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模式及其对研究生教育的启示

[摘要]对于书院制度，今人对之研究不多。事实上，书院制度的育人模式有其优点，如书院制度所蕴含的非功利性的治学态度，以自由、和谐为特征的讲学、辩论的教学方法，谦虚、开放的辩学心态，意蕴深厚的文化“道场”，灵活多样而又注重创造性的学习方法等等，即使在当代仍然有其重要的启迪意义。当今的研究生教育同古代的书院制度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借鉴、吸收古代书院制度的合理部分以促进当今的研究生教育，依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书院；研究生教育；启示

[中图分类号]G649.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1)01-0098-05

提及书院制度，不少人倾向于将其与“封建教育体制”联系起来，且多认为其乃科举之陈迹，无甚现实意义。持此看法的人不仅有一般教育工作者，也有从事高等教育工作的管理者，甚至个别研究生导师也持类似观点，这着实让人遗憾。笔者以为，此种看法偏颇有二：一则书院制度并非为中国古代所独有；二则书院制度亦非人们所谓的“历史陈迹”、“无甚价值”，事实上，书院制度不但有其价值，而且在西方一些著名高校中至今仍有所保留、有效运行。如闻名于世的剑桥大学至今仍运行着这种书院教育模式。更耐人寻味的是，剑桥之为剑桥，就在于其书院之特色。原香港大学副校长金耀基先生曾言：“对于剑桥大学而言，其特色就是它的书院制——剑桥大学不止是一大群‘学部’的组合，更是一大群‘书院’的结合。”世界一流名校剑桥都以“书院式的剑桥”为荣，缘何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对之不屑一顾呢?

究其要因，在于不少学者在对书院制度缺乏研究乃至缺乏最基本了解的情况下，仅凭道听途说的感性认识——并想当然地将书院制度与科举制度联系起来——而轻率得出结论。众所周知，自“五四”以来，科举制度几乎被现代人彻底判了“死刑”，于是，所谓“科举害人，书院为科举服务，自然书院亦害人”的逻辑推演似乎也就顺理成章了。当然，限于篇幅，笔者姑且不讨论科举制度之价值，仅仅对书院制度进行概略的探讨，以正视听。笔者以为，书院制度不但在人类教育史上曾经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而且对当今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亦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对书院制度的再认识

那么，何谓书院?按惯常理解，“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它是以私人创办为主、积聚大量图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高等教育机构。”追溯书院之历史，其名称始于唐代，但其源头则肇始于先秦掌管文献之“史馆”，如《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第三》称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也”，老子可算得上最早的书院“院长”了。不过，先秦的文献藏室在性质上更接近图书馆。其实，早期书院的主要功能之一在于藏书，且不论唐以前的书院类似图书馆，即使赫赫有名的宋初四大书院亦以藏书为主。但是，书院发展至唐，其功能有所拓展。据《唐六典》记载，唐代集贤殿院活动内容和职责为：“掌刊辑古今之经典，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颐向应对。凡有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圣旨而求焉。”即言，唐时书院不但是宫廷图书馆(藏书)，而且还兼有推荐贤才和提出建议，以供皇帝咨询和参考之功能，类似皇家“智囊团”。自唐以后，尤其是宋代，书院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则私人书院兴起；二则书院的功能有所拓展，由“藏书、校书”、“智囊团”之功能逐步转向聚徒讲学、明辨是非的具有教育功能的书院。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具有教育功能的书院的兴起并非为科举而生，恰恰相反，官学的衰落和科举腐败乃是书院产生的直接原因。换言之，书院乃是反叛科举制度的产物。对此，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曾有言：“其所谓学校者，科举嚣争，富贵熏心，亦遂以朝廷之势力一变其本领；而士之有才能学术者，且往往自拔于草野之间，与学校初无与也，究竟养士之事亦失之矣。于是学校变而为书院。”由此可知，书院乃真正有志于学术兴味之人的积聚处、研讨处。唐以后尤其宋明时期的书院大力倡导读书和讲学之风，支配并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风气。著名的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龙岗书院、濂溪书院等皆以传承学术、析理辩道闻名于世，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至清代，由于政风大变，书院亦随之变更：由清初明文规定禁止创办书院到雍正“由消极抑制转变为严格监控下的积极发展”。清末已有书院两千余所，数量创历史之最。但由于清代书院处于官府的监控之下，丧失了独立权和自主权，几无活力，且不少书院确实亦与科举相关联。光绪二十七年，清廷将各省城书院改为大学堂，如北大前身即为“京师大学堂”，将各府厅及直隶州书院改为中学堂，各州县书院改为小学堂。自此，书院退出了历史舞台。

