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劭农纪典》册与乾隆御笔书法（下）

（接上期）其四，印章特殊。有人作过统计，乾隆不同印文的名章、闲章有500余方，如果加上相同印文的不同印章，多达1000余方。从直接见于乾隆御笔书法作品上所钤盖的印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其用印的一般规律以及常用印所包含的深意。如在写经中多钤“欢喜园”（朱方）、“得大自在”（白方）、“如是观”（白椭）、“心清闻妙音”（朱方）等佛家用语印。晚年书迹中主章、次章的搭配关系以及印记钤盖先后次序更是一目了然：70岁以前，只钤盖“乾”、“隆”名章，70正寿之庆（1780年）开始，钤盖“古稀天子之宝”（朱方），另刻一方“犹日孜孜”（白方）作为前宝之次章，以申其年虽古稀，仍要“慎终如始”；80岁以后用“八徵耄念之宝”（朱方），其后一定要钤上“自强不息”（白方），以明心志；嘉庆元年开始用“太上皇帝”（朱方），次章“归政仍训政”（白方），表明其虽已传位，仍握实权的政治地位。乾隆印文的含义与其书法、诗作相互补，同样反映出他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心态。

《劭农纪典》册内分钤宝玺“乾”、“隆”重三十二次，“古稀天子之宝”（朱方）重六次，日孜孜”（白方）重五次，“古希天子”（朱圆）重四次，“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朱方）重两次。其中，辛酉年（乾隆六年，1741年）31岁—甲午年（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64岁之间的诗作均钤印“乾”（朱方）、“隆”（白方），壬寅年（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72岁—己酉年（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79岁之间的诗作则钤印“古稀天子之宝”（朱方）与“犹日孜孜”（白方），虽然诗作书写的时间同为乾隆79岁，但因为创作时间的不同，印章钤盖仍合规制。最后一开由于“是日耕拟禾词三首御笔”的款署书写过于偏下，没有留出钤盖二印的空间，只盖“古稀天子之宝”一玺而未钤“犹日孜孜”印，书册更显自然。“古希天子”印钤盖于前夹页的题字上方，“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大印钤盖于后夹页上，同样符合乾隆御笔书法的钤印规律。

其五，装潢特殊。清代宫廷的书画装潢多出自造办处裱作，有一套完备的制度，而乾隆御笔书法的装潢正代表了清内府书画装裱的最高水准。立轴多为二色或三色式装裱，云龙纹绫天地头，上有惊燕，轴头有象牙、珐琅、紫檀、黄杨、青玉、犀角、珊瑚、青花、雕漆等各种材质，外有五色织锦画套，富丽堂皇而不失雅洁。册页为紫檀、楠木或五色织锦面夹板，外有函套，庄重大方。手卷多为缂丝或织锦包首、藏经纸引首、云龙纹蜡笺画心、黄绫隔水，用料考究，色彩搭配协调，画心与尾纸长短比例得体，包边或撞边的宽窄尺寸也均有严格的律制。五色流水八宝缚带，青玉、白玉别子，别子内阴刻填金题名，外有各色织锦袱子，袱子内正楷题写作品名称，精致而不琐碎。一般轴、卷、册外尚有雕云龙纹硬木盒、漆盒、珐琅盒或画箱、画柜，工细而精美。乾隆御笔书法的装潢，是研究清代宫廷造办处装裱制度最为形象直接的资料，也是我们判定清代宫廷书画作品真伪的一个重要的鉴定依据。

《劭农纪典》册的装潢为左右对开的蝴蝶装，纯以素纸装裱，不用纸绢绫边，体现了乾隆时代宫廷书画“质真而素朴”、“凡事必期永传”的装潢标准，而前后夹页用宫廷特制的洒金笺，外配紫檀面板，隶书阴刻填金册名，古雅之中蕴含华贵，颇有皇家气派。

其六，质地特殊。《劭农纪典》册用高丽笺碧丝栏，纸张洁白匀净，质地细腻而有棉性，用特制的御墨书写，虽历200余年流传辗转，今天仍奕奕神采，纸墨如新。

乾隆御笔书法用纸多为清宫特制，做工精良，品类繁多。较为常见的有云龙纹蜡笺、梅花玉版蜡笺（如《行书池上居三首一韵卷》）和藏经纸。其中云龙纹笺又有云龙黄笺（如《行书雨花室庭梅歌卷》）、云龙粉笺（如《行书南巡记卷》）、云龙绿笺（如《行书五福五代堂记卷》）、云龙兰笺（如《行书明哲保身论卷》）、云龙白笺（如《行书读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卷》），称为“五色蜡笺”，在五色地蜡笺上以泥金描绘云龙文图案。又有描金填色云龙纹笺（《临苏轼帖并识卷》）、团龙云纹笺（《行书咏金刚四生卷》）等等。由于采用了特殊的工艺，这些云龙纹笺以及梅花玉版笺质地厚密坚韧，表面细润光洁，既有一般蜡笺的防水性能，同时又不影响水墨的吸着，用松烟墨书写其上，墨色既不缺乏浓淡变化又易于凝聚在纸的表面，字迹显得饱满乌亮，光彩夺人。云龙纹蜡笺和梅花玉版笺大部分是由苏州官家作坊或宫内造办处纸工制造，工艺精良，皇宫御用，民间流传极少，也称为“库蜡笺”。藏经纸又有一般藏经纸、“法喜大藏”印藏经纸（《行书言志五言诗卷》）、“金粟山藏经纸”（《行书瀛台赐宴诗序卷》）、“乾隆年仿金粟山藏经纸”（《楷书经筵御论册》）和“倪仁禀纸”（《行书三希堂记卷》）几种。又有侧理纸、端本堂纸、仿澄心堂纸、云母笺、竹石笺、山水蜡笺、鱼鳞笺、水波纹笺、海浪纹笺、砑竹石笺、竹鸡黄笺、松竹梅笺等等。乾隆本人也十分重视纸张新品的创造以及对历代名纸的仿造，在《行书咏侧理纸诗卷》的引首，乾隆特意题了“古香可挹”四字，以示对古纸的神往。乾隆五十一年丙午（1786年），浙江省仿制侧理纸成功，乾隆非常高兴，在《行书临颜真卿送刘太冲叙卷》的自题中说“颜书极古今之变，此送刘太冲叙，诚空前绝后。兹浙江省新造侧理纸，正宜试笔。”用“空前绝后”之纸临写“空前绝后”之帖，确实是一件快事。在其后的两年中，他又接连写过《行书浙江省制侧理纸成试用得句》轴和《行书书侧理纸得句诗》轴等数首七言诗，对这种新纸反复题咏。对另一种名纸“梅花玉版笺”，乾隆帝亦评价极高，在《行书题梅花玉版笺六韵》卷的引首上，特意题写了“含毫香莹”四字，赞誉有加。

