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四库全书总目》儒家类文献的著录原则

评价有关。如《总目·凡例》曰：

今诏求古籍，特创新规，一一辨厥妍媸，严为去取。其上者，悉登编录，罔致遗珠。其次者，亦长短兼胪，见瑕瑜之不掩。其有言非立训，义或违经，则附载其名，兼匡厥缪。至于寻常著述，未越群流，虽咎誉之咸无，究流传之已久，准诸家著录之例，亦并存其目，以备考核。等差有辨，旌別兼施，自有典籍以来，无如斯之博且精矣。3

可见，从总体上来说，《总目》认为列于著录之书优于归入存目之书。至于《总目》著录的整体原则，《凡例》则曰：“今所录者，率以考证精核、论辨明确为主，庶几可谢彼虚谈，敦兹实学。”4这与《总目》“重汉学轻宋学”的评价标准相符。但《总目》全书分四部四十四类，体系庞大，各类所涉及的内容差别较大，因此不同部类的著录原则、存目标准也就略有差异，有些原则可以贯穿于各类之中，有些原则则可能只是因某一特定部类而设。如党燕妮、杜斗城《〈四库全书总目〉释家类典籍著录探析》一文就探讨了《总目》子部释家类典籍著录甚少的原因，认为这与“尊崇儒家，排斥释家等其他学派”“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以及“佛教典籍整理水平的高度发达”有关，5很好地分析了《总目》具体部类的著录原则。

本文即以《总目》子部儒家类为对象，在整体量化分析儒家类著作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总目》儒家类所体现的著录原则，以期对全面认识《总目》的著录原则有所贡献。

一、《四库全书总目》儒家类著作概况与分期

《总目》凡二百卷，其中子部儒家类占八卷（卷九十一至卷九十八），著录、存目各四卷，著录部分收录著作112部1694卷，存目部分收录著作307部2473卷，共419部4167卷。《总目》儒家类著作大致按作者时代先后编排1，并进一步将其划分为“前理学时期”“理学时期”两个阶段。如儒家类序曰：

古之儒者，立身行己，诵法先王，务以通经适用而已，无敢自命圣贤者。王通教授河汾，始摹拟尼山，递相标榜，此亦世变之渐矣。

迨托克托等修《宋史》，以道学、儒林分为两传。而当时所谓道学者，又自分二派，笔舌交攻。自时厥后，天下惟朱、陆是争，门户别而朋党起，恩雠报复，蔓延者垂数百年。明之末叶，其祸遂及于宗社。惟好名好胜之私心不能自克，故相激而至是也。圣门设教之意，其果若是乎？2

这段文字可谓《总目》儒家类收录著作之总纲，它以理学（即“道学”）为标准，将儒家类著作从时代上划分为“前理学时期”与“理学时期”两个阶段。这一划分从儒家类著录部分的分卷情况及其案语亦可得到佐证：儒家类著录部分第一卷（即《总目》卷九十一）收录了《孔子家语》《荀子》至宋代司马光《家范》、范祖禹《帝学》、王开祖《儒志编》等21部著作，该卷卷末有案语曰：“以上诸儒，皆在濂、洛未出以前，其学在于修己治人，无所谓理气心性之微妙也。其说不过诵法圣人，未尝别尊一先生，号召天下也。”3此下三卷（《总目》卷九十二至九十四）收录宋代理学开山之祖周敦颐以下至清代中期的儒家类著作。可见《总目》在做这一划分时，并未严格按照朝代进行分卷，而是将宋代理学兴盛之前的著作与周秦以下的著作归为一类，且儒家类序与案语在思想上是相通的，都是以“理学”为标准对儒家类著作进行划分。所以笔者认为：对《总目》儒家类著作的讨论，应该建立在对“前理学时期”和“理学时期”两阶段划分的基础上。现将儒家类著作的整体情况统计如下：

表1

在《总目》儒家类“前理学时期”的28部著作中，其各朝代著作的具体情况如下：

表2

《总目》儒家类“理学时期”著作共391部，其各朝代著作的数量统计如下：

表3

二、《四库全书总目》儒家类前理学时期的著录原则

就前理学时期儒家类著作而言，《总目》类序及案语中并未专门论及其著录原则，但从《总目·凡例》以及部分提要，并结合数据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其在著录方面具有以下原则：

（一）重古书、古注

前理学时期著录的著作都是宋代以前的著作，对于清人而言，大都属于古书的范畴。从表1的统计可以分析得出：在这一时期中，其著录比例（75%）远远高于存目比例（25%），且相较儒家类的整体情况，其著录比例（75%）亦远远高于整体著录比例（26.7%）。四库馆总裁官于敏中在与总纂官陆锡熊讨论《四库全书》收书的总体原则时曾说：“旧书去取，宽于元以前，严于明以后。”1《总目》别集类序亦曰：“今于元代以前，凡论定诸编，多加甄录。有明以后，篇章弥富，则删薙弥严，非曰沿袭恒情，贵远贱近，盖阅时未久，珠砾并存，去取之间，尤不敢不慎云尔。”2可以说，《总目》儒家类著作的著录情况体现的“重古书”原则，正是《总目》在各部类著录著作时的总原则。此外，从表3可以看出，相比明、清二代，宋、元两代著作著录比例较高，而存目比例较低，这也符合“旧书去取，宽于元以前，严于明以后”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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