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后我国形象思维研究综述

摘要：

我国“形象思维”概念来自俄国，其研究成果先后集中于文艺学、思维科学、教育学三个领域。文艺理论家于20世纪发起两次大讨论，引进并初步建设了“形象思维”概念，以文艺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思辨的方法初步探讨了“形象思维”的特征及其与“抽象思维”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思维科学家取代文艺理论家，成为形象思维的主要研究者，他们在钱学森的倡议及指导下，以充分利用前科学知识为目标，以开展科学的语言学和模式识别研究为基础，初步建立起“形象思维学”。与此同时，教育学家将形象思维理论运用到教学方式方法改革、智力及创新能力开发研究上，创造了我国素质教育研究的重要成就。

关键词：形象思维；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 I109.5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7）05004607

国务院于2015年颁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指出：创新创业教育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激发创新创业灵感”。在人类的创新机制中，形象思维占据至为重要的地位。“形象思维学”被钱学森视为有可能“掀起又一项新的技术革命”[1]的综合学科。可以说，对形象思维进行研究，是从根源上探索创新创业教育方法的途径。在事实上，我国形象思维研究可以追溯到六朝时期，而且历代不衰，成果颇丰。然而，“形象思维”这个概念却属外来，在1931年之后才由俄国传入我国。“形象思维”这个话题在现当代几度成为学术热点，本文拟对1931年之后我国形象思维研究情况进行梳理。

一、文艺学视域下的形象思维研究

由于形象思维被集中地运用于艺术活动当中，最早提出“形象思维”概念的也是文艺学家，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形象思维”以文艺学专有概念而存在，其研究工作也多在文艺学视域下展开。

（一）1966年以前：概念的引进与建设

1.俄国“形象思维”概念的引进

1838年，俄国文艺理论家别林斯基在《伊凡·瓦年科讲述的〈俄罗斯童话〉》中第一次提出了“寓于形象的思维”，随后他在《艺术的观念》中对艺术思维明确下了如下定义：“艺术是对真理的直感的观察，或者说是寓于形象的思维。”[2] “寓于形象的思维”这一提法直接奠定了俄国“形象思维”概念的基础。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高尔基等俄国文艺学家继承并发展了别林斯基的理论。

1931年，《北斗》杂志发表了何丹仁翻译的法捷耶夫《创作方法论》，“形象思维”这个概念正式传入我国，获得了左翼文艺学家的积极响应，代表性文章有：赵景深《文学概论讲话》、胡风《论现实主义之路？后记》、蔡仪《新艺术论》。新中国成立后，苏联的“形象思维”理论对我国文艺理论建设的影响进一步扩大。1956年，霍松林发表文章《试论形象思维》，是我国第一篇全面系统论述“形象思维”的学术论文。文章基本沿袭了高尔基的观点，认为“形象思维”是艺术家塑造“典型的艺术形象”的必要保障。以上文章实现了苏俄“形象思维”概念的引入与传播，奠定了我国“形象思维”概念的基础。

2.西欧北美相关理论观点的融入

同期的西欧及北美文艺学界无“形象思维”概念，但产生了“感性”、“直觉”、“本质直观”等概念，强调艺术思维的独特性。以朱光潜、李泽厚为代表的美学家将西欧北美的以上理论引入我国，并与苏俄“形象思维”概念相融合，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形象思维”文艺理论的建设与发展。1936年，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一书中，综合了克罗齐等欧美美学家的观点，提出以“直觉学”置换“美学”这个术语的观点，并尝试以“形象的直觉”为核心概念建构富于中国特色的美学体系。1959年，李泽厚发表文章《试论形象思维》，指出：“个性化与本质化”是“完全不可分割的统一的一个过程的两方面”，“永远伴随着美感感情态度”[3]，将西欧北美的“直觉”、“感性”理念与苏俄“形象思维”理论进行了有机整合。

3.“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維”之关系的讨论与变质

在“形象思维”概念基本确立起来之后，其与“抽象思维”之间的关系成为人们讨论的重心。1957年，蒋孔阳发表文章《论文学艺术的特征》，响应了霍雪松的观点，并尝试进一步论述“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在认识“本质规律”上的不同。同年，尼苏在《学术月刊》发表文章《形象思维过程究竟是怎样的》，认为形象思维没有抽象过程。1958年，老凡同样在《学术月刊》发表文章《略论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关系》，提出与尼苏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在艺术创造活动中，形象思维是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一般情况下，艺术家的形象思维总是在抽象思维的指导或辅助下进行，有时则是交错进行的。不能设想，一个现实主义的艺术家能够离开科学的抽象思维和一定的世界观而能制作出伟大的艺术品。”[4]这两篇文章分别提出了当时的两大主流观点，在当时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反响，多人参与到“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之关系的讨论当中，《学术月刊》在1958年连续刊登了两篇讨论综述：《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关系问题来稿综述》《形象思维中有无抽象的问题来稿综述》，介绍学术讨论成果。从两篇综述来看，讨论基本沿袭尼苏与老凡的思路与观点。

以上讨论都在学术范围之内，对“形象思维”理论的建设与发展大有裨益，然而，受特定历史背景影响，讨论很快与政治斗争紧密挂钩，走向歧途。1957至1958年，毛星连续发表文章《论文学艺术的特征》《论所谓形象思维》，批评“形象思维”理论。1959年，毛星发表文章《对十年来新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些理解》，将强调文艺独特性的理论家称为“修正主义者和具有各种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点的人”，认为他们“叫嚷文艺特殊，甚至公然宣传文艺神秘，认为党不能领导文艺，叫嚣取消党对文艺的领导。”[5]1966年，郑季翘发表《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对形象思维论的批判》，对“形象思维”理论进行了更为直接而严厉的政治批判，认为：“形象思维”理论“断言文艺作家是按照与一般认识规律不同的特殊规律来认识事物、进行创作的，正因为如此，每当某些文艺工作者拒绝党的领导、向党进攻的时候，他们就搬出形象思维论来”，“所谓形象思维论，不是别的，正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体系，正是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一个认识论基础。”[6]郑季翘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对“文革”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把“形象思维”理论及其持有者推到了当时政治运动的风口浪尖，“形象思维”理论建设由此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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