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十字路口的中国

1938年秋，濒临亡国灭种危险的中国，又一次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以来，在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日军长驱直入，相继占领华北、华中、华南。在军事上取得重大胜利。但随着战线的延长、部队的分散、兵员的伤亡，以及占领区面临中国军民日益严重的威胁。战略进攻已达顶点的日军渐趋颓势。特别是1937年10月8日太原失守后，华北地区正面战场的作战基本结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地位逐步上升，客观上使中国的抗日战争形成了相互配合的两个战场：一个是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一个是主要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担负的敌后战场。

在陕北高原延安的窑洞里，运筹帷幄的毛泽东，对中国时局的深刻转变和走向，洞若观火。早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中国共产党就预见到，即将到来的中国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争。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做了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指出：“中国革命战争还是持久战，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这个持久性。”“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做持久战，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又一个特点。”1936年7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明确提出通过持久战争夺取抗战胜利的方针。彼时，孱弱的中国抗战不可能取胜的“亡国论”，只要苏联出兵、美英等大国干涉，抗战很快会结束的“速胜论”，正沸沸扬扬，喧嚣一时，左右着国人思想和坊间舆论。毛泽东这一论断，对在战争发展趋势认知上处于混沌状态的中国，不啻一声春雷，石破天惊。

1938年5月，毛泽东总结全面抗战十个月的经验教训，集中全党智慧。在延安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重要军事理论著作，并于1938年5月在延安抗日研究会上做了《论持久战》的讲演。毛泽东分析了中国实施持久战的外部原因，即“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毛泽东分析了中国实施持久战的内部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把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毛泽东透过扑朔迷离的历史进程，高瞻远瞩地指出，中日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

据此，毛泽东在中日两国本质特点的比照中，为持久战提供根据：日本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而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之寡助。……中国的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与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家，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

毛泽东科学地预见到：持久的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通过这三个阶段，在双方的力量对比上，中国必将从劣势到平衡到优势。其中，相持阶段是最艰苦的，时间也最长，然而它是持久抗战转到最后的“枢纽”，中国抗战力量的生长主要在这个阶段。

历史记住了一个感人至深的细节：春寒料峭的夜晚，在异常投入的理论创造中，在九天时间里焚膏继晷振笔疾书的毛泽东，其棉鞋被窑洞里的火盆引燃烧了一个洞，他竟浑然不觉。就是在夜以继日的思考和分析判断中，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被后来的时局演进完全证实的论断，持久战是抗日战争的总的战略方针。

真理不问门第。《论持久战》的问世，在中外包括国民党营垒引起广泛关注和反响。在陪都重庆，白崇禧看了《论持久战》拍案叫绝：“这才是克敌制胜的高韬战略！”他向蒋介石转述了《论持久战》的主要观点，蒋也对该文深以为然。在蒋的支持下，白崇禧将《论持久战》的思想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在取得周恩来同意后，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国民党军队傅作义、卫立煌等高级将领，都高度评价《论持久战》。这部论著还被翻译成英文印行海外，得到爱国华侨、华人及关注中国抗战的外国友人一致好评。

1938年10月，蒋介石在武汉召开高级将领会议，邀请朱德参加。朱德在会上提出了国共两党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建议，被蒋介石采纳。其后，周恩来和叶剑英研究制定了游击干部训练班教育计划大纲。11月，蒋介石邀请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叶剑英参加在南岳召开的最高军事会议。会议确定，自“七七抗战”开始到武汉失守为第一期抗战，以正规战为主；而后为第二期抗战，实行“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方”的方针。1939年2月，为了培养游击战指挥人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衡山举办三期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亲任主任，聘请叶剑英任训练班教育长，中共中央派出包括军政教官在内的三十余人代表团，传授游击战战略战术和政治工作，周恩来曾到训练班视察与授课。叶剑英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讲授《游击战概论》时，听众达两三千人。课堂容纳不下训练班学员，只得在广场上讲大课。

毛泽东非常注重从老子、庄子、列子积厚致大、由简到巨的哲学思想中汲取智慧，阐述和深化持久战的思想，强调只有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坚持进步，才能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胜利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毛泽东向全党提出，抗战中的“坚持”和“努力”，要以列子讲的愚公移山为榜样。1938年4月30日，毛泽东在抗大第三期第二大队毕业典礼讲话中，要求大家学习愚公挖山的精神。1938年12月1日和1939年1月28日，毛泽东在延安抗大的讲演，又两次讲到愚公移山的故事。