然而，书院并非中国所特有，西方亦有之。如古希腊柏拉图所建立的“阿加德米”(Academia)学校实则具有书院性质，可谓开书院之滥觞，其弟子亚里士多德建立的“吕可昂”学校亦带有书院性质：既有丰富的典籍，又汇聚诸多英才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中世纪书院多依教堂而立，以供志同道合之人研修学问。不过，按照剑桥史学家狄凡凌(Trevelyan)的说法，书院并非具有“传道、授业、解惑”的功能，而只是老少“居息一堂”的场合。16世纪以后，特别是18世纪，由于书院自身的优势，深得皇室教会之眷爱，其教育功能亦逐步加强。20世纪，大学与书院的结合较过去更为密切。剑桥大学尤为如此，金耀基先生曾如是评价之：“书院无大学不足以完成其教育之功能，大学无书院亦不足以显剑桥之特色。”

书院既然曾经在历史上乃至当下独领风骚——中国的书院制自唐至清逾千年，剑桥大学现存最古老的彼得书院亦有七百余年的历史——自然有诸种缘由，但若书院自身无独特之魅力，又何以能延续千年而不衰?

二、书院模式的特色

也许，相对于经过现代化洗礼的当代大学教育模式而言，产生于古代的书院模式，其节奏过于缓慢且缺乏现代气息，未免给人一种封闭的感觉，不值得人们留恋。然而，事实绝非如此。19世纪牛津大学著名学者纽曼在其著作《大学的理念》中对大学与书院做过这样的对比：“假若给我两个大学，一个没有住院生活和导师制度，而只凭考试授予学位的；一个是没有教授和考试，而只聚集着几辈少年，过三四个年头的学院(书院)生活的。假若要我选择其一，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那么，书院究竟有何独特优势，值得大学者纽曼先生毫不犹豫地选择呢?

笔者在初步考察中西书院发展史的基础上，以为书院至少有如下特色。

(一)非功利性的“学问”

书院不同于以科举为目的的学校，因为书院的兴起乃是对抗“钓声名，取利禄”的科举制度，它是一些志同道合之士近乎全然围着兴趣或志趣而联结成的思想交流园地。在这里，人们可以心无旁骛地研究感兴趣的问题，而不必问其目的或日价值如何。正是由于这种远离实用主义的非功利性，才使得他

们的研究视域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开放式、全景式的画面，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如亚里士多德带领弟子研究形而上学、物理学、生物学、天文学、心理学、数学乃至进行学科分类，确实无甚具体用处，也不会给他带来功利。南宋时期，白鹿洞书院所进行的“理学”研究，亦不能带来具体的实用价值，此皆无功利性之表现。恰恰因其非功利性、非实用性，也更成就了其恒久的价值。

(二)自由、和谐的讲学、辩论

书院的非功利性实则蕴含着自由的精神——自由的思考、自由的辩论。因其无利益之争，才不但使得不同学派和平共存成为可能，而且为不同学派间自由地展开辩论提供了前提。当然，辩论不仅限于书院内部(如“王(阳明)学”内部意见分歧就很大，经常存在着辩论)，也在不同书院之间进行(即书院所谓的“讲会”制度)，这种辩论更体现出学术自由的精神。南宋时期，发生在朱熹与陆九渊两个学派之间的著名的鹅湖之辩，虽则立场不同、观念各异，然而双方却能本着宽容态度彼此交流，取长补短。明代心学宗主王守仁与湛若水亦为不同的学派，两派著名学者往往标其宗旨到对方书院进行讲学、辩论，辩论气氛可谓激烈而自由。对于书院间频繁展开的自由辩论之风，现在的人们似乎感到新鲜，然而在当时，不同学派共同讲学、自由辩论乃为正常现象。对此，明代学者吕楠曾有如是之回答。时人或问吕楠，“今之讲学者多有不同者，如何?”吕答道：“不同乃所以讲学，既同矣，又安用讲邪!”吕氏之回答，可谓妙矣，一语道出学术交流的重要性。

