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孟子“性善说”析评“情商”成功论

摘 要：“情商”的概念，其内涵包括两部分：自我情绪认知和管理、他人情绪认知和管理。从孟子“性善论”的理论角度来看，“情商”作为一个心理学概念，其理论倾向是把人看作一待宰制之被动者，而非一自主自觉之主体；以认知活动而非价值自觉，作为人的本质特征；在情绪活动管理上，倡导以认知活动而非道德判断，去统率情意活动，进而处理人际关系。

关键词：情商；主体；孟子；性善

一、“情商”概念特征简析

“情商”作为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其内涵随着心理学学科的发展不断深化，并有所争论。鉴于此，文章首先简要介绍其提出“情商”概念的主要代表人物以及思想，再对“情商”内容做一归纳总结，得出一学界共识的看法。

美国心理学家亚历山大提出用“非智力因素”来区分传统“智力因素”。而心理学家维克斯勒认为，“非智力因素”与“智力因素”二者都是智慧行为不可缺少的因素，并且“非智力因素”制约“智力因素”。1990年，美国心理学家彼得·沙洛维和约翰·梅耶提出“情商”这一概念主要用于解释以下三种能力：表达、评价情绪的能力；调控情绪的能力；应用情绪体验以取得成功的能力。1995年，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戈尔曼对“情商”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认为“情商”的重要性大于“智商”，并将其总结为以下五个方面：了解自身情绪的能力、管理自身情绪的能力、自我激励的能力、识别他人情绪的能力、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

由上可知，通过对以上“情商”理论发展的回顾，我们不难发现“情商”之概念的提出，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此概念之萌芽是意识到，人除了“智商”之外还有独立的其他能力，而这种能力还可能优越于“智商”，并对“智商”产生制约作用，但这种“非智力因素”理应是多元的，有多种层次的；

2.“情商”理论的正式提出，是将“非智力因素”归于“情绪”这一方向，集大成者戈尔曼更提出“情商”理论的基础在于承认“自我意识”和“同理心”，从而能够认知和调节自身和他人的情绪，做出对自身有利的行为。

3.“情商”理论之重视与流行，反映了对“智商”的质疑和不信任，人们开始提倡以“情”导“智”，将“情绪”看做人之动力来源，同时也是衡量人才与否之标准，看做人之一生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

那么，“情商”是否真的具有极高理论价值？是否是人生不可或缺的因素呢？笔者尝试以孟子“性善”说为视域，对“情商”理论做一剖析和评价。

二、“性善论”视域下的“情商”

从孟子的角度看，“情商”这一概念只知道“情”之独立于“智”而存在，而不知道“德”亦独立于“智”和“情”。

（一）知“情”不知“德”——从“人性本善”看“情商”

在《离娄·下》中，孟子强调“人之所以异于禽于兽者”，认为人与动物是不同的。孟子赞叹“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其关键在于“由仁义行”、“非行仁义”。由此提出两点。第一，人与禽兽相比，其本质特征是人有“仁义”。第二，这种“仁义”就是自身属性，非外在客体。

由于“仁义”是“我”之自身属性，则“我”之“活动”必然要遵守此种本性，故称“性善”。在《公孙丑·上》中，“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可见“仁义礼智”等本性通过“怵惕恻隐之心”之价值活动显现，逆推体悟出本性为“心”，即做价值自觉活动之主体。此活动之主体，有两个特征：一为不可认知之最后根源，故非经验界之事物；一为通过活动显现，非实体，故不是形上客体。由此我们可知，“善”本为活动主体之本身形式方向，而“心”之道德主体通过循自身本性“仁义礼智”之活动，即“怵惕恻隐”凸显，所以孟子对“恻隐”“是非”、“恭敬”、“羞恶”又以“四端之心”描述，其“四端”又以“四体”喻之，明确其为本身应该遵循之“性”，这就是“性善论”的真义，肯定其做道德活动的价值主体。

从孟子“性善论”角度看，“情商”只是“非智力因素”其中之一，与“认知”“情意”“形躯”皆不同，可见人是一多层次活动之存在。故可说，“情商”之理论，知“情”“智”不知“德”；而戈尔曼提出作为“情商”基石的“自我”，只是一做情意活动（情商）的自我，而非做认知活动（智商）的自我，也不是做价值判断的自我。而从“智商”到“情商”地位的变化，实际是从重视“认知活动”的自我转换到做“情意活动”的自我。“情商”这一概念的内容，是肯定一做情意活动的自我为人之本质层面前提下，对自身情意活动的感受和调整，再通过“同理心”来感受和调整他人的情意活动。

（二）“情意工具化”的“乡愿”------從“浩然之气”看“情商”