1939年6月10日和13日，毛泽东分两次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题为《反投降提纲》的报告。6月30日，毛泽东撰写了《当前时局的最大危险》一文，开篇有这样一段话，“我手边收集了不少材料，撰写一篇纪念抗战两周年的论文，借以答复自《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出版以来从某些方面发出的责难、挑战和质疑，名之日《再论持久战》。”7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讨论中央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对时局宣言等文件时，周恩来发言说，我们要指出支持长期抗战是坚持敌后游击战争，请毛泽东作《再论持久战》，答复如何继续支持抗战的办法。

新中国成立后，《再论持久战》编入《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反对投降活动》，并将开头一段话略去。1993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毛泽东文集》时，把毛泽东1939年6月中旬做的两次报告合编为一篇文章，以《反投降提纲——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的提纲》为题收入文集。

毛泽东两篇《再论持久战》文章和报告，系统分析了相持阶段抗战的两种前途，指出抗战是最艰苦的持久战。毛泽东说，抗战相持阶段有两个前途：第一前途——大部抗战，小部投降；第二前途——大部投降，小部抗战。鉴此，毛泽东说，第一前途，是长期的曲折的；第二前途，更是长期的曲折的。我们从来也没有设想过抗战应该是速胜论、直线论，而历来主张长期论与曲线论。所以，相持阶段抗战是最艰苦的持久战。

在世界东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及相关论述，以其对抗日战争发展规律的清晰描述，令人信服地回答了国内外反法西斯人民最关心的重大问题，客观上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乃至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指导纲领。

在攸关中国前途命运的时候，毛泽东已经清晰地掌握了历史脉搏的律动：抗战中敌我相持的新阶段已经到来了。于是，当他的对手踌躇满志，还在那里幻想重温元朝灭宋、清朝灭明、英占北美和印度、拉丁系国家占中南美等好梦时，毛泽东则看到了整个人类战争史中颇为新鲜的一幕。他用充满了哲人睿智和诗人浪漫的生花妙笔写道：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

转眼已是1938年9月末，陕北高原高天寥廓，秋色斑斓。

9月29日，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体扩大会议，在延安城东北四公里处桥儿沟一座哥特式双塔楼天主教堂召开。

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小觑。1936年4月9日晚9时至10日凌晨3时，关中富商打扮的周恩来，与张学良曾在这里会谈达六个小时之久。同年5月12日晚至13日晨，周恩来与张学良再度晤面。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联手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周恩来与张学良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的晤面，其影响之深刻，改变了张学良的人生乃至中国的历史。

在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创造了三个历史之最：

与会人数之最。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十七人，党中央各部门、全国各地区的领导干部三十六人，是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

开会时间之最。从红叶初染到霜冷延河，这次全会前后跨三个月份，一直开到11月6日，会期共三十九天时间，用时之长在中央以往全体会议中并不多见。

会议内容之最。全会议题重大而丰富。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其是朱德、毛泽东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核心解决统一领导问题。而一年前，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比较弱小，中国的抗战要依靠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应竭力促成在国民党政府基础上的全国的团结统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要提谁领导谁的问题，而应运用法国共产党关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经验。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

两道“圣旨”，天渊之别，简直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所幸这次转弯毕竟转到中国的国情、党情实际上来了。

10月12日，毛泽东在会上所作政治报告中，精辟阐述了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游击战争的新形势、新特点、新任务。

二十五天后，11月6日，毛泽东在全会做的总结报告中，科学阐明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深刻揭示了最广大和最坚持的游击战争，对于推动相持局面到来和积蓄反攻力量的极端重要性，指出：游击战争是在全战争中占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的。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建设，忽视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也将不能战胜日本。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对抗日战争特点规律的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在1937年8月下旬召开的洛川会议上做出开辟敌后战场决定，并提出创建根据地、牵制和相机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保存和扩大自身及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的基本任务基础上，党在战争指导、战略规划、理论创新和自身建设上取得新的重大飞跃。

当此世界风云际会之时，中国共产党人以视通万里的眼界和胆魄，在宏阔的时代背景下，书写着历史的惊人之笔。

责任编辑/兰宁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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