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与时代

音乐来源于生活,音乐与情感结合后,必然插上飞翔的翅膀,强力推动文明高速发展。原始社会历时数万年,而奴隶社会拥有音乐后,其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间只有六千年。

音乐与时代互为作用。时代对音乐的需求越来越多,优秀乐曲相继问世,奏响它们的乐器也应运而生。

音乐作为艺术门类独立于社会,拥有专职从业人员,制作乐器和演奏人员有明确分工。

春秋战国期间,是我国文化发展,音乐繁荣时期。史书描述的音乐已经失传,只能从故纸典籍中偶尔见到蛛丝蚂迹,例如《霓裳羽衣曲》等,但乐器不仅没有流失,而是层出不穷。

音乐艺术不断地优化、分流,开始了“俗”、“雅”之分。演奏和歌唱难度高的被称为“阳春白雪”,在宫廷内演出。浅显易唱的则留存在民间,戏称为“下里巴人”。时代特征决定了音乐的走向。

纵观人类历史,世界各国的音乐发展趋势基本一致,音乐与舞蹈相生相伴,我国也不例外。《桑林》乐舞应该是我国音乐史上比较早和比较成熟的典范作品。庄子描述庖丁解牛时流畅的动作、灵巧的节奏、清脆的声响,“莫不中音”,暗合于《桑林》之舞。说明了劳动和乐舞是相辅相成的。

当《诗经》横空出世后,艺术形态融合了时代的先进思想气息,音乐有了思辨的特色和鲜明的政治色彩。生活借助音乐的特有功能,使中华民族又迎来了一个文化高峰。屈原的诗歌奠基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特征,饱含爱国忧民的情怀。屈原在国破家毁时的悲愤吟唱,至今还迴荡在宇宙星空,成为永不消逝的音波。

屈原义无反顾地弃世以后,时代的景象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勇士兮一去不复还。”这就是中华民族历史的进行曲。秦始皇采取了残暴的统治手段,导致了农民大起义,战争筛选出两位领军人物,项羽无限凄凉地“霸王别姬”,投进了波涛滚滚的乌江。刘邦的心声是“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用气势雄壮歌声,开启了一个强盛的时代。

汉初,西北边陲的匈奴,不断发动侵扰战争,使边民不堪其苦。汉武帝时,集全国之力,由卫青、霍去病分头率领,以敌之韬略制敌,超长途奔袭敌大后方,一直反击到胥狼山下,让侵略者唱出了“失我焉支山,让我妇女无颜色”的哀歌。

边境安宁,国势强盛,汉乐府不断演奏出华彩篇章。《孔雀东南飞》、《胡笳十八拍》、《木兰辞》等等,难以计数。

尽管朝代变换更新,但音乐舞蹈,始终一脉传承、线条连贯、从未间断。音乐的发展链条,伴随着时代的强盛、衰落,人民生活的安康和艰难,起起伏伏、弯弯曲曲。但路径清楚,始终向着光明前行。

令中华民族永远骄傲自豪的是唐诗宋词。我们可以忘记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的呼吁。但要记住《观公孙大娘舞剑》的诗篇,只有他才能用惊神泣鬼之笔,真实生动地记录下当时民间舞蹈的水平。诗人白居易,也没有辜负时代重托,写下《琵琶行》,让后代知道唐朝的琵琶弹奏艺术已经达到何等高度。

我们在回顾音乐历史时,别漏掉唐后主李煜的亡国叹息:“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他用哀怨之声警醒我们,不能沉迷于灯红酒绿。

苏东坡的“大江东去”和李清照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都异曲同工地唱出时代的风貌。

豪放婉约一相逢,便催开梨园花万朵。战乱苦恨存亡时,灿烂文明又岂惧烽火狼烟。岳飞的《满江红》、辛弃疾的《破阵子》、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秋瑾的“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千百年来,一时多少爱国英杰跃马舞枪,引吭高歌,为中华民族增添着无尚荣耀,给时代抹上永不褪色的亮丽的色彩。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7年国共两党分裂。自此,中国共产党独力举起解放中华民族的旗帜,井岗山、长征路……红军被蒋介石压缩在我国的西北角。1931年,日寇的铁蹄,闯进了东三省,不甘屈辱的人们,悲凉地唱着《松花江上》,告别了美丽的家乡,开始逃亡流浪。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袖毛泽东等抓住历史机遇,号召国共两党放弃宿怨,一致对外。音乐奏响时代的最强音,《义勇军进行曲》一马当先,《黄河大合唱》等等。万马奔腾,中华民族似雄狮醒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顺应了时代潮流。

新中国建立不久,又铁肩担道义,“雄纠纠、气昂昂”地走出国门、走上抗击侵略者的惨烈战场,能够唱出“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的肯定是胜利一方。

邓小平的文艺理论带领我们走进了新时代。唱响了公平正义的主旋律。最近,某些青年歌手,翻唱革命歌曲,演唱脱离时代环境,没有真情实意。我的观点是尊重和珍惜传统音乐,目标是超越和创新,而不是破坏与翻抄。不是打击积极性,而是:“寄语音乐后生代,敢于班门试新斧。蟋蟀只唱一秋歌,鲲鹏可吟九天赋。”

音乐是生活素质的浓缩,社会形态的剪影。我们身处太平盛世,是有史以来的最好时期。我们要用科学发展观为指针,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新音乐。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艺术研究所音乐研究室

责任编辑 李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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