(三)谦虚、开放的心态

正如上文所言，自由的氛围使得不同的书院形成不同的学派，但各学派并非固步自封、夜郎自大，而是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异己者。如朱熹与陆九渊虽有鹅湖之争，但并不妨碍彼此间的正常交流，甚至还谦虚地学习并由衷地赞美对方。鹅湖之辩后数年，陆象山应朱熹之邀在白鹿洞书院讲“义礼之辩”，朱熹听后，感动得近乎流泪，连连赞叹对方，并把陆所讲内容刻石于院内，其谦虚、开放之胸怀可见一斑。明代王阳明与湛若水之论辩亦如是，如双方弟子时常为对方所折服，老师非但不怪罪，反而鼓励弟子学他人之长，体现出兼容并包的自由、开放心态。

书院的开放还体现在对大众的开放，即书院知名学者讲学，听众并不局限于本院弟子，而是面向世人，来者不拒，且给予周到安排和照顾。南宋时期，朱熹弟子黄斡在白鹿洞讲学，山南山北人士多来参与。王阳明在濂溪书院讲学，来自湖广、广东、直隶、南赣、安福、泰和等地听讲者达三百余人；东林党人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讲学时，学者“闻风向附，学舍至不能容”。这种开放的心态无疑既有利于其学术研究之精进，亦大大推进了其学术的影响和传播。

(四)意蕴深厚的文化“道场”

纵观历史上诸多的书院，尤其历史悠久的书院，无不散发出浓厚的文化氛围。这首先与书院的性质有关，一则书院汇集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二则书院网罗了一大批有学识、有见解的一流学者。如果说前者提供的是丰富的却是“死”的文献，那么后者奉献出的则是“活”的学术思想。南宋时期，当时理学的著名学者几乎都是书院的主持人或主讲，朱熹在福建、湖南、江西等地主讲理学，杨时、游酢、罗从彦、李侗、陆九渊、吕祖谦等知名学者在江南诸书院讲学。名师主讲书院的传统一直保持到清代，清代诸多硕学巨儒在书院任教讲学，譬如，孙奇逢讲学于河南辉县百泉书院；黄宗羲讲学于浙江山阴证人书院；戴震、段玉裁讲学于山西寿阳书院，等等。这种由大师所营造的意蕴深厚的文化氛围——道场，既能予后学以学术之滋养，又能拓展其学术之视野，其功用可谓大矣!

提及“道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书院主持人对学子的熏陶作用。古代书院，无论东西方，书院主持人与求学者皆同饮一食，共处一室，几乎形影不离。因此，老师对弟子的影响不仅仅是语言上的，更是行动上的，这种囊括品行、学识、修养于一体的内涵丰富的道场，不但能给予学生渊博的知识，更能给予学生品德之磨砺。

(五)灵活多样、注重创造性的学习方法

书院当然以读书为主，尤其以学生个人读书为主，培养其自学能力。但书院绝非提倡“死读书”，相反，较之于科举制度下的官方学校，书院的读书方法可谓灵活多样。就横向方式而言，有导读式、群辩式、研讨式、疑问式等多种；就读书的纵向方式而言，则讲究知行合一的渐进式推进，如朱熹的“居敬持志、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六步读书法；如朱熹再传弟子程端礼针对学生的接受能力不同而提出的“敛身正坐、缓视微吟、虚心涵泳、切己体察、宽着期限、紧着课程”的读书法。

此外，书院还尤为重视质疑的精神和创造性(研究性)的学习。如朱熹提出的“读书须有疑”，“疑者足以研其微”，“疑渐渐解，以至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为学。”另一位著名学者吕祖谦则尤其重视创造精神，他认为，做学问须追求独到见解，而非流俗之常识：“今之为学，自初及长，多随所习熟为之，皆不出于窠臼外。惟出窠臼外，可谓有功。”学问不仅仅在于理解与传承，更在于拓展与创新，发前人之未发，成一家之言。这些读书、治学方法即使在今天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当今研究生教育存在的问题

