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世纪内外

二十一世纪即将来临，新世纪的考古学可能是什么？

任何人文科学的进步，都取决于社会新需要的提出、新技术提供的研究条件、社会思潮变化的影响，而这三方面都是互为影响和制约的。

在欧洲，文艺复兴后破除中世纪社会道德观念和宗教观念束缚的需要，促使了近代考古学的萌芽。按照英国地理学家和考古学家克劳福特(O.G.S Crawford)的说法，近代考古学诞生的标志是一八五九年英国的地质学家泼利斯特维治爵士(Sir Joseph Prestwich)和考古学家约翰·伊文思爵士(Sir John Evans)肯定了法国北部的旧石器时代的阿布维利(Abbeville)遗存的真正存在。这个认识，推翻了上帝造人的神话，对当时欧洲社会引起的震动以及推动人类思想的进步，意义无比巨大。当时所以得到这个认识，是因为在考古发掘中开始运用了地质学中的地层学原理。但在考古发掘中普遍确立地层学原理，按照英国另一位考古学家赛思(A.H.Sayce)的说法，则是德国人施里曼(H.Schliemann)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发掘特洛伊古城才开始的。到了十九世纪的九十年代，又经过英国的毕德·里浮斯(Pitt Rivers)的阐述，地层学原理在欧洲的考古学界被进一步承认。这样，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建立了考古学方法论中的第一根主柱——考古地层学。

考古学方法论中的第二根主柱——形态学或称分类学，则是在十九世纪初最早发生在北欧的丹麦和瑞典，继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时汤姆逊(J.Thomsen)提出了石器、铜器、铁器的工具进步三时代说之后，又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完善，至一九○三年由蒙德留斯(O.Montelius)作了完整的表述。有了这两个方法论之后，考古学家在研究许多发掘成果的基础上，至本世纪初又逐渐形成了考古学文化、考古学文化序列这些考古学研究中最核心的理论。此时，考古学才有了自己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即作为本体论的考古学文化论和作为方法论的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亦被称为形态学或分类学)。当考古学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努力取得了这个阶段性的巨大进步之后，各国考古学家便在中东、欧洲和印度、美洲、中国、日本等新旧大陆的主要地区进行了大量发掘，在相当多的地区弄清了许多考古学文化的分布情况及其序列。但这阶段考古学研究的目标，则是如同英国考古学家彼特里(F.Petrie)在本世纪前期所说：“重建已逝的生活”。具体而言，就是陶器、房子、墓葬、工具、武器、装饰品等等人工制品的特征及其组合与变化，并可据而来推断一些人类群体的兴衰及迁徙。人类的行为过程及历史文化的进步法则，此时还不是追索的目标。

回顾这一段历史，就能看到，从上个世纪中叶至本世纪初，考古学完成了第一个阶段的进步，以后又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实践，重建了世界大部分地区的远古、上古、古代乃至中世纪的历史，最大的贡献是使人们的世界观发生根本变化，相信了进化论的理论。

第二个阶段性的进步，是从本世纪六十年代起开始取得的。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美国的瓦特·泰勒(W.W.Taylor)首先对当时美国考古学过分重视人工制品而不讨论非物质方面的内容，进行深刻反省，主张应考虑考古学和其他学科的一体化，强调要重视考古遗存所反映的人们的行为。五十年代，斯图尔特(J.H.Steward)等人的人类学中的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已经成熟，又给了美国的考古学以极大冲击。他们强调文化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文化适应成为解释的基点。这种理论的经典模式是：在一定的环境中，人类要生存，就要发展起一套相应的技术，从而决定了人类的群体结构和活动模式，而群体结构和活动方式又决定了他们对事物的看法。正是在这种人类学中新进化论理论的影响下，自六十年代起，美国出现了一个“新考古学运动”。他们以宾福德(L.R.Binford)为代表，主张考古学的目的就是人类学的目的，要“阐述整个时代内人类生存的物质和文化上的异同”，把考古学研究的内涵扩大到了物质文化、精神文明和社会结构等人类活动的主要方面，并强调生态环境对人类生存情况的制约作用。新考古学派的哲学理论基础是文化唯物主义，他们要探讨古人的行为过程，因此又曾把新考古学叫做“过程考古学”。以后出现的一些怀疑派，则把各文化之间在政治、文化上的相互影响视为决定某一文化变化的重要因素，强调人类自身的知性认识对文化进程的重大影响。这样，有些人便把这种学说叫做“后过程主义”。但不管是六十年代出现的“新考古学”和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后过程主义考古学”，都已把探讨人类以往生活中，特别是史前时期的物质的、精神的、社会的面貌作为研究的目标。

“新考古学”和“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的出现，显然也是因为有了二次大战后科学大发展的技术支持。由于大量考古遗存的绝对年代的测定成为很容易做到的事，也由于对古代世界自然环境变化的了解成为可能，考古学家就可以具体分析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人群与生存环境的相互影响及其变化；再加上其他人文科学新理论的影响，考古学自然可以把自己的研究目标提高一步。

