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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演变及启示

时间:2022-04-10 12:14:55  浏览次数:

摘要: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包括思想、政治和道德等多个方面,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包含很多具有积极意义的方法供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参考学习。对思想政治教育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春秋战国时期、封建社会的发展状况进行分析,有助于形成对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面认识,进而发掘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和意义。

关键词:传统思想政治教育; 原始社会; 封建社会; 德治; 儒家学院

中图分类号: 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0)06-0036-03

在我国古代,虽然没有使用过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但作为历代统治阶级思想文化统治手段的思想、政治和道德教育的方法,确实是历史上客观存在的,只是内容和表现的形式与今天有所不同。我国较为完整成熟的思想道德教育方法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特别是儒家的思想一统天下后,其方法就成为了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工具。如“德政”方法就一直为历代统治者所沿用,甚至为当今“德治”所借鉴。

一、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萌芽于原始社会

事实上,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思想道德教育方法,其方法主要体现在集体生产劳动和原始宗教活动中。由于当时教育还没有从生产实践中分离出来成为专门的活动,而且没有文字和书本,所以思想道德教育的手段与其他教育的手段一样,主要是语言的口耳相传和对实际行动的模仿。到黄帝时代,在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政治思想痕迹似乎已经隐约可见。其中“垂衣裳而治天下”,“以衣裳别尊卑”[1],尤其值得注意。它一方面表明当时已经懂得蚕桑之利,懂得利用蚕丝编织衣料;另一方面,用服饰来区别等级,表明社会组织已经有了尊卑之别。[2]这个“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大同社会,也成了儒家津津乐道的理想社会,为以后的国家与社会发展塑造了一个理想的模型,同时孕育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萌芽。

二、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于奴隶社会

约公元前2070年,夏朝建立,“大同社会”变成了“小康社会”,“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中国从此进入奴隶社会。奴隶主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除了使用严刑峻法之外,还利用宗教迷信,欺骗、麻痹奴隶和平民,用讲“德政”、建“礼治”等手段来缓和阶级矛盾,维系统治阶级内部的等级名分。其中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贡献最大的便是周公“制礼作乐”。汉朝的伏胜在《尚书大传》里记载:“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两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在这些政绩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制礼作乐”。孔子讲到“礼”,指出夏商周三代的承袭与变化,特别强调周公的创造性贡献。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3]反映了他对周公制礼作乐的崇拜。同时他对春秋时代“礼崩乐坏”极为不满,他的名言“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4],就是对“礼崩乐坏”的怒吼。

周公的“礼乐”之所以受到孔子的推崇,是因为它本身内含着对社会的教化,是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而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式。周公 “制礼作乐”带来了社会的稳定,“礼崩乐坏”必然带来社会的动荡。“礼”的起源是以贫富分化、等级分化为前提的,反过来“礼”的形成又稳定了贫富分化、等级分化的社会秩序。但是一个社会只讲差异,不讲和同,社会就无法和谐。因此周公在“制礼”的同时又作乐,使“礼”与“乐”相辅相成,或者说相反相成。“礼”讲究差异,“乐”讲究和同。“礼乐文明”是奴隶社会思想政治教育上的一次变革,也对以后儒家的思想政治教育做了铺垫。

三、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繁荣于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时期以后,奴隶主贵族阶级的统治日益崩溃,封建制度逐步建立。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教育也日益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伦理道德教育的理论和方法,其中尤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所创立的理论和方法最为系统。

儒家思想为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基础,影响了以后社会的发展,建构了一个体大思精的思想政治伦理体系。孔子主张“仁”,“仁者爱人”,是他的思想核心。“克己复礼为仁”,是他的政治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是对执政者的要求。孔子主张学社会、学历史,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整理的《诗》、《书》、《礼》、《乐》、《易》、《春秋》,既是他学习历史的凭借,又是孔门讲学的教材,成为后世的儒家经典——“六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辜鸿铭先生也认为“六经”是孔子对中华民族的一大贡献,并且成为了中国文明的蓝图。“孔子告诉中国人不要抛弃他们的文明——在一个有着真实基础的社会与文明中,人们同样能够过上真正的生活、过着心灵的生活。实际上孔子毕生都致力于为社会和文明规定一个正确的方向,给它一个真实的基础,并阻止文明的毁灭。但在他的晚年,当他意识到无法阻止文明毁灭的时候——他还能够干些什么呢?作为一个建筑师,看到他的房子起火了,屋子在燃烧、坍塌,他已明白无法保住房子了。那么他能够做的一件事就是抢救出房子的设计图。这样就有可能日后重建房屋。因此,当孔子看到中国文明这一建筑已不可避免地趋于毁灭时,他自认只能抢救出一些图纸。这些被抢救出来的东西现在被保存在中国古老的经书中——即著名的五经之中。因此,我认为孔子对中华民族的一大贡献在于他抢救出了中国文明的蓝图。”[5]