从孟子的角度看，“情商”之理论，认为情绪对智力的发挥有影响，故强调对自己和他人的情绪进行管理，最终获得自己想要的结果。

上节已阐明“人性本善”，那么现实中为什么会有偏离“向善”的应然方向呢？在《告子·上》篇孟子认为，人虽性本善，但人之全部还有形躯的一面，故有“大体小体”之说，“小体”为“耳目之官”，故有欲望，其欲望之物在外界，“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可能对“大体”本性之活动造成干扰。故称“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那么如何才能防止这种干扰呢？孟子认为是“先立乎其大者”，则“小者不能夺也”。那如何立“大体”呢？在《公孙丑·上》篇中，公孙丑向孟子请教“不动心”的方法。孟子把北宫黝和孟施舍培养勇气，稳固其“心”的方法做了对比：北宫黝“不肤挠，不目逃”以及“思以一豪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这是在生理与心理上进行锻炼，排除恐惧和喜好等情绪干扰。而孟施舍则是在观念上培养勇气，即“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通过道德反省排除情绪干扰，也就是说什么事应该做还是不应该做，首先要考虑其是否符合道义标准。

对此，孟子赞同后者之态度，借用曾子的话称其为“大勇”，并提出 “志，气之帅”、“气，体之充”，联系上文北宫黝和孟施舍的不动心，我们知道“志”为“道德心”，而“气”则是人之形躯欲求所蕴含的生命力，这是人之两个不同层面的活动。而孟子认为应该以“志至则气次”，人的价值意识为活动的方向，生命力量为其实现方向之动力。孟子主张培养“浩然之气”，通过“配义与道”，使生命情意力量理性化，成为实践理性之动力。

三、“成功”与“成人”---“义命分立”下对“情商”成功论的反思

“情商”特点有二：知“情”不知“德”；和生命情意工具化。这时常常会有人说：“你说得对，但是现实都是这样。你这是书生论调，不切实际。”此处其实涉及一个理论的功能问题，即“情商”之理论真的具有使人成功的功能么？通过“义命分立”来阐述“成功”与“成人”的区别，最后反思“情商成功论”的理论功能。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故在生活中落实价值意识之要求；但现实经验界变化莫测，并不能事事如意，也不能保证在现实中完全落实价值意识之要求，于是就有人批评孔孟之道是教条，其实若能领悟道德主体，则可知此主体为超越经验界之自由主体。由此，“义”与“利”分立，价值领域与经验领域为截然不同之领域，价值意识行为为本性之要求，是应该去做的事，事实领域是实际发生的事，两者并不冲突，人所能掌握的只能是自身主体的行为，外界无论如何变化，自身主体之选择永远绝对自由，“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与此相反，孟子进一步倡导“价值意识”要转化“现实领域”，从而化成理想世界。在《公孙丑·上》篇中，孟子赞同告子“不得于心，勿求于气”，这和反对北宫黝的“不动心”的态度是一致的。孟子之道德主体则是健动的主体，强调主体在现实中不断落实本性，所以孟子认为，“言”要落实“心”，“心”要指导“言”，故“不得于言”也要“求于心”，“言”與“心”要贯通。

由此，我们可知“成人”与“成功”的含义，孟子认为应该在现实中落实本性之追求，从而转化自我，继而转化世界，此种自我转化即为“成人”，然后转化“他人”，最终成就美好世间，此为“成功”。而“情商”成功论实际是关注现实成果，而其动力根源不是价值意识，而是工具理性，利用情绪好恶激发行动，满足自身形躯欲望需求，这并无价值追求，故此种方向本质为“求利”，无论是非，自然不能够转化“自我”，更不可能转化“他人”，故既不能“成人”，更不能“成功”，只是一实用主义之理论。

而作为人才标准的“创新”一词，其理论也是来自于《大学》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一句，其“创新，“创”与“新”同义，皆是副词，代表不断向上之状态。其动力根源即价值主体，强调自身不断在落实价值以上的同时，不断完善自身，至于现实之行动结果则是不能预测的，不可强求的。而“情商”之理论，并无向上之价值根源，只有一生理心理形躯之自我，其所求乃形躯之所欲，皆为私利，并不能转化成一大公无私之人才。

总之，“创新”从“成人”到“成功”都离不开价值自觉，正如华梵大学之理念：“觉之教育乃儒佛共同之教育理想，肯定人类本具仁心与觉性，故而教育之目的即在引发人性固有之良知本心，进而充分实现善良本性，成就美好世间。佛家所言觉者，自觉、觉他；儒家所言仁者，忠以对己、恕以待人。自觉者真诚面对自己，即能深自省察，证善改过，力求精进。觉他者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即能关怀社会，护念众生，保育天地。此等理念，儒佛共通，亦教育之本质所在。” 而“情商”之概念，通过对情绪管理和控制情意自我，并不能“成人”，更不能“成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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