立场和文化传统进行整合和一体化。布丁教授重申，术语哲学的产生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它的存在也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为术语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方法论的角度上看，术语哲学同样也为术语知识工程、知识的组织和数据建模等开辟了广阔的方法论的天地。

（本文主要编译自Budin G. Prospects of a Philosophy of Terminology [M].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Terminology Comparison between Easteren Europe and Western Countries.Ergon Verlag.Würzburg .2006.）

参考文献

[1] Alexeeva L M.Interaction between Terminology and Philosophy[M].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Terminology Comparison between Easteren Europe and Western Countries.Würzburg：Ergon Verlag，2006.

[2] Budin G.Terminologie und Wissenstechnik als Angewandte WissenschaftstheorieEntwicklungsstand und Perspektiven：Festschrift für Erhard Oeser zum 60.Geburtstag[M].Wien：Peter Lang Verlag，2000：29-41.

[3] Hempel C. Aspects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M].New York：Free Press，1965.

[4] Rey A. Essays on Terminology[M].Amsterdam/Philadphia：John Benjamins，1995.

[5] Whewell W.History of the History of the Inductive Sciences[M].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First published in：1837）.

[6] Thagard P. Conceptual Revolution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

[7] Frege G.ber Sinn und Bedeutung[J].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und Philosophische Kritik， 1892，100：25-50.

[8] Locke J.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C]//Edited by Alexander C F. 2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94.

[9] Oeser E， Budin G.Controlled Conceptual Dynamics： From “Ordinary Language” to Scientific Terminologyand Back[J].Terminology Science and Research， 1995（2）：3-17.

推荐访问： 术语 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