考古学的诞生和发展，既是受到社会需要、社会思潮和科学技术条件的制约，要思索考古学在今后可能取得的进步，当然应该考虑这几方面在今天已经取得的新条件。

就当前情况看，考古学至少在以下诸方面可取得重要的新进步。

引进“地理信息系统”(GIS)，促使考古记录方式和环境考古研究的进步。

由于全球定位仪(GPS)技术的成熟，“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可以把发现的各种考古遗存，准确地定位于地图的座标点上；对于发现的各种考古遗存，还可以作出三维记录。于是，研究者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荧光屏上很方便地而且是一目了然地观察各种考古遗迹在地理分布上的关系及其同自然环境的关系。这就将能迅速发现许多过去想象不到的问题，也可使大量以前难以解开的疑团，豁然消失。考古学者从这种地理信息系统中得到的一些新信息，必将能大大提高考古学研究的能力，特别是研究各文化之间和人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能力。对于考古发掘方案的制订来说，也必将因为有了许多新信息而大为周到。

引进分子生物学中遗传基因(DNA)的研究方法，真正弄清楚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群(广义的)的关系

在古代的人体骨骼，甚至是在骨骼化石中，特别是在牙齿化石中抽取出脱氧核糖核酸，进行基因排列方式的研究，从而确定研究对象的遗传关系。八十年代晚期，美国的古人类学家就根据这种研究，提出了亚洲古猿并非是人类的直系祖先，东非发现的阿法种南猿(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才是人类直系祖先的论断，震动了人类学界和考古学界。这样，一百多年来一直困扰着考古学家的如何确定各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群关系的难题，就可以通过一系列遗传基因的测定工作而逐渐得到解决。由此在确定考古学文化的范畴、各考古学文化的相互关系以及考古学文化变化原因等方面，必将引起一系列的重新检讨和新的理论思考。

当今法国新史学的理论，将再次影响考古学的研究目标和方法

如果说考古学在本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取得的新进步，在理论思考方面曾得益于人类学中的文化生态学理论，那么，当今法国论坛学派的新史学理论，也许又将对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产生相当的影响。他们大大深入地阐述了“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的思想，突出了历史学家认识主体的作用，认为历史研究应象其他学科一样，从现实出发提出问题，然后通过历史认识这些问题。他们主张要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希望史学和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主要学科建立联系，研究人类物质生活，探讨人类精神面貌，并要求进行计量研究。他们特别重视总体史的研究，并强调要长时段地研究历史，认为长时段是把握和认识历史的关键。

法国新史学中的一个精采内容是对于历史必须进行理解和解释因果关系的讨论。美国的新考古学理论也正是大力提倡要对文化遗存(现象)进行解释，并且也出现过还要进行理解的提法；但关于理解这一命题，并未深入讨论。法国新史学曾对理解和解释的关系有过很多争论，但总的说来，则是以为理解了才能解释清楚，而解释清楚了才能理解，但理解和解释分属于两个范畴。理解不是方法，却是方法的灵魂，它最终确定了历史的价值，即扩大了人类的交往范围，使往昔文化的价值由于获得今人的理解而在今人的内心世界中得到新生，从而能历久常青。这样，历史也可以说是现在的人和过去的人遥相交往和理解的一种结果。就人类的天赋本性来说，这种交往和理解同今人之间的交往与理解是一样的。这种理论，试图把历史上的物质文化、精神文明、社会结构等方面联系起来作长时段的总体史的研究，并且贯通了古今的联系，从而最终主张历史学应和各门社会科学融合成为一种“人的科学”。

从史学的发展过程来看，考古学自上个世纪的中叶起，从历史学中分化了出来；人类学自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起，也从历史学中分化了出来；从此这三个学科的关系一直密不可分。现在，至少在理论上，考古学和人类学已呈现出合拢的趋势。我以为，这三个学科最终还是会重新合为一体的，而法国新史学提出的各门社会科学应融合成一门“人的科学”的目标，就已经道出了根本的原因。基于这种认识，法国新史学中的许多论点，几乎可以直接移植到考古学中来。例如，对于历史必须进行理解的论述，就不仅是简单而又深刻地指出了历史的价值，同样也平凡而透彻地阐明了考古学的根本作用。