相比西方人,古代的中国人过着一种精神的生活、情感的生活,这种情感既不是来源于感官直觉意义上的那种情感,也不是来源于神经系统奔流的情欲那种意义上的情感,而是一种产生于我们人性的深处——心灵的激情或人类之爱那种意义上的情感。因此,加强思想政治的教育对统治阶级来说就显得格外重要。而通过儒家经典的熏陶和教育,既可以让统治者对人民施以“仁政”,又可以汲取社会精英进入统治阶级内部。儒家的思想政治教育不是为自己自私自利,不是为升官发财,而是为“安人”、“安百姓”,也就是后来儒家之书《大学》里所说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因为有这个使命,受教育的人,尤其是士大夫阶层,格外有一种尊严,愿意“杀身以成仁”。与西方相比,孔子创建的儒教在思想上对民众进行教化,最深刻的便是赋予了人们真正的国家观念。孔子在《春秋》里描述了腐败的国家、衰落的文明所带来的苦难与不幸,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人们没有一个正确的国家观念,对自己的责任没有正确的认识——他们不懂得个人应该服从国家、忠于君主。孔子宣扬的是一种君权神授的观点,用历史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有利于国家的安定,与民与君都不是一件坏事。这种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安定,也给人民带来希望——学习儒家经典治国平天下。

四、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在封建社会的继续发展与完善

进入封建社会后,国家完成了大一统,秦始皇加强了中央的集权,并实施了一套保障性的措施。“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使得全国范围内取得了文化上的统一。为了统一舆论,加强意识形态的控制,秦始皇进行了遭致后世无穷非议的“焚书坑儒”。后来的事实表明,用“焚书坑儒”的手段来统一舆论,控制意识形态,是不可能成功的。正如一位诗人所说:“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但是国家的统一却为思想的统一创造了条件,特别是自汉代董仲舒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道德教育的理论与方法便“一统天下”。从汉武帝开始,儒学成为五经博士研究与教授的经学;经学特殊地位的确立,显示儒学的官学化得以确立,成为“学而优则仕”的工具。事实上,儒家学说成为统治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和手段。汉武帝用功名利禄来引诱世人——只有精通儒家经典才可以进入仕途,把世人的聪明才智束缚于儒家经典之中,专注于诠释章句,而无暇旁顾,客观上达到了其稳固统治的目的。这种帝王之术为后来的治国者所继承,儒家理论思想与方法也自然成为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主要代表,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所以,一般谈到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必然以儒家伦理道德教育方法为主体。也正是因为儒家伦理道德教育方法的贡献,才使得中国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相对于古代世界其他国家而言更加系统和完善。

五、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和意义

1.重视自我教育,尊重教育对象的主体地位

我国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容易陷入一种误区,重视他律教育和教育者的主导地位,而忽视了自我教育和教育对象的主体地位。传统思想政治教育重视自我教育法及其实践可以为我国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有益的借鉴。在儒家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中,自我教育法居于核心地位,对如何实施自我教育,也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应以自我教育方法为中心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整合,重视自我教育,尊重教育对象的主体地位,调动教育对象进行自我教育的自觉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在自我教育中达到自我发展,自我创新。

2.强调道德实践,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

道德教育的特殊性在于,不仅要使主体获得道德知识和道德判断力,更重要的是要落实在行动上,内化为主体自身的内在素质,这样的德育才有意义。目前,在学校思想道德教育中,言行不一、躬行不力的现象普遍存在。学生往往说得多、做得少,这与当前思想道德教育重理论、轻实践不无关系。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况,就要注重理论教育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同时在两个不同的维度上开展工作[6]。学校进行道德教育必须从知、行两方面入手,强调知行统一,使道德教育真正成为塑造健康人格的重要途径。要大力加强实践性教育环节,让学生在社会实践中认识社会、了解国情,陶冶情操、磨练意志,增强社会责任感,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

3.教育者自身要做好示范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对教育对象进行规约,而且对教育者一方也提出了要求。教育者崇高的品德和端正的行为有着巨大示范效应和感召力。古代思想道德教育特别重视统治者和教育者的身教示范作用,对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很有启迪作用。当前,我国正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时期,改革开放的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但同时也带来了个人主义、拜金主义、贪污腐败等负面问题。在全社会加强思想道德建设,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是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因此,发挥教师在思想道德方面的身教示范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身教示范,把思想道德教育寓于教育者的日常行为之中,以自身作楷模,启发教育对象的自觉,使学生学有榜样,行有方向,并在潜移默化之中,逐步形成正确的思想观念、良好的道德品质与行为习惯。

4.建构完善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思想政治教育在古代中国,一旦作为思想统治的工具而产生就朝向制度化方向发展。[6]它十分注重运用官方教育与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与家庭相结合的方法,实践证明,多种方式同时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其产生之初就已经显示出威力。[7]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教师和家长的事,也是国家与社会的责任。学校是个人成长的必经之地,在校期间,人生观、价值观逐步形成并对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重大影响。家庭是人们接受教育最早的地方,尤其在思想品德教育方面,家长的言传身教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良好的国家和社会教育氛围则是巩固家庭、学校教育成果的保证,四者缺一不可。因此,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应重视建立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综合教育机制,只有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四者紧密协作,建构完善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才能教育和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社会道德,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参考文献

[1]周易·系辞[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2]樊树志.国史十六讲[M].北京:中华书局,2006:10.

[3][4]论语·八佾[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5]辜鸿铭.伟大传统:致中国人的演讲(一)[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14.

[6][7]余一凡.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源起[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0(1):62-65.

[责任编辑:张俊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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