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奶多米诺

快速扩张的管理失控、疏于监管的地方保护主义、乃至两极分化的奶源模式，最终让中国民族乳业濒临悬崖。

在2008年9月11日之前，中国乳品行业仍沉浸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眩晕般的快感中无法自拔，这种快感已持续了几乎五年，没有什么力量能使30％的年增长率降温，即使是一场数千名肾结石患儿集结的人间悲剧——人们愿意相信，位于河北的三鹿集团是其中唯一被诅咒的主角。甚至，惨烈的事故很快会被井喷的市场所掩盖，正如2004年安徽阜阳的劣质奶粉案那样终结于对罪犯最高8年的刑期，从而隐没于公众记忆。

但就在这天傍晚，国家质检局公布的一份“黑名单”粉碎了这种可怕的经验，瞬即将整个行业拖入空前的道德炼狱：22家国内乳业企业的69批次婴幼儿奶粉被检测出三聚氰胺，正是这种能表面提升蛋白质含量的化工添加物将石头塞进孩子的肾脏。

一时间，滔天的谩骂中混杂着企业微弱的忏悔声，一场针对乳业全行业的信任危机迅速蔓延开来。人们深知，真正的元凶并非三聚氰胺，矛头迅速从不法奶农转向放纵的奶站，继而犀利地指向包括蒙牛、伊利、光明、圣元等在内的知名本土品牌，它们曾被视为民族骄傲的声名恰恰使社会的承受力降至冰点。与此同时，事态的影响远超出了乳品业的产业链条，辐射到整个社会的监管制度及政府职责。

“仅仅把板子打在企业身上是不公平的，真正该挨板子的是国家监管部门。”9月22日下午5时，一位年过7旬的乳业专家对《环球企业家》说。话音刚落，即传来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亦引咎辞职的消息。事实上，在事件曝光后的11天内，原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及河北省多位官员均辞职或被免职。而就在同一天，农业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卫生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质检总局等部门，在部署全国奶站专项整治行动时公开承认：目前国家既没有专门的监管办法，也没有明确的监管部门，原料奶中间收购环节基本处于失控状态。

失控，或许是对当下中国乳业状态最为准确的描述。这个蒸蒸日上的行业发现，自己早已在高速成长的快感中迷失了方向，取而代之的是难以名状的罪恶感。“在每一个死去的孩子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地狱。”一位国内乳业公司的高层说。

真凶的指认已变得相当困难，罪恶感几乎渗入到产业链的每个环节。实际上，数年来的高速增长本来就可以视为—种失控。包括奶农、奶站、企业在内的产业链环环相扣，但各有先天弱点。奶农议价能力太弱导致利益受损，奶站利润空间受到上下游的双重挤压，而本应最有抗风险能力的企业却执迷于疯狂扩张。同时，国家监管部门不仅在事故爆发前疏于质量监控，更重要的是，当奶牛饲料价格迅速上涨、牛奶的市场价格愈发扭曲时，未能及时给乳业产业相应的监控与产业指导，而放任奶农、奶站、企业盲人摸象般按各自逻辑进行“自救”，导致整个产业链面对风险都无真正有效的应对措施，只要有一个环节断裂，重大的安全事故便不可避免。“这是一条最脆弱的产业链。”一位来自蒙牛的管理者感叹道。

至本刊发稿之际，包括大白兔奶糖、雀巢奶粉等更多的知名品牌及产品被卷入其中。没人可以预测悲剧的终结之日。人们只能相信，这场违背伦常的悲剧足以重塑中国民族乳业——前提是，探寻乳品行业在快速增长过程中内在的顽疾，并在反思基础上进行持久的整饬。

杀牛事件

对部分业内人士来说，现在的悲剧早在两年前便埋下伏笔。全国赫赫有名的奶牛养殖县山阴奶牛存栏数从2006年底的7.5万多头降至2007年7月的7000多头，90％的奶牛被当作肉牛宰杀或出售。这场“奶农大逃亡”的诱因源自全球奶牛饲料的新一轮上涨。据悉，奶牛的主要饲料玉米的价格从2006年底的0.94元／公斤上涨为1.46元，公斤，其它饲料也上涨了30％。

