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实”的背后

摘要：“直书”作为中国古代一种传统的史学理念，对我国古代史学著作产生过较为深刻的影响。《史记》作为我国传统史学中一部鼎力之作，也不可避免地带有直书的烙印。《史记》直书以“道德化严肃”为内核，其道德化直书的特点为反常识化与道德批判化。通过探寻《史记》直书的道德化严肃，分析历史“真实”背后的“虚假”。

关键词：《史记》；直书；道德化严肃

一、中国传统史学直书背后的两种“严肃”

与西方早期诸如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等人书写的历史不同，中国早期历史的产生并不是“人文主义”的产物或是一场“文学革命”，它并非学科化的产物而是作为官方模式而存在。因此中国传统史学从其诞生开始即拥有一种自生的“严肃”。这种自生的“严肃”与史学家对真相探求的责任感结合促使直书精神的产生，而“严肃”作为内核隐于直书背后。如果将“严肃”细分可分为“政治严肃”与“道德严肃”两种形态。中国大部分史书的直书精神内涵都以“政治严肃”为核心，而辅以“道德严肃”（《史记》除外）。因此，要首先分析“政治严肃”与“直书”的关系。

“政治严肃”的影响力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传统历史编撰被囊括在政治的机制下，与西方式的学科体系完全不同，这是中国直书精神的先决条件与大前提。由于专制政治的威严，势必会干扰史官对于历史真实性的追求。而史官坚守自身操守反抗威严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对抗力。这种对抗力在与隐匿化的政治对抗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种精神追求——即直书精神。例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为直书崔杼弑君一事，竟有前后四位史官愿为之赴死。这便是在对抗下产生的直书精神。

另一方面，由于史学被包含在政治体制下，传统政治以其本有的严肃性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作为其内部成分的史官与史学。中国传统史学也因吸收了政治的严肃性而获取了“政治严肃”的内核。虽然这种严肃并不一定代表真实，但它提供了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对直书精神的生成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显然，比起希罗多德用戏谑的口吻描述大流士王位的获取（在希罗多德《历史》中，大流士的夺权被看作是一场巧合：他们决定在日出时大家乘马在市郊聚会，那么谁的马最先嘶鸣，谁就是国王……而大流士的马先嘶鸣起来，他由此成为波斯王[1]），中国传统带有政治性严肃地描摹帝王将相的史料真实性更高。同时这种政治性严肃的态度与官修修史方式结合，造就了中国独有的直书口吻。

“政治严肃”作为大部分史书的直书内核对我国直书精神影响巨大，二十四史的直书展现背后都有“政治严肃”的支持。但仅有“政治严肃”并不能完全支撑直书精神这一体系，还需要“道德严肃”的支撑，特别是《史记》一书更重“道德严肃”对史学个性的抒发。

事实上，我国直书中“道德严肃”内核自孔子作《春秋》时便已初现端倪，其产生与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和礼法观念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孔子的春秋笔法与微言大义中包含着强烈的道德批判，形成一种虽为“曲笔”实则“直言”的史学观感。这种道德批判经过后代的继承发展逐步成为传统史学的积极内核并最终被吸纳入直书精神中。唐人刘知己就曾强调史家要有：“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 [2]的直书精神，并对那些阿谀谄媚的史学作品大加批判。至此，拥有“道德严肃”已成为中国传统史学直书的一种价值取向及判断是否为良史的重要标准，而司马迁的《史记》在这一发展历程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司马迁既吸收了《春秋》的道德批判特色又将之巧妙地与严肃的直书形态结合，为后人兼用“政治严肃”与“道德严肃”提供了范例，但司马迁《史记》“道德严肃”的直书内核远大于后人惯用的“政治严肃”，关于这一特点，下文将进行具体分析。

二、《史记》直书的形成及其道德化严肃的特点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曾借刘向、杨雄之口对《史记》叙事特点做出过一个整体评价，称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3]这是对《史记》直书的总评，这一评论既点明了《史记》有其直书的特质，也通过“美”与“恶”这类对立的道德概念侧面反映出史记直书的道德化严肃。前者解释了《史记》为何拥有“直书”，后者则解释了《史记》直书的最突出特色。