国际和平环境的新局面，将远为扩大考古学研究的国际合作，大大提高考古学研究的能力

当今科学的发展，已经使科学家们懂得，本国科学的进一步发展，离不开其他国家的科学的发展。科学发展本身的需要，促使了各国科学家之间加强合作的愿望的发展。对考古学的发展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在历史的长河中，当今的国界并非是古代族群及其文化的分界线。仅就此点而言，即使为了弄清本国疆域内的古代文化，也必须扩大其研究的区域，加强国际合作。更何况自古以来，许多文化往往长途迁徙，而相互之间的文化交往，彼此影响，更可远涉万里，绝不以今天的国界为限。近几年来，由于南非政治问题的解决，一些古人类学界仔细研究了南非同行在史德文丹(Starkfontein)洞穴中发现的数百具非洲南猿的骨架，并与阿法种南猿比较，竟然发现非洲南猿虽比阿法种南猿要晚一百万年，但更适应树上生活。这就使得近二十年来一直认为阿法种南猿是人类直系祖先的说法，迷惑难解。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当然还有待进一步的发现与研究，但和平环境的取得对考古学发展的意义，在此已体现得相当充分。所以，如果下一世纪国际和平环境会比本世纪加强，可以相信在二十一世纪中，考古学研究由于国际合作的加强，其成果的取得，将远远大于本世纪。

一九九二年，我曾经提出过考古学的最高发展阶段是“全息考古学”的设想。我所以提倡“全息考古学”，其追求的核心其实只是三点。其一是要认识人的本质。人类的历史有好多万年，人类的思想和能力当然是在不断变化和进步的，但就其天赋本质而言，却是万变不离其宗，亘古如一。其二是要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本质。这种本质，似乎就是文化生态学理论中的文化适应性，也似乎可以用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的观念来表达(当然，原有的神学目的论的性质在此已被抽换掉)。其三是我所提出的“古今一体”。这三个要旨，我想就是未来将要出现的“人的科学”这门科学的研究总目标。当“人的科学”真正形成时，考古学、历史学和人类学自然已经合为一体，合而为一的时间当然难以预言，但在下一个世纪中，看来是会实现的。

全人类在以往的历史过程中，曾形成过若干个不同的文化区，或称不同的文化类型。这些区域类型，当然分别有其不同的层次。学者们曾就全球究竟应该划分为几大文化区提出过不少看法，但却往往并未顾及在时间长河中发生过的变化。

如就青铜时代及其以后的几大文明的分布情况而言，全球似可划为五个或六个以上的主要文明区。

一是按照西方学者的正统理论而言，是从古代两河流域，埃及至希腊、罗马以后的欧洲及十六世纪以后逐步扩大的北美文明区。其实，铁器时代以后发达起来的欧洲文明，也就是今天通常所谓的西方欧美文明，只能以希腊、罗马的文明为起点。两河流域和古埃及那种人类最早的文明，除了农业和制陶术等确曾由此而逐步传入欧洲外，就文化的总体而言，并不宜认为就是今天所谓的西方文明的主要源头。他们所以要把西方文明的源头追溯得那么早，恐怕无非是出于一种希望这种文化从一开始就是最优越的狭隘情绪的需要。两河流域及古埃及的最早文明，本应单独划为一个或两个独立的文明区，后来却因其他文明的侵入而告中断，其主体没有延续下去。这种情况，其实在许多地区都曾发生过，不过因为并未像两河流域和古埃及那样被误划为西方文明的源头，所以在这里就不加讨论。

二是以印度、巴基斯坦为核心的南亚和东南亚(指以受南亚文明影响为主的部分)文明区。

三是以中国及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为主体的(包括受中国文明影响极大的部分东南亚地区)东亚文明区。

四是西班牙人进入以前的中、南美文明区。

五是中世纪以后以中东为核心的伊斯兰文明区。

六是东非、南非等非洲文化区。这一地区的文化发展速度曾长期处于迟缓状况，除了沿海的少量地点以外，近代以前并未进入文明时代。但那里的土著文化却有很强的自身特点，所以似乎也应划为一个单独的文化区。

这几大文化和文明区，就其文化的连续性并自成系统地经历了人类文化的完整发展过程而言，只能推出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文明区，其次才是铁器时代以后的欧洲。南亚和东南亚文明区中的印度及巴基斯坦，文明发生的时间虽然早于中国，但文化中断的现象太多，文化变易的程度也较大，对于了解文化和文化进步过程的规律性来说，其重要性自然要受到影响。如就理解历史来说，其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和文化发展的阶段性是否完整，应当至为重要。人们如果看到了这两方面最为完整的过程，必将对如何理解历史和预测今后的命运，得到最多的启发。

另外，在中国等东亚地区，范围宽广，地理环境差别很大，经济文化类型极多，自古以来形成过采集经济、渔猎经济、畜牧经济、游牧经济、农业经济、平原生活、山地生活、草原生活、沙漠生活、海滨湖边生活等等，等等。这对研究人类的历史文化来说，其多样性又是其他文化和文明区不具备的。

而且，在以往的一个半世纪中，在两河流域、埃及、欧洲等地已经进行过大量的发掘，而中国等东亚地区的考古工作，却迟了三十年(如日本)至六十年(如中国)以后才开始，未被开垦的考古处女地还较多。这就意味着二十一世纪东亚在考古学研究中可以扩大的新领域和补充的新内容，无疑将在全球考古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一九九六年七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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