全球奶粉价格被随之推升。2007年7月，进口全脂奶粉每吨售价为3.7万元至3.8万元，同比增长37％，但竞争激烈的中国市场奶粉价格却按兵不动。据农业部统计，奶牛养殖比较效益持续下降，全国40％的养殖户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亏损。一些业内人士开始呼吁，中国乳业已进入危险的微利时代，必须采取措施扭转整个行业的不利局面。这些判断并未引起足够关注。

实际上，山阴杀牛事件不过是中国乳业积重难返开始下行的一个先兆。在随后的14个月里，原奶收购价出现了异常波动。2007年上半年原奶价格一直走低，8月开始原奶供应不足，奶价大幅上涨，部分地区短短数月涨幅达50％。

2008年的奶价继续上扬，部分省市一度上升至3600元／吨。但4月之后，奶价却进入下跌通道，7月末奶价跌破年初价格，其中，牛奶生产第一大省内蒙古的奶价比年内最高价跌了0.5元／公斤，跌幅近20％。

只有少数人从中窥视到市场失控的迹象。河南天坛食品原料有限公司经理李亚波庆幸自己躲过一劫，从2008年3月起，他大量减少了奶粉的进货量：“奶粉利润肯定会降，我是生意人，不能做赔本的事。”

本质上，成本和收购价格的双重挤压导致了两种后果：如山阴奶农一样选择退市，这必然导致奶源减少；或者，为节省成本，奶农开始减少精饲料的使用，正值产奶高峰期的奶牛只能吃到价格便宜的草料。“草料吃久了就挤不出好奶了。”呼和浩特市的一位奶农说。

质量不达标的原奶越来越多地被厂家检验人员当场倒掉，奶价因此不断下跌。收集原奶的奶站站主不堪忍受，为保证原奶能通过蛋白质检验，混入三聚氰胺的做法渐渐成为行业的潜规则——与其他的添加物相比，三聚氰胺和鲜奶的化合作用更为“美妙”。

现在，建立奶源收购准入制度成为业内共识。2008年10月1日实施的《河北省奶业条例》中，即规定乳制品加工企业自行投资建立的、非独立性经营的生鲜牛奶收购站，须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登记备案。

尽管奶站是这次产业链整饬的核心，但业内人士认为，奶站乱象的根源在于奶农、奶站、企业缺乏利益一致性。从长远来看，避免奶站的完全私有化，例如由厂家与私人共建形式，或可加强对奶站的管理，进而对三方利益进行更为紧密的捆绑。

在呼和浩特市，直供蒙牛的奶站收入来源除了售奶，另有一部分来自厂家返还的“管理费用”。在这种由奶站主和厂家共同控制的制衡模式下，奶站站主三年必须更新设备，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奶源质量。此外，这种共建还体现在送奶流程上。在呼和浩特，送奶工作由蒙牛公司派出的送奶车统一完成，这样可以避免送奶途中“节外生枝”，也为奶站节省了一笔费用。无奈，执着于疯狂扩张的蒙牛无暇将这种形式推广至全国网络。在两年前，没有哪家乳业公司顾及产业链上游的利益。

看不见的壁垒

不过，造成产业链利益分散、管理松散的原因不仅如上所述。一个值得探讨的现象是，黑龙江省奶站管理状况并不理想，在部分地区甚至存在少见的两级奶站构架。即各村有自己的小奶站，小奶站之上还有中心奶站，经过两次倒手，原奶才能送至厂家手中，中间亦有奶贩子干扰市场。但在此次恶性事故中，黑龙江的19家乳业公司均不在“黑名单”之内。

对于国内同行来说，黑龙江省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其奶源保护的“地方壁垒”。据媒体报道，黑龙江绥化等地政府曾动用行政手段对外地奶车展开“围追堵截”，非本地奶业运输车不得出界，以保证本土企业的奶源。

相比之下，河北省的态度堪称天壤之别。该省很早便确立了利用奶业资源吸引外来投资的思路。2004年，河北省政府即制定了“千万吨奶业实施规划”，次年唐山市则提出“尽快把唐山建成全国第一奶业大市”的目标。这两年内，仅唐山就引进了16家乳品企业。这些措施的后果，使河北省成为抢夺奶源者的必争之地。

