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中国近代动物学之创立和发展

总结中国原生动物学研究之艰难历程，对我国当时已开展的6个研究领域做了扼要介绍。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所长，是中国原生动物学奠基人。早年积极开展生物科学考察，获得中国原生动物、淡水轮虫分类及生态学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发现原生动物新种近百种。论文《珠穆朗玛峰地区的原生动物》《中国轮虫志》等在国际动物研究领域有重要影响，为中国原生动物学的创建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委员。

伍献文（1900-1985年），浙江瑞安人。1918年考取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南京大学）农业专修科。1920年冬秉志回国在南京高师执教，引起伍献文极大兴趣，使他立志从事动物学研究。1925年秉志到厦门大学，伍献文追随秉志钻研组织学和胚胎学。1932年伍献文取得巴黎大学科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与方炳文、常麟定等深入广西、贵州、云南等边远山区，采集了大量标本，发现了许多在科学上未曾记载过的新物种。抗战期间完成《漓江的鱼类》一文，其中描述了发现于漓江的11个新种。他除了在国内外专业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外，还积极为《科学》撰稿，尤其《三十年来之中国鱼类》一文可视为中国近代动物学中鱼类学方面最具权威性的总结。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曾任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院长。

在该研究群体中，与《科学》关系最密切莫过于刘咸（秉志早期的学生和助手、人类学家、中国动物学会发起人之一、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和张孟闻（秉志早期的学生和助手、爬行动物学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两位。他们继杨铨之后，先后担任《科学》主编，其中刘咸是在1935-1942年，张孟闻是在1942-1950年。他们不负众望，使《科学》成为我国自然科学领域中“唯一一直坚持，几乎不曾间断的一项事业，直到1951年被合并到《自然科学》”。刘咸曾在一篇回忆中提到《科学》当时在上海的困境：1937年7月日寇发动侵华战争后不久，南京沦陷，位于成贤街文德里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亦遭蹂躏。秉师于痛心之余只身来沪，席不暇暖即在总社亚尔培路（现陕西南路）明复图书馆重建研究室。当时刘成编辑的《科学》杂志照常进行，一直干了四五年。后来南京汪伪政权成立，汉奸充斥上海。《科学》停刊不久就有人对刘咸进行拉拢：“科学无国界，编辑为大众服务，现在物价飞涨，你们失业，如何是好，有人愿意支援《科学》恢复出版，你们都可加薪，不必自苦”云云，刘咸晓之以民族大义，严词拒绝。后来告诉秉师，他说保持《科学》纯洁，做得很好。

在敌后，秉志和《科学》编辑部的同仁们在1942年被迫停刊后，克服种种困难使《科学》迁往内地，并于1943年迅速复刊，改为季刊，但只出了两期。1944年后恢复出12期，但有两期合刊之做法。1942年，《科学》主编由张孟闻接手，此时诚如陈首所言：“张孟闻先生主编（其中卢于道编过两卷），有了反法西斯及‘科学的社会性’的自觉。”

《科学》是中国实验动物学悄然兴起的见证人

近代动物学按其研究的方法与途径，大体可分为“描述性”和“实验性”两种。朱洗在《三十年来中国的实验生物学》中有如下定义：“凡在自然环境中，用肉眼或用仪器观察和测计生物形态、结构、生活习性、牝牡交尾、顺序发育、荣衰死亡，以及世代交替种种现象，然后出有系统的记录，这统属于叙述的（注：即描述性）生物学。凡是根据工作者的意志，利用人为的设备或手术，控制自然的现象，分析生命现象的发展，研求一切变化的因果关联的工作，统属于实验生物学”。就发展的历史来说，叙述生物学较早，实验生物学较迟，中西都是如此。

自1920年代至1940年代后期，中国近代动物学正悄然发生着变化。尤其在1930年代中期至1940年代后期，即在抗战时期极端困难条件下，实验生物学有逆势而上的趋向。从朱洗发表于《科学》31卷7期上《三十年来中国的实验生物学》一文所提供的文献，以我国当时实验动物学两位代表人物朱洗和童第周为例，做一粗略统计即可看到这个发展势头。在这一时期，朱洗发表实验动物学论文33篇，其中1920年代后期仅4篇，1930-1940年代有29篇[抗战前夕（1930-1936年）发表17篇，抗战时期（1937-1942年）发表6篇，抗战胜利后（1945年后）也发表6篇]。童第周共发表论文12篇，其中发表于抗战时期的多达8篇。其他有庄孝僡4篇，均发表于抗战时期的1938-1941年；经利彬2篇，均发表于抗战前的1930年代；蔡堡1篇，发表于抗战时期。在此历史时期，实验生物学除朱洗和童第周的研究外，还有生理学家林可胜、吴宪、吴襄、蔡翘、冯德培等涉及人体生理，郑集等涉及人体营养，以及贝时璋关于《丰年虫中间性生殖细胞的重建》等的研究，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

此外，伍献文及其弟子和助手们在1920、1930年代一直从事属于“描述性生物学”的鱼类分类学研究，在抗战时期由于经费拮据，被迫开展一些室内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出色的成果。例如，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的刘建康、伍献文发表《鲤鲫的人工杂种》（《科学》刊登有关的摘要及消息）；刘建康发表《斗鱼的渗透压调节与氯化物分泌细胞》，介绍通过硫酸钠诱导斗鱼类鳃叶中氯化物分泌细胞的实验，证明斗鱼对于水中盐度渐增之适应能力，以及鳃叶内氯化物分泌细胞与血液渗透压调节之关系，并进一步证明氯化物分泌细胞之功能不仅限于氯化物之分泌，还可以随外界溶液中溶质之性质而转变，否定了“二价盐类不能从鳃叶中排出”的理论。此项研究成果于1944年在英国《自然》周刊上发表。

总之在1920-1940年代，实验生物学悄然兴起并快速发展。朱洗对此曾有如下评价：“我国的实验生物学家数量虽然不多，乃是环境、经济和历史的关系，一时无可如何。但就个人工作的品质而论，亦有被西方学者所赞美的。”“至少可以说，在若干问题上我们已是站在前线的。”这表明近代动物学在中国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而《科学》如实传递了这一历史性变化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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