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与旧”的文学共识与争议

引言

新时期文学作为当代文学史的重要符号，既有特殊意义所指，也有极为丰富复杂的构成。近些年来，更细致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新世纪文学”等概念，都在昭示新时期文学在审美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共识性危机”。王尧曾反思新时期文学为“过渡状态”，指出“这不仅指文学史‘过渡状态’中旧因素在消失或者转化，新的因素在孕育和生长，其中一些因素成为文学史新阶段的源头;‘过渡状态’是复杂的，并非简单的新旧转换或冲突，往往是多种因素并存，矛盾冲突的结果则预示了此后文学发展的脉络。”a

对新时期文学“过渡状态”的指认，有利于我们激活文学史研究的动能，也有利于我们重新审视当代中国作家。这种过渡状态，不仅是文学史断代“缝隙”的文学生产特征，更喻指新时期文学的一种“不稳定”的特殊隐喻性。这种“不稳定性”从文革后期到八十年代，再到九十年代至今，贯穿了新时期文学发生、发展、高潮与断裂。以往，我们倾向于对清晰表达文学观念的作家、流派，予以肯定性文学史地位，比如，先锋作家、寻根小说家这样的称呼。姑且不论这种简单定义是否能够涵盖作家具体创作，我们也忽视、甚至遮蔽了很多看似“不稳定”，充满矛盾悖论的作家。这种“不稳定”过渡状态，也许恰是中国现代性发育独特性体验之一，它既是“不成熟”“不圆满”的某种指称，也蕴含“中国故事”的独特辨识度和文学价值。张贤亮在“新与旧”之间的挣扎，既是新时期文学共识性的表征，又是这种共识性破裂的见证。他就是一个被我们低估，并简单化了的“不稳定”的作家。

一、 “新时期共识”维度下的张贤亮

本文试图从“新人与旧我”视角，重新对张贤亮的创作进行整体化考量。张贤亮是新时期重要作家，但文坛对他有很大争议。很多批评家认为，张贤亮在现代诉求之中交织着很多“旧”品质，既有旧文人的自恋与男权意识，士大夫权力意识，也有对资本欲望的鼓吹，更有“虚伪的政治投机”b。仔细考量，张贤亮的尴尬在于，他既非完全符合政治意图，又不是“异端”;他既不是主流意识形态作家，也不是一个有鲜明完整启蒙文艺观念的作家。他的小说既不是纯粹市场路线的创作，也不是真正的“纯文学”。他的含混性，一方面表现为自身创作局限，另一方面，则深刻再现了“新时期中国”复杂文化逻辑的“杂糅性”。比如，启蒙批判与民间救赎夹杂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右派劳改的悲壮苦难，伴随走红地毯的沾沾自喜;欲望堕落的虚无，依然有对历史总体性强烈诉求。这些东西，有新有旧，半新不旧，他将之杂糅于一体，真实再现了“新时期文学共识”的复杂性与内在困境。

“新时期共识”建立在执政党领导下“结束文革”与“改革开放”现代化策略基础上。具体文艺倾向，一是控诉文革苦难，二是提倡“人”的解放。从“旧我”与“新人”的关系切入理解“新时期共识”，进而重新认识张贤亮，恰在于这种“新与旧”的复杂纠葛，反映了后发现代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艰辛，也反映了共和国文学从50年代至今文艺政策与文学形态调整的“共识性价值标准”的潜在问题。

“新人”即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体系，它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概念。十七年社会主义“新人”，主要为农民、工人、军人，寄喻革命主体期待。新时期“社会主义新人”又被提高到政治高度，即“四有新人”c。邓小平提出：“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d但“新人”内涵与身份已发生改变，更注重知识、变革与人性化，一是通过科技经济，融入现代文明，有启蒙色彩;二是坚持社会主义执政党合法性，民族国家最高原则。“旧我”喻指与“新人”相对的形象谱系，是社会主义文艺体系被改造的概念序列。封建“旧我”成为批判对象，资本家、知识分子也不断被淘汰为“旧我”。新时期“旧我”符号也相应发生改变，保守派、造反派，甚至阶级话语，都被划入“旧我”范畴。“新人”对“旧我”的改造，是新时期文学共识的内在逻辑之一。然而，与十七年文学共识结构不同，“新人”与“旧我”的冲突、融合与裂变，又造成了共识的“不稳定性”。

具体而言，“新”与“旧”的冲突与融合之中形成“共识性”总体观照，这种思路始终贯穿着张賢亮的创作。20世纪50年代，诗人张贤亮将个性启蒙与社会主义理想主义结合，抛弃旧我，创造新人，创作《大风歌》 《夜》等诗歌。文革后期，张贤亮复出，又在新时期新人规范下，有效恢复“旧我”的情感与价值记忆。他形成了以民间为拯救者，以启蒙知识分子为隐含叙事主体，以民族国家意识的改革社会主义为准则的叙述策略，获得了空前文学成功。这种结合“新人理想”与“旧人体验”，将启蒙、民间与社会主义捏合为民族国家叙事形态的“张氏小说”，代表了“新时期共识”的“含混”特质。1990年代，张贤亮的这种小说模式被“深化改革”的结果所终结。启蒙、民间、社会主义再也无法在“新人”与“旧我”之间，搭建起有效平衡桥梁。

进而言之，张贤亮的小说，尽管贯穿了5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等不同历史时期，但“新时期共识”气质，无疑是充分理解张贤亮的关键点，也是联系张贤亮不同时期创作，整体性思考其文学价值的链接点。张贤亮试图整合启蒙、民间、社会主义三种话语，以此达到对“新时期共识”的有效表述。社会主义话语曾是张贤亮努力改造自我的目标，带有强烈精神合法烙印，也带有被改造的恐惧和创伤;启蒙则是张贤亮重寻自我价值与尊严的载体，却不能不受到前者制约。对张贤亮而言，交织着“历史批判与自我崇高化”的苦难叙事，与鼓吹物质合理的欲望叙事，是社会主义话语与启蒙冲动之间的两条折中路径。平衡欲望叙事破坏性、展现社会主义话语魅力的任务，则交给了道德合法的民间话语。无论启蒙、民间，还是社会主义，张贤亮又以民族国家叙事为最高统摄原则。这种复杂的精神结构，属于新时期文学“控诉文革与提倡人的解放”共识之下的“潜在心理”层面。“显”与“隐”相互依赖，也存在抵牾。张贤亮因为“鲜明有效”地表达新时期共识结构而获成功，也因其在1990年代的裂变走向了衰落。

王晓明分析张贤亮的心灵幽暗，已触及到新时期“共识不稳定”的问题。他认为，张贤亮的理性忏悔意识，有着走出炼狱的森森鬼气。e张贤亮是一个追求新人品质，却不肯遗忘“旧我”的作家。“鬼气”是新时代不合时宜的“旧我”气息。相比而言，海华文学视野下，白先勇的《游园惊梦》，姜贵的《旋风》，张爱玲的《赤地之恋》，更见“鬼气”意象。“昔日繁华成空”的钱夫人，革命旋风中被送上断头台的方翔千，政治高压下沉溺于性爱的土改队员刘荃，身上有更多鬼气。然而，他们是政治与国族双重离散的“无根”鬼气，张贤亮的“鬼气”则在于“旧我”和社会主义话语“新人”的纠缠与撕裂。中国复杂的现代转型导致张贤亮“不新不旧”的创伤性文学症候。这种症候又成为“新时期共识”命运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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