当然，这里强调书院的特色并非意味着书院制度的尽善尽美，而在于通过对书院的再认识，予以当今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提供某些有益的参考——因为书院开创的师傅带弟子的传统与研究生教育制度极为相似。

客观地讲，自20世纪80年代尤其重新恢复研究生教育制度以来，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然而，毋庸讳言，当今的研究生教育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研究生教育过于注重功利性

功利性有两种表现：一则有关部门过分强调学以致用。无疑，研究生教育提倡学以致用是对的，然而若过分强调实用价值，以至于纯粹为了功用则不但使得教育工具化，偏离研究生教育之宗旨，而且亦难以达到真正的致用。因为着眼现实的工具性有其时效性，随着时效的消失，其“用”亦废矣。二则研究生本人强调的实用，即把“接受研究生教育”看作职业的“敲门砖”，而非提高自我学术能力的“奠基石”，这种状况无疑会因过分强调功利性而不利于教育的进步，亦不利于研究生的全面发展。

(二)研究生院普遍缺乏特色，更缺乏“学派”之形成

当下，全国的硕士点、博士点多如牛毛，然普遍缺乏自己的特色，即使重点学科特色也不甚突出。当下的状况是，研究生教育不论重点非重点大学，近乎千人一面，如果说有差别，也仅仅是硬件设施乃至学校名气上的差别，在实质意义上差别并不大。与此“无特色、平面化”的大一统的学科设置相关联，各高校乃至研究机构亦多无“学派”之形成，自然，所谓的学术交流也往往流于形式而难以在深层次上展开。在这一点上，古代书院学派间的讲学、争辩之

风尤值得借鉴。如宋朝时期，学派林立，张载之关学、二程之洛学、朱熹之理(闽)学、胡五峰之湘学、陆九渊之心学、陈亮与叶适之浙东学派等等，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惟其如此，才造就了宋代新儒学之产生与发展。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雄起，亦是学派之争。若无学派之形成，无学派之互辩，学术则难以创新。当下，在不同的大学、研究机构中，如何形成特色、形成学派，是高教管理者乃至教授、学者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

(三)缺乏自主创新能力

研究生教育注重培养的是其拓展知识、创新知识的能力，而不在于仅仅接受固有的知识。因创新能力是应对各种疑难问题的法宝。然而遗憾的是，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尤其是硕士生教育大多仍然停留在“知识传播”的层面上，培养的学生普遍缺乏自主创新能力。事实上，即使在传播知识层面上也没有做到尽善尽美，例证之一是，不少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对自己的专业仍没有明晰的认识，这种状况下，何论创新能力?近几年，“创新”理念几成人们之共识，但如何培养创新能力却没有真正落到实处。也许“书院”的怀疑精神、自由精神以及“跳出窠臼”外的求异精神对培养创新能力会有所裨益吧。

(四)没有形成良好的“道场”

研究生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是一种小班教育：一则通过导师和学生充分接触、交流，以达到相互启发、切磋，共同提高之目的；二则通过导师及导师组的人格、学识之氛围，让学生于无形的道场中耳濡目染，真正体会师长学养的魅力，并藉此培养其学术志趣。然而，问题是目前由于研究生连年扩招，高校普遍存在着师资不足的现象，于是出现了导师带十几人甚至数十人的状况发生(尤其法律硕士更是如此，几乎成为“批量生产”)，研究生与导师一个学期难得见上一面，三年下来，难得有几次交流机会，且导师“各顾各(事实上，仅关注自己的学生亦难以做到)”，缺乏导师组形成的“合力”，自然无甚“道场”，何谈熏染、涵泳?殊不知，这种缺乏交流、沟通与熏陶的“批量化生产”出来的研究生不仅无甚特色，且缺乏学术底蕴，更谈不上学术创新能力了。纽曼之所以看重书院，看重的是那种颇具人文底蕴且散发着生命活力的学术氛围。

