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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截访”才有社会和谐

这是一个两败俱伤的游戏:“上访”其实不管用,“截访”除了给社会增加了安全成本,什么也没有截住

“上访”与“截访”的游戏已经升级到怎样的版本了?上星期有两个样本呈现给公众。一是9月17日的南昌昌北机场上演的一幕。江西省宜黄县委书记邱建国先生率领十多名公务员组成的“截访队”,把目标截堵在机场女厕所。后者是邱先生治下的两名80后和90后女子,她们带着一个星期前新出炉的悲痛和愤懑,准备进京,踏上“越级上访”路。厕所避难40分钟后,她们被成功地截回了家乡。这一事件被网络围观,成为一个公共事件,影响了其此后的走向。

另一个是全国性的“截访”丑闻。《财经》杂志报道,各地政府驻京办把“截访”作为一种政务“外包”给“保安公司”。后者承接前者的围截、关押和遣返上访人员的业务获得佣金。这是一个充满人身控制、虐待、殴打以及男女混合关押等非法侵犯的过程。有人一下火车,便被搜查,身带“上访材料”,即被保安公司“送回原籍”。也有人被没收了身份证,蒙住双眼,送往一些废弃仓库之类的隐蔽地点,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强迫劳动。而保安公司却公然身着“特勤”制服,有恃无恐。

“上访”和“反上访”的矛盾已经如此尖锐,体制内也并不麻木。本周一(9月20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不约而同地发出义正词严的批评。《人民日报》针对江西“宜黄事件”说,“围堵上访无助化解矛盾”;新华社认为,权力滥用是造成“宜黄事件”的根源,扭曲的政绩观使地方官“忘记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根本要求”。可是,难道地方官不知道“围堵”不是合法行为,更不是长治久安之策,也违背“三民”教导吗?宜黄县委书记邱建国和县长苏建国二位先生都是新时期成长起来的干部,其中邱先生是研究生学历,能说他们不会与时俱进吗?

既然全国各地的拆迁都引发了暴力,而且跟宜黄“9•10自焚事件”发生的逻辑一模一样;既然全国各地都“截访”,只不过宜黄的女厕所攻防战被网络直播。那么,对宜黄县委县政府的批评和谴责,也就对许多地方适用。并且,不是已经有媒体归纳过,“最近三年来的八起最有名的血拆悲剧中,无一地方一把手受到追究”,倒是不时有“领导不力”的基层干部会被撤换吗?既然政府的目标是要“发展”又要“稳定”,当然只有“两手都能硬”的干部才是好干部。邱建国书记和苏建国县长,也势必会被上级认定为依法行事。

在新时期,有人相信,所有关于官场腐败、政府滥权和公平公正的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应该而且可以“在发展中解决”,因此是暂时不需要考虑的,或者是可以往后面交割的。这里的“发展”特指经济发展。而经济果然在稳定的过程中持续增长,又使这个“硬道理”变得越来越硬。可是,“访民的问题”不仅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解决,反而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以至目前“上访”已经不是各级领导要解决的问题,而是眼不见心不烦,只要把他们截住,不要“越级”就万事大吉了。

当在大城市或一部分知识青年中发行的媒体一本正经地讨论“上访”和“截访”的政治和法律问题时,县城的街道却仍然挂着“越级上访是非法的”,并且要“坚决打击”的标语。如前所述,并不可以由此认为已经高学历化的县级政权的领导们不知道这样的标语是“非法的”。问题在于,当上级把“越级上访”设置为下级官帽的“一票否决”指标的时候,下级干部有没有理由不去努力实现“零上访”。“把上访户当敌对势力”的战斗动员令,便在这种艰难的背景下发出了。上访者走进拘留所、精神病院和“法律培训班”的可能性,便比到达北京的机会要高。

这是一个两败俱伤的游戏。“上访”其实不管用,“截访”除了给社会增加了安全成本,什么也没有截住。但它证明了一点,即“上访”的问题不能在“截访”的对立中求解,社会和谐需要新的出路。

假如地方官的权力来源和政治正确不是上级的授予,而是属地民众的认同;假如民众能合法地参与管理地方事务,而不是只有经过上级的圈定才生效;假如正义可以通过身边的政治和法律就地实现,那么,又怎么会有“上访”的存在。今天,这样的道理跟上访症结一样,已经成为公共常识。因此可以说,通过改革终结“上访”和“截访”的恶性循环,也已经是瓜熟蒂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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