（一）《史记》“文直与事核”直书的形成

形成《史记》直书形态的因素并不是由某一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通过一个有层次的过程体系逐步形成的。具体结合《汉书》的评语而论，将之分为史料采集、史料选用和叙事方式三个过程层次。

首先，《史记》中包含大量由司马迁实地考察获取的史料，这为《史记》“文直与事核”提供了一定的前提。司马迁早年曾有一段游历时光，足迹遍及祖国的大江南北。按司马迁个人的说法：“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於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4]这段经历为司马迁提供了大量书写《史记》的一手史料，《史记》中的许多章节也都提及了司马迁本人的实地考察对《史记》书写的帮助。例如《五帝本纪》一篇中，为了考证黄帝等人的事迹，司马迁“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5]，进而得出“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6]的结论。又如《孟尝君列传》中，为了證明孟尝君作为战国四公子之一并非浪得虚名，太史公亲赴薛地询问当地风俗与邹鲁两地异同。通过这一实例得出：“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7]的结论。诸如此类例证在《史记》的不同篇章中都有提及，在此不再赘述。总的来说，太史公注重获取第一手历史资料，试图去还原“真相”，这是史记直书形态形成的基础。

借助采集的一手资料，《史记》在书写过程中必定有能力采用真实性更强的史料进而达到“事核”。东汉王充就曾评价司马迁的《史记》少臆中之说 [8] ，这也从一个侧面论证了其选材考究。从文本实例角度也可证明王充的论断，例如《游侠列传》中的主人公郭解曾与早年的司马迁有一定的交集，因此司马迁才能如此详实地叙述出这个小人物的事迹，同时又能对游侠这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有独特又深刻的见解，而不是通过经学思维凭空臆想得出不切实际的结论。

其次，《史记》的选材在真实的基础上又有其独特性。《史记》利用采集的一手资料的同时运用了大量其它史书不曾运用过的奇异反常的史料，导致了某些历史人物或事件以“反常识”的姿态展现在读者面前。譬如在《孝武本纪》中，原本在大众认知中文治武功的汉武大帝的形象遭到颠覆，他被司马迁塑造为一个迷信、愚昧、好大喜功的平庸皇帝（本纪中多次提及汉武帝与李少君等方士的亲近，立祠庙，崇尚巫蛊之术，甚至听从方士之言泰山封禅[9]）。因为这种“反向”，《史记》被后世称为“谤书”。然而这种反向选材特点作为《史记》在史料选取过程中展现的直书形态之一有着更为深层次的影响。由于“反常识”往往会起到补充部分历史反面的作用，使得历史在反向展示中更加立体化与丰满化；另一层面，这种形态塑造了大众史学审美的惊奇感，导致“反面的历史”更趋近于“真实”的内心取向。更注重反向历史的“真实”实际上却远离了真实，这也是中西“直书”内涵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司马迁采用了“实录”与“互证”的叙事方法，使得《史记》的逻辑与结构更加完整。司马迁个人良好的史风和求实的态度都通过《史记》的叙事方法表现出来。这种“善序事理，辨而不华”的叙事方法是《史记》直书达成“文直与事核”的重要载体，也是支撑《史记》结构的核心。通过这种叙事方法与所采集运用的史料相结合，最终形成了《史记》的直书。

（二）《史记》直书道德化严肃的特点

《史记》直书最大的特点是其直书内核与中国其它传统史书不同，是以道德化严肃为核心而不是政治化严肃。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不同？原因有两点：其一，《史记》并非纯粹的官修史书。司马迁本人虽为太史令，但这部《史记》并非官方要求而是为继承先父遗志而作。其父曾训言：“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也回答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10]这些对话可以看出《史记》创作的私人因素要大于官方因素，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政治化严肃不再是直书的核心因素。其二，司马迁本人强烈的史学责任感和独特的个性造就了《史记》内在直书下蕴藏的道德批判性。他将自己与上古先贤相比，认为自已同样也处在“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的境地，希望通过书写《史记》达成“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11]的伟业。这种自我意识的迸发与史家责任感的喷涌，使得《史记》鲜明的个人道德色彩覆盖了大部分史书被打上的政治严肃的烙印。