有的时候，乾隆还意识地根据书写诗文的内容来选择用纸，以使形式与内容更加和谐统一，如《行书赋得山色湖光共一楼》卷用镜面笺，取波光如镜之意；《行书题消夏图》卷选择冰裂纹笺，用以在炎炎夏日消热避暑；《行书西番莲赋》卷用花鸟纹笺，《行书万泉庄记》卷用山水纹笺，书写材质与御制诗文相得益彰。而《行书心经并题册》更是“以菩提叶制为小笺”来书写，以示“波罗妙谛”。

乾隆御笔书法中，还曾使用前代旧纸，如《临三希文翰卷》曾用宋笺，在自题中称：“内府三王真迹，清暇临摹屡矣，清和雨后，景气怡畅，宋笺古润惬意，孙过庭以笔墨相发为一，良然。”《行书大宝箴卷》用宋明仁殿纸，纸上有“杨造”印。《临三希文翰册》用宋金粟山笺，自题有“偶得宋金粟山笺”语。《行书生春二十首》卷用明代花边纸，纸上有明代大收藏家项元汴的七方藏印。这些曾被乾隆御用的纸张流传至今，弥足珍贵，也为我们了解和鉴定历代书画用纸提供了实证。

对于前人的重要诗文以及自己看重的御制诗文，乾隆皇帝往往多次书写，同一内容，不只一本，目的是分贮各处，以便于随时随地品味赏玩。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行书《大宝箴》卷的跋语中，就有“是箴以旧唐书校正，屡书卷册屏，兹得此宋笺，复书一过，不啻三复白圭之意”的记述，御笔书法如《三希堂记》、《五福五代堂记》、《十全记》、《南巡记》等等均有数本甚至十数本传世。作为劝农田耕的重要诗文，《劭农纪典》册也不例外。《石渠宝笈·三编》就曾著录了另一本《劭农纪典》册，两个本子除有14处在文字上略有出入，如“乙丑暮春耕藉日作”石渠本书“藉”为“”，没有草头等等，此外在形式、内容上完全一致。“石渠本”下册的后副页上有乾隆御书跋文一段，言及：“即位以来亲祀先农凡二十有八度。辄有述事之作撰禾词不等积至六十四章汇书一册贮先农坛，因思懋勤御笔内不可无此，遂于几闲重书是本。”可知新发现的《劭农纪典》册正是“石渠本”所说的“贮先农坛”本，在时间上，这册“先农坛本”要早于“石渠本”。

此册在下册后副页洒金笺上有王杰小楷书写王杰、刘墉、董诰、彭元瑞四人合撰的长跋一则，言明六十四首御制诗的创作与书写始末。楷书署臣字款，整饬精工，是典型的乾隆朝馆阁体。王杰、刘墉、董诰、彭元瑞四人均为乾隆朝重臣。王杰，字伟人，号惺园，谥文端， 陕西韩城人，乾隆二十六年状元，官大学士，书法赵孟，尤工小楷。 刘墉，字崇如，号石，谥文清，山东诸城人，文正公（统勋）子，乾隆十六年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书法魏晋，笔意古厚，名满天下。 董诰，字西京，号蔗林，谥文恭， 浙江富阳人，邦达子，乾隆二十八年传胪，官大学士，工诗古文词，书法宗王羲之、献之。 彭元瑞，字掌仍，一字辑五，号芸楣，谥文勤，江西南昌人，乾隆二十二年进士，官至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天才敏瞻，与纪昀同有才人之目。在乾隆皇帝的御笔书画中，经常能够见到他们的恭和诗作。

一直以来，乾隆皇帝的御笔书法鱼目混珠，真伪杂糅。流传于民间的乾隆御笔往往以碑刻为多，墨迹很少；墨迹之中以代笔为多，亲笔很少；亲笔之中以立轴为多，手卷、册页很少；册页之中以小册为多，大册很少；大册之中以写经及临帖为多，手书御制诗文很少；手书御制诗册之中录一首诗词的为多，汇集多首甚至囊括一个母题历年创作的更少。《劭农纪典》册是乾隆帝在79岁高龄时亲手书录其54年以来御制“耕藉”诗和“禾词”64首的总合，洋洋4000余字，内容直涉皇帝亲飨先农的“国之重典”，称其为乾隆御笔法作品在民间收藏中的翘楚，并不为过。

责任编辑：吴京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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