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会计决策中的数目幻象及研究综述

摘要 启发式效应一直是行为学及心理学关注的焦点，这一效应影响着人们的信息决策，甚至往往引起决策误差，但当前对启发式效应在管理会计决策中的讨论仍属少数。对于以数字作为信息载体的管理会计，数目启发式效应的影响广泛，由于无标准准则要求，管理会计中对相同的经济变量用不同单位、量纲呈报很可能会使管理会计报告使用者的判断和决策出现偏差。对此，本文对国内外近年来有关数目启发式效应的期刊文献进行了归纳梳理，分析阐述了数目启发式效应的来源、成因以及对管理会计决策的影响。

关键词 数目启发式效应 管理会计决策 会计信息

一、引言

会计信息的有效性与有用性是会计信息系统充分描述经济活动和提供决策有效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信息则更是会计信息中的关键。然而，在会计信息的使用过程中，由于人类大脑的生理特征，人们往往因认知的不完全性而形成认知偏差。启发式（Heuristic）正是一种人类认知水平局限下导致偏离理性信息处理过程而形成认知偏差的常见现象。

作为启发式效应之一，数目启发式效应是指人们根据量化信息进行决策时过度依赖表面数目大小而忽略其他重要信息的认知误差（如计量单位） （ Pelham et al.，1994）。例如，人们在不知道房间大小的情况下，常容易认为一套有八个房间的房子比一套有五个房间的房子大;在不知道研究助手实际工作效率的情况下，认为两个研究助手比一个研究助手更有效率等。心理学及行为学研究者从数量、图形、概率、货币等众多角度验证了数目启发式效应的存在，人们在生活、工作中似乎难逃这一思维偏差的影响。

行为学理论认为，人们对信息的使用需经历信息获取、信息解码、信息存储和使用等一系列数量信息加工的认知过程，在该过程中人类的大脑并非是全知全能并不知疲惫的。基于数目启发式在消费者行为领域的研究，由于数目启发式效应的存在，人们在判断时以特定形式下比率或差额的数目作为评估数量依据，会导致人们对交易活动及自身购买力的判断出现偏差或“货币幻觉”， 进而影响人们的消费行为，对人类的经济活动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例如，对同样的消费者预算和目标商品用不同国家的货币来计价时，当外国货币的面值大于本国货币时人们倾向于花费更多（Wertenbroch et al.， 2007）。这是因为用大面值外国货币计算的预算与目标商品价格的差额大于用小面值本国货币计算的二者之差额，人们受数目差额影响而认为盈余货币较多，因而倾向于花费更多。

而对于几乎将数量信息视为语言，且其信息呈报形式、单位、时间等并没有一致规定的管理会计信息系统而言，其数量信息使用频繁、单位复杂多样，例如核算一个工程项目的成本，既可以百万元为单位，亦可以元为单位;衡量一项任务的进度，可以报告项目离预定期限相差多少天、多少个月或多少年。由于管理会计任务的多样性和繁杂性以及信息使用者个人特征的差异、管理会计任务的复杂程度、完成任务的时间紧迫程度和完成任务的认知耗费等，会计信息使用者同样可能在处理会计信息过程中偏离标准理性的系统式信息处理方法，而采取简便快捷的数目启发式策略。基于此，本文从现有的文献中整理出对启发式及数目启发式的现有研究，将其拓展于对管理会计决策的应用中。上述文献的归纳分析对管理会计未来研究的拓展方向提供指导，也使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解读有了新的认识，同时对管理会计未来发展方向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二、数目启发式

（一）数目启发式存在性研究

“数目启发式”这一概念虽由Palham et al.（1994）正式提出，但早在此之前，众多心理学和行为学领域的学者即对数目启发式的存在问题展开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学者开始探讨人类的认知中是否存在以数目作为依据而高估数量的情形，Petty和Cacioppo（1983）发现了将数目作为主要判断依据的“数目经验法则”。Pelman、Swann（1989）和Showers（1992）发现，人们对自我的认识同样会过分注重数目而高估数量。这些研究显示，人类似乎与动物一样存在这种以单纯数目为判断依据而错误估计数量的认知偏差。为纯粹、有效地验证这一认知策略是否存在，Pelham et al.（1994）从图形面积、数字计算、货币估计、概率选择、人物特征等角度实施了五个实验直接探索数目在人类日常数量判断中的影响，并基于此正式提出“数目启发式”的概念，即人类倾向基于特定单位或形式下的数目来判断数量和可能性，而未充分考虑与数目相关的其他重要变量（例如单位或量纲的大小）。

数目启发式作为人类的认知策略之一，是在认知能力以及任务环境制约下的一种非理性的信息获取和处理方式，与信息的感知和加工过程息息相关。在信息处理中，无论是有生命的人，还是人工信息加工系统（计算机），其本质均是基于符号（Symbol）在大脑或处理器中进行信息传递和分析解码，符号是信息存在的模式，如语言、数字、标记等。因此数字其实是人类生活中广泛接触和普遍使用的信息载体，与信息加工系统中的其他符号形式一样，主要功能是代表、标志或表明外部世界的事物。数量信息相比于单纯的数字信息而言，在很多时候融入了语言等其他符号成为复合的信息模式，且融合方式在人类的进化和习惯中一般得以固定，例如在中文中一粒米、两条鱼、三头牛、四顶帽子、五件衣服等搭配，又如英文中单复数的使用惯例。符号间通过不同联系方式而形成不同的符号结构（Symbol structure），又称作语句（Expression），符号和符号结构是外部事物的内部表征。Newell和Simon（1972）认为，无论是人还是人工智能，信息加工系统均是由感受器（Receptor）、效应器（Effector）、记忆（Memory）和加工器（Processor）组成。感受器接受外界信息，效应器给予反应。信息加工系统都以符号结构来标志其输入和输出，记忆可以存储和提取符号结构。信息加工系统的上述功能也可概括为输入、输出、存储、复制、建立各结构的条件性迁移。Newell和Simon（1972）提出，具有这些功能的系统必然表现出智能行为，而人类智能行为的系统还具有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与人工智能不同的是，人类认知系统的信息加工能力是比较有限的，对环境的适應性使人们在进化过程中形成了一条信息获取和加工的“捷径”以快速地完成信息处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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