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明道：9至13世纪《原道》的经典化历程

摘 要：自中唐至宋初，韩愈《原道》的影响有限。北宋仁宗朝的前三十年，是《原道》走向经典化的关键时期。它被士人精英尊为文以明道的典范，排佛卫道的一面旗帜。它所揭橥的道统谱系，为方兴未艾的儒学各派提供了争取正统地位的言说方式。它以新颖的论述，引领了“原”体写作。自仁宗嘉祐年间至北宋后期，《原道》遭遇到佛教契嵩和儒学内部的各种质疑批判。不过，这并未逆转其经典化的历程，反而由此开启了宋代学术思想在本体论、心性论等层面深入发展的契机。绍兴和议后，宋、金南北对峙，《原道》的经典化在不同的地理、文化空间中呈现出不同轨迹。在南宋，韩愈虽被理学家从道统中排除，《原道》文以明道的经典地位却屹然不动。借助于科场文化的推动，它进而成为普通士人文章写作的必读作品，经典的形成跨越了士人各个阶层。至于在女真统治下的北方中国，由于浓郁的“三教合一”学术思想氛围，《原道》一直较受冷落。直至蒙元时期，随着理学北传以及文坛宗韩之风的兴起，《原道》的经典意义才得以逐渐凸显。

关键词：《原道》;经典化;道统;排佛;科场文化

DOI：10.16346/j.cnki.37-1101/c.2019.03.05

作为韩愈文集中的“命根”①，《原道》是中国古代文学史、思想文化史上最经典的篇章之一。1954年，陈寅恪先生发表《论韩愈》一文，高度推崇韩愈在唐宋思想文化转型中的承上启下之功，将其历史功绩归纳为：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繁琐;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呵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改进文体，广收宣传之效用;奖掖后进，期望学说之流传②。其中前五点，即与《原道》密切相关。理学家程颐认为，自孟子以后截止北宋，只有《原道》一篇，“要之大意尽近理”③。同时在散文史上，《原道》也长期享有“古文之祖”的崇高地位。不过，《原道》的这种经典地位，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士人精英、国家意识形态、科场文化等多方建构而成。本文试图追溯9至13世纪《原道》经典化的历程，呈现在这一历程中围绕《原道》而激发的种种文学、思想、文化新变。

一、走向经典

韩愈文集中，共有五篇文章以“原”名题，分别是《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通常认为，这五篇文章作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韩愈贬谪阳山前后，是他有感于张继来书，深思熟虑地扶树教道之作。其中《原道》一篇，尤其堪称韩文代表，于后世影响深远。

在文章中，韩愈首先以“仁义”来界定儒家之道，并与老子之道划清界限：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徳。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徳为虚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徳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罪也。彼以煦煦为仁，孑孑为义，其小之也则宜。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徳，徳其所徳，非吾所谓徳也。凡吾所谓道徳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徳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文章继而追溯儒家之道创自三代圣王，包涵广大，是社会秩序、文明形成、历史发展的基础。此道在古代圣王、孔子、孟子之间传承。孟子之后，由于秦朝暴政，以及佛、老异端的干扰，儒道衰微不振，导致生民“不闻圣人仁义之说”，“穷且盗焉”。欲改变这一状况，须恢复先王之道，排斥佛、老二教，“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一《原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3頁。。

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原道》都体现出强烈的开拓与创新，洋溢着韩愈炽热的卫道精神。它首次运用散体单行的形式，避开当时已趋圆熟的“论”体，而选择以“原”名篇，来论述一个儒道本原、异化或衰微、回归与重振的三部曲。它首次提出了一个儒道传承的完整谱系，对儒道的内涵作出清楚界定，并首次拈出《大学》中“正心诚意而将有为”，来与佛、道的清净寂灭对峙，进而主张一种激烈的排佛举措。

《原道》问世后，一些韩门弟子及古文家，如中唐李翱、皇甫湜、赵德、林慎言，晚唐五代孙樵、皮日休、陆龟蒙、沈颜、孙郃等，接受了道统说，并顺理成章地将韩愈置于其中，与孟子、扬雄并称赵德《昌黎文录序》：“昌黎公，圣人之徒欤……所履之道，则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扬雄所授受服行之实也，固已不杂其传。”（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六二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276页）林简言《上韩吏部书》：“去夫子千有余载，孟轲、扬雄死，今得圣人之旨、能传说圣人之道，阁下耳。”（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七九○，第8280页）。这样，从上古圣王，中由孔、孟、荀、扬，直至韩愈，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传道谱系。

不过，从现存文献看，《原道》在中、晚唐远未取得“经典”地位。这或许因为当时的主流文化依然是一种文学文化，它的核心特征为综合和兼容，尤其体现在三教关系中。在社会生活和群体秩序方面，士人遵循儒家的社会伦理规范;而在个体心灵、内在信仰层面，则往往从佛教和道家中寻求精神解脱钱穆曾指出：“唐代人物，一面建功立绩，在世间用力;一面求禅问法，在出世间讨归宿。始终是分为两扇的人生观。”（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5册《初期宋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6页）陈弱水则将唐代士人的心态和思想格局概括为一种典型的“外儒内释”。（陈弱水：《柳宗元与中唐儒学复兴》，《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68-280页）。身处此种文化氛围之浸染，《原道》激进的反佛立场显得相当偏执而突兀。比如，韩愈的好友兼古文同道柳宗元、刘禹锡，就表示出与《原道》迥异的倾向柳宗元于天台宗颇有好感，曾明确表示不赞成韩愈排佛，见《柳宗元集》卷二五《送僧浩初序》，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673页。刘禹锡则对《原道》中道统话语，不以为然，可见刘禹锡著，瞿蜕园笺：《刘禹锡集笺证》卷二九《赠别君素上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942页。。晚唐由古入骈的文学巨匠李商隐，则对以《原道》为核心的排佛卫道系列论述，进行了犀利批评李商隐：《上崔华州书》，李商隐著，刘学锴、余恕诚校注：《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08页。。至于一般的士人群体，不妨接受禅宗的“传灯”说，可对同属权力谱系话语、以排佛为标的的儒家道统，也很难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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