《史记》道德化直书的特点有二：反常识化与道德批判化。

如上所述，反常识化代表了中国长久以来存在的“反向论实”的史论取向，其本质是一种审美惊奇感的心理，表现为更愿意相信与常识不同或相反的叙述为事实。实际上，正是道德严肃内在的主观性与批判性造成了“直书”的“反向化”，这是道德严肃必然造成的结果，只是这种结果程度的轻重有所不同，由于司马迁强烈的个性使这种特点表现得更为突出。对于汉武帝形象的反常识化叙述便是最为有力的证据，其他列传中人物的叙述也或多或少地表现出这种特点，例如对吕后的正面叙述，对刘邦大量性格弱点的描写，在此不再一一列举。

另一方面，道德化直书导致了强烈的道德批判性，其在书中有两处印证。第一处印证是《史记》列传的首篇《伯夷叔齐列传》。作为《史记》中“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 [12]的名篇，司马迁在文中发出了“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後世哉？”[13]的感慨。司马迁为了改变“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14]的情况，试图站在道德的立场上为众人作传。此篇可谓司马迁道德化直书的宣言，他毫不避讳地展示了个人的道德准则，也是其全书道德批判的总纲。第二处印证即为《史记》每篇传记结尾处的太史公论赞，真正体现了《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直书取向。运用善与恶的价值标准，司马迁对于众多历史人物进行褒贬评述，无论是评价李广“桃李无言”[15]，还是断言吴起“刻薄寡恩”，[16]其背后都蕴含着极强的个人评判与道德取向。而将善与恶作为道德评判标准融合在人物史实的叙述中，恰恰是《史记》道德化直书道德批判性表现的最直接证据。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列传》中批评《史记》为一种离经叛道的存在（《汉书》言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17]），恰恰证明《史记》的直书内核不同于其它传统史书。这种背离本质上与经学传统无关，实则是司马迁本人的主观价值判断，展现在文本中即表现为在直书史实过程的背后蕴含着的“道德化”批评选择。

综上论述，《史记》道德化严肃下的直书并不等同于“真实化”。无论是反向化还是道德批判性都并非还原真实的原貌。在《史记》的历史叙述中“直”的内核更接近一种“敢”的态度与“道德化”的取向，而并非纯粹的客观真相。

三、直书“真实”背后的“虚假”

综上论述，如果仅从表面分析，《史记》的“道德化”直书有着司马迁个人的主观意志，采用一种批判式的反讽而并非实证化的陈述，似乎与客观的“真实”有着一定的距离。这种推测论证偷换了试图接近真相与寻得真相的概念，是披着“真实”外衣的“虚假”。

《史记》的“直书”从含义上讲并不是书写客观的真实，而更近乎于书写他人所不敢书之事，即一种以“敢”为内核的君子之德（道德内核）。道德化直书作为中国传统史家直书精神的内核之一，蕴含着极为强烈的道德批判并鲜明地展现在《史记》作品之中。因此，如果从海登·怀特结构主义理论角度分析[18]，这种“直书”叙述不应当被认为是叙事化的记录，而应被当作一种反讽式的批判来处理。即便从传统概念分析，通过班固、杨雄等人的批评可分析出其“直书”书写出的史实也绝非客观更远非真实。