此外，研究生教育还存在着诸如学术视野狭窄、学术交流过少、学术目的不明确、学术态度不严谨等诸多问题，限于篇幅，不再一一例举。

四、书院制度对当今研究生教育的启迪

笔者鼓吹书院制度之特色，剖析研究生教育存在的问题，并非认为研究生教育“落后于”书院模式，更非要把研究生教育拉回到书院，而是要借鉴书院制度的优长，以资于今。事实上，书院模式所具有的诸如学术自由开放、良好的“道场”、灵活多样的学习方式对当下的研究生教育的确大有裨益。具体说来，当下研究生教育可从以下几点着力。

(一)有意识地弱化研究生教育的功利性

就当下的研究生教育而言，客观地讲，无论从研究生接受教育的目的还是从院校所设置的专业层面来讲，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功利性。如学生考研的目的在于将来能谋取较为满意的职业，院校(特别是个别盲目扩大规模的院校)招生也多少受到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影响。功利化当然有其必要性——因为个人、学校皆要生存、发展，更何况在竞争如此激烈的当下。但若以功利为目的，则未免本末倒置。在这点上，也许书院的无功利、“学之为我”(提高自我)的做法值得借鉴：不但高校要坚持贯彻“以学术为目的”之理念，而且在研究生入学之初就应加强此方面的教育，逐步弱化功利化的倾向。惟其如此，我们的学术才能真正有所发展。

(二)加强学术交流

书院制度尤其重视学术交流，通过不同学派、不同观点的碰撞，将问题引向深入。当下研究生教育尤其是不同专业、不同学科间普遍缺乏交流意识。无疑，缺乏必要的交流和观念的交锋，思想的火花难以形成，这种现象在普通高校的研究生教育中尤为常见。为提高研究生间的交流意识，虽然教育部若干年前就已开始运作“全国博士生论坛”(偏向于重点高校)，但其受众仍然过窄。为此，各高校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就某前沿课题，经常性地组织不同学科、专业的对话，这样既可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同时也可提高研究生的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同时，有条件的院校应邀请与本学科有关的国内外专家举办讲座(如朱熹与陆九渊的“鹅湖”之辩的“讲会”做法)，让研究生尽可能地了解学术前沿，为将来的科研提供一种前瞻的眼光。

(三)采取灵活多样的教育方式

目前，研究生教育尤其是硕士研究生教育中，单向灌输的方式还普遍存在。在基础性学科中，单向灌输有其必要性。但对于研究生层次来说，许多课程应以研讨为主。授课教师可就教学内容设计出具有探索性的问题，供学生探讨；或者针对研究生存在的难题进行讨论。在研讨中，教师不作定论，以引导为主；同时鼓励不同的观点，甚至与自己相反的观点，力求营造热烈而自由、和谐的学术氛围。通过研讨，提高研究生的学习热情和思维、质疑的能力。当然，除了研讨课以外，还可以根据课程特点和研究生的接受能力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

(四)导师和导师组要努力营造“道场”

导师(导师组)和研究生之间应形成一种和谐的“道场”，此处“道场”既包含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乃至形成“学派”，也包括师德、师品、师风对研究生品质的熏陶和润泽。学术方面，研究生本应以学术为主业，但同时，研究生教育亦不可忽视导师(导师组)的德性、人格对学生的“导”向。客观地讲，导师的人格魅力对研究生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一个真正做到“学为人师、行为师范”的导师，其师风既有利于激发研究生的学术志趣，亦有利于丰沛、完善研究生人格。更何况修身、做人仍然是第一位的，对此，钱穆先生曾言：“学文乃其余事，纵不识一字，不读一书，亦当求为一完人”，只学知识，不懂做人、品格低下，是难以成为有用之才的。

此外，研究生教育也可借鉴书院制度的“访学”之举，如山东大学就为本科生设立了访学制度，即优秀的本科生可以到吉林大学、中山大学、兰州大学进行一年的“访学”。这种“杂交优势”对开阔学生的学术视野、培养创造性思维极有帮助，研究生教育亦可借鉴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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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钱穆，晚学盲言[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03.

[责任编辑：赵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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