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维权有四盼

面对珠三角地区不少中小企业倒闭、停产、迁移，企业经营的不稳定增添了农民工权益的保护难度。农民工对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期盼。反映了当前劳资关系中的一些盲点。

一盼建立企业清偿机制。

深圳市龙岗区的一些农民工反映，老板在企业倒闭前悄悄转移资产，一夜之间“人间蒸发”，工人们被拖欠的工资、工伤赔偿等难有着落。

被迫走上大街请愿的新伟邦塑胶五金(深圳)有限公司的工人们说，公司设在龙岗新工业区的工厂只是个加工车间，仓库和管理层都在香港，在公司宣布停产之前，订单很充足，每天都要做到晚上一点半，工人们没有察觉到有任何异常，直到9月1日早晨来上班，才发现车间的大门封闭，工厂停产了。

在工作中轧断了右手小拇指的注塑工黄文军说：“香港老板走了，但是老板既不愿意宣布破产，也不愿意出钱给工人赔偿，丢下工人不闻不问。”

“香港老板宣布停产，要求工人解散，但是对于工人被拖欠，被扣押的71万多元的工资没有作任何交代。”

工人们希望政府对于关门停产又拒绝支付工人工资和赔偿金的企业，应实行强制性破产清偿，防止企业恶意转移财产，逃避责任。

二盼建立劳动仲裁绿色通道。

今年24岁的戴晓峰是江西省修水县人，在东莞一家合资机械厂打了两年工。近年来企业效益不好，他打算转到厦门去打工。由于与企业就工资支付等问题发生争议，他申请了劳动仲裁。

“本来劳动仲裁4s天就能了事，现在都47天了，还没办结，劳动部门还说要再等15天。我现在只能耗在这里了，哪里也去不了。”无奈之余，戴晓峰在一家农民工维权组织做志愿者，一边帮忙一边等待劳动仲裁的消息。

因企业倒闭、转移，失去工作的工人都急替拿到自己该拿的工钱，尔后到别的地方去打工或是回农村老家。他们希望劳动部门能为停产倒闭工厂的工人开辟绿色通道。

三盼公平对待工伤者。

35岁的贵州省道真县人曾永明，在东莞市大岭镇宏艺家私厂工作了4年，受过两次工伤，两只手备有一个手指被机器轧断。经劳动能力鉴定。分别为八级和九级伤残。两次受伤，东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都支付了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2007年2月曾永明从工厂辞职，却只从企业得到八级伤残的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接照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的规定，“在同一用人单位工作期间发生过两次及以上工伤，且有两次及以上劳动能力鉴定等级的工伤职工，在与用人单位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时，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和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以其最高级别的劳动能力鉴定等级计发。”

曾永明认为，工人遭受两次或多次肢体创伤，在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时，只能得到一次工伤补偿，这样的规定是在帮助企业降低工伤支付成本，实际上是变相怂恿用人单位漠视工人的人身安全。

在某家私厂打工的四川农民工田茂体，曾经不幸受过4次工伤，其中一次是七级伤残。这家工厂里，像田茂体一样多次受过工伤的就有十多人。田茂体说：“每次伤残的都是独立部位，又没有合并鉴定升级，企业只需付一次伤残补助金的规定不符合实际伤残情况。难道只有最高级别的伤残才是伤残，低等级的伤残就没有功能障碍了吗?”

工人们希望政府改变规定，使企业接照工人的实际伤残情况进行赔偿，促使企业加强工伤事故的预防，在源头减少工伤事故的发生。

四盼政府加强职业病防治和职业技能培训。

农民工维权组织“东莞友给法律咨询服务部”负责人陈用发介绍说，从2007年底开始，东莞企业的倒闭数量开始增多，再就业的压力加大。有些企业工人的工资更低，劳动保护更差，年龄偏大或者身体伤残工人更难找到工作。“大龄农民工失业后能够坚持下来的人不多，大部分选择回农村老家。只有那些暂时没有拖累的年轻人，会继续留在城市里。”

来自湖北襄樊的范海娟在钟表制造企业打工，她说，在东莞像地这样20多岁的年轻技术工人，一天工作13小时，月工资也只有1600元左右。2007年9月30日，她在上班时发生工伤事故，眼睛受到重创，后被鉴定为九级工伤。“受过工伤的工人一旦离开原单位，很难再找到工作。”范海娟说，“我所在的企业设备很陈旧。是从台湾淘汰过来的，很容易造成工伤。而且做手表的两千多道工序中有很多工序对人的身体有伤害。刚入行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后来有些人得了病我们才明白。”

工人们希望，政府能够有效地督促企业，对工人做好职业病和工伤事故的预防宣传，减少职业病和工伤故事的预防宣传，减少悲剧的发生。希望政府能够有条件帮助工人学习一些实用技术，提高他们适应产业升级的能力。(来源：《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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