如果进一步从《史记》“反常识化”与“道德化批判”两个“直书”特点具体分析，则更能清楚地认识到它“真实”背后隐藏的“虚假”。

首先，《史记》擅长书写“反向的历史”，敢于使用与大众常识认知不同的史料以达到司马迁追求的“真实”。这种“真实”的内在自逻辑在于给人一种“惊奇感”，或者说是“秘密感”，驚奇会使人不自觉地相信与以往认知不同的事物。虽然《史记》敢于“直言”他人所不能言能在一定程度上使史料更丰富，促使构建的历史更多元化，然而历史的反向部分不等同于历史的真实，一旦剥去司马迁塑造的“反向外衣”，其背后支撑“真实”的自逻辑也随即失去了效力，从而展现出其非真实的部分。探求历史的真实并非一个非正即反的过程，史学家同样不能因“惊奇”而论证反面等同于真实。司马迁秉笔直书的方式并不能得出客观的结论与真正立体化的历史。汉武帝的真实形象的确如司马迁通过反向描述那样昏庸无道吗？为何这样无道的君王却被后代誉为“汉武大帝”呢？显然汉武帝的形象是更立体丰满的，他有北击匈奴的文治武功，也有好大喜功挥霍无度的缺陷。显然单从常识无法全面地认知汉武帝这一复杂的历史人物，而司马迁反向的“道德直书”也无法做到。在《史记》这一个人道德批判强烈的作品中，作者个人的情绪与作品交织过重，这也正是道德直书无法真正还原历史真实的原因。

另一方面，《史记》对道德感的追求也使其与真实产生了一定的距离。司马迁既继承了中国传统史学的政治化严肃口吻，又丰富了道德化批判。因此，《史记》的“直书”有着“道德化的严肃”。然而无论是政治还是道德都是历史研究中的非客观因素，有较强的主观性，利用这种主观书写历史，难免会出现差错。譬如《史记·赵世家》“下宫之难”中关于赵氏孤儿的故事虽然有极强的道德感，但结合《左传》的记录，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却经不起推敲，是道德下的真实而非事实。其实这种情况早在春秋时期就出现过，史官董狐就曾凭借一种道德上的谴责“直书”赵盾弑君（“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 [19]），在董狐的眼中，只有与道德批判结合的历史才是真实。中国其他大部分官修史书主要继承了政治化严肃口吻，而《史记》的主体则是继承了道德化批判的方向，但无论何种“直书”的真实，都必然有其內在的虚假成分。

历史作为“人化”主体的集合，无论它涉及何种史料，无论史学家如何考证，它都无法摆脱主观性的束缚。无法达到绝对的客观，也就无法达到完全的真实。即便是史实还原绝对完整，也永远无法遮盖住“科学外衣”下“人的影子”。

四、结语

本文提出了两种直书内核：“政治严肃”和“道德严肃”，与之对应的结合分别是：主“政治严肃”辅“道德严肃”直书——中国传统史书如二十四史，主“道德严肃”辅“政治严肃”直书——《史记》（《春秋》实则是两者各半）。

虽然《史记》的直书存在自在的缺陷，无法得到所期许的真实，却不代表其“直书”没有任何史学意义与价值。儒勒·米什莱说：历史是人类反抗宿命、争取自由的持续不断的斗争。一个持续的斗争象征着历史寻求真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各种求真的手段被提出、被使用、被验证，并不断继承发展。《史记》的道德批评即使只能得到部分真实，而这部分的真实也代表着历史研究前进的一大步。它给每一位历史学家以慰藉和前进的动力。如果因为历史学自身带有“人化”的特点而悲观地否认一切历史的客观，进而认为无法认知真理，并简单地将虚无与真相等同，那么历史将真正变成一片空虚的平原，因为无人耕耘的田地终将衰败不堪。

追求历史的真实是每一个历史学家应有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无论历史学是否被异化、虚无化，或是被预言走入疯癫，每一位历史学家在抵抗宿命的过程中都应去不断尝试。司马迁用他的“直书”作了先行者，也许他的成果有不完善之处，他的方法不被他人认同，但他的伟大是无法忽视的。他将历史虚假背后的真实展现在世人面前，而后世历史学家则认知到历史真实背后同样有虚假。也许在史学家未来的努力下，真实背后的真实会完整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毕竟，历史自身不喜欢“虚假”。

参考文献：

[1][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上）[M].周永强，译.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94

[2]刘知己.史通[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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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7][9][10][13][14][15][16]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3285、46、46、2363、451、3295、2127、2127、2878、2269

[8]王充.论衡[M]. 北京：中华书局，2016：277

[11]司马迁.报任安书

[12]鲁迅.汉文学史纲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30

[18]海登·怀特. 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M].陈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19] 左丘明.左传[M].冀昀，编.北京：线装书局，2007：197

作者简介：李理（1998-），男，辽宁沈阳人，吉林大学文学院匡亚明实验班本科生，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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