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第一季度河北乳业产销率保持良好势头，但液体乳及乳制品利润总额同比下降49.02％。全行业64个企业中23个出现亏损，亏损总额达4471万元。由于投资过度，国家发改委关于乳品加工企业应相距60公里以上的有关规定形同虚设。

今年，河北开始抓紧研究制订《河北省奶业条例》，其中一个原则规定就是外地乳业企业来河北投资，应当先建奶源基地。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不同地区间合理的资源渗透有利于整个产业发展。而这则意味着，乳业行业必须告别“先建市场，再建工厂”的扩张模式。在这一模式下，过度竞争使企业在抢夺奶源的同时，无暇顾及当地市场的深耕细作。

在更深的层次上，乳业疯抢奶源的无序竞争，源于国家监管部门的监管不利和导向错误。正因为国家监管部门的不作为，部分地方政府才不得不动用“地方保护”这样的非市场手段。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是，早在2005年，国家有关部门指定鲜奶标准时，曾在草案中写有“不准向牛奶中添加任何添加剂”的字样，但最终的规定却拿掉了这句话。四川省乳协会长魏荣禄对《环球企业家》表示，这实际给企业传递了一个错误的信号：鲜奶的国家标准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这种有意无意的错误解读推动了以人工方法提高原奶“鲜度”这一潜规则的盛行。

路在何方

“千万不要不收我们的奶啊，我已经养了十多年奶牛了。”呼和浩特市郊前桃花村一位村民对记者说。尽管政府及时表示要保护奶农的利益，但随着事态发展，恐慌情绪仍在一定程度上蔓延。

其实，这种恐慌情绪正好暴露出中国乳业的另一顽疾：疏于约束的养殖模式。目前，散户过多已成为乳业的发展瓶颈。内蒙古的散户养殖比例高达90％。在集中饲养和分散养殖之间，中国乳业似乎走进一座“窄门”。

事实上，奶牛的养殖模式远比想象中丰富。目前，全球的奶牛养殖有五种模式，从低级到高级分别是：公司+奶站+农户模式；公司+奶牛养殖小区+农户；“奶联社”模式；农民合作社和奶牛协会模式；大牧场模式，

在西方，农业合作社模式占有整个乳品加工产值很大比例。丹麦、瑞典、法国均在60％以上，而在荷兰，这个数字高达85％。但在我国，养殖模式则呈现两极分化趋势。例如，蒙牛和伊利在早期均靠“公司+奶站+农户模式”起家，但羽翼丰满后，这两大巨头都实现了大跃进式的发展，直接进入“大牧场模式”，中间几种模式均被跳过。这种跳跃将广大散户奶农留在了历史的断层里。表面上，他们能够给拥有大型牧场的企业供应牛奶，但实际上，他们无力摆脱大牧场单一模式下的被动角色。

其实，仅从草原资源来看，中国无力承担过多的大牧场，多元化模式才是现阶段中国乳业所需。尽管探索者不乏其人，如内蒙古加牛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乔富龙发起的奶联社模式，试图把奶农变成股东，可定期获取固定分红，但并未形成主流力量。这一过程需要乳业企业放缓扩张的脚步，和一起创业的弱小奶农们共同探索新的合作方式。

此外，奶价的起落本质上是宏观经济周期的一种反映。在中国奶牛规模化养殖道路实现之前，面对市场风险，国家在必要时刻启动价格协调机制，或直接给予政策扶持，是非常有效的短期策略。在美国，短期的市场价格波动可能伤及农牧民利益时，政府会通过财政补贴作为价格支持，或购买部分市场剩余产品。

事实上，其他国家能够提供的借鉴远不止如此。1950年代，日本森永乳业的奶粉因含有高量砷导致1.3万婴儿中毒，其中130多人死亡，这一重大案件最终促成了日本安全食品系统的重塑。值得中国乳业沉思的是，已有无数人为疯狂的高速发展付出生命代价，我们缘何在今天重蹈覆辙。在下文中，本刊将剖析三鹿的衰落之路，并记录那些因此陷入危机的品牌内心的恐慌，希望中国乳业永远铭记2008年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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