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危机：不容忽视的难题
时间：2022-03-20 09:47:54 浏览次数：次
内容提要在社会急遽变化的时代，大学兴旺发展和危机四伏两种趋势是并存的，但是现在应该格外关注大学的危机。因为财政困难，商业化、官僚化、技术至上和教育质量下降等问题已严重阻碍大学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大学的公众信任度不断下降。从制度安排的角度分析认识危机的产生、表现、危害和走出危机的道路。
关 键 词大学危机财政危机商业化官僚化技术至上质量观念制度
作者王英杰，北京师范大学国家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教授、教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原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北京：１００８７５）
发展是时代的主旋律，人们对高等教育促进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个人成长寄予极大的期望，但是在大学的现状和人们的期望之间却存在着深深的鸿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长费德里克·马约尔认为，“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高等教育都处于危机之中”。①自马约尔的讲话至今已经过去了近１０年，但是危机似乎不但没有减缓，而且还有加剧之势。发达国家如此，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目前大学发展的现状又如何呢？
高等教育规模急遽扩张，而政府支撑能力不断下降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势汹涌澎湃，势不可挡，先是出现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紧随其后，不同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扩张模式。美国以州立大学和社区学院为主，以多样化的高等教育机构迎接大众化的挑战，由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共同支撑的高等教育规模急遽地扩张；西欧国家则改革了大学录取制度，使所有中学毕业生均具有进入大学的资格，可以在大学免费学习，为此政府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拿出了巨额经费支撑高等教育；日、韩政府除了增加教育经费发展公立高等教育之外，还制订政策支持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今天这些国家已经进入普及高等教育阶段，但是大学的财政还存在危机。在最近１０年，美国高等教育经费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公共经费减少和学费上涨，现在大学学费平均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的两倍，５０个州中有４４个州的大学存在收支上的结构性鸿沟②；西欧国家为了克服大学财政危机，纷纷开始或考虑收取学费；日本则通过大学法人化，来减少政府的财政开支。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走了一条与以上国家均不相同的道路。首先，我们扩大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初衷是拉动经济，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其次，我们的扩大招生并没有伴随政府高等教育经费的急遽扩大，这在世界上也是极为鲜见的。这就造成了我们的扩招与学费上涨相伴而生，许多大学，特别是地方大学和民办大学靠扩招而生存和发展。可以说，我们的大众化主要是靠学费支撑起来的。也许这是我们在政策上的一种无奈选择，美国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１６％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２２４７美元③，而我国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１７％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１０００美元左右（根据当年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换算）。因此，我国高等教育的迅速大众化在现阶段导致了大学更深刻的财政危机。其表现如下：
１、高等教育的公平问题依然严重。从总体上看，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急遽扩张，高等教育的公平问题趋于缓解。但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初级阶段，仍然存在着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收入人群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严重不平等的问题，可以说高等教育仍然在复制和强化社会的不平等。我国大学扩招伴随着大学学费的急遽增长，而大学奖、助学金和贷学金制度尚不完善，从而使得一部分弱势群体子女入学发生困难。在我国还存在一个特殊的问题，我国高等院校的地理分布基本上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如一些省市的高等院校高度集中，而另一些则极度缺乏高等教育资源。由于政府投入高等教育经费的短缺，或者下放给地方或者中央与地方共建，这就使得大学被迫在所在地不成比例地扩大招生，从而造成了地区之间高等教育机会差距的扩大。在少数城市高等教育已经普及，而在许多省、自治区高等教育仍然停留在精英教育阶段。
２、大学内部生均教育资源极度短缺。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我国的大学。我国大学的扩招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行政决策，事先缺少完善的计划，大学没有准备，突然启动。仅１９９９年招生就扩大了４５％，此后连年扩大，虽然在最近两年，决策部门放缓了扩招速度，但是已经很难控制其进程了。在这种情况下，大学不得不把有限的经费主要用于校舍的建设，即便这样，生均的学习和生活空间仍然非常紧张，更不要提生均教学和实验设施、生均图书、生均电脑和上网时数、生均教师和生师互动时数、以及生均体育、娱乐和卫生设施了。
３、大学债务负担日益沉重。我国大学在应对扩招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所带来的财政压力时，不大可能寄希望于政府的持续和大量的拨款，学费的增高从世界其他国家的实践和我国的现实来看已经达到了临界点，其他收入又非常有限，因此大学普遍采取了向银行贷款的举措。然而，偿还能力参差不齐，甚至还可能最终仍需由政府来承担。
大学的商业化
今天的世界正处于一个消费膨胀，市场规律和竞争法则影响和控制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时代。从制度安排来看，教育成为服务产品，私有化和民营化正对高等教育体系产生强劲的冲击；从观念来看，“市场至上”正在成为人们的价值准则，影响人们和组织的思想和行为，传统的价值观念在市场主导的社会中愈来愈软弱；从行为来看，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正在成为个人和组织行为的基本出发点和终点。但是，大学必须警觉，如果大学失去守望社会的职能，不能给人类以终极关怀，那么就会异化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另类机构，从而被边缘化，失去独立存在的基本理性。
１、大学的行为。当前大学的商业行为正日益演化为大学日常的基本行为，影响着大学的职能和使命定位、大学的价值选择和发展方向。但是大学的商业行为并不是什么新的现象，早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当我国大学经费极度短缺的时候，大学就普遍开始办企业经商。今天大学经商的奇特之处不在于它的存在，而在于它的史无前例的规模和范围，它渗透在大学的各项工作之中，几乎没有什么不可以作为商品“上市”交易。
勿庸置疑，大学的一些高技术企业促进甚至带动了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但是从国际的经验看，如果这些企业不从大学分离出去，不仅会影响这些企业自身的发展，而且会在大学内部引起利益的冲突，干扰大学基本使命的实施。更有甚者，可能出现大学行政与企业不分，从而导致腐败行为。此外，大学普遍将一些职能部门转化为公司，成立了后勤产业公司和房地产开发公司等，这样做的初衷也许是好的，是为了改变大学办社会的状况，使大学集中精力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但是，由于观念问题和制度问题，这些公司垄断了校园服务，它们自身的利益与大学部分行政领导的利益纠缠在一起，它们往往既是甲方又是乙方，既利用了国家为大学制订的税收优惠和土地政策等，又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严重侵害了教师和学生的利益。
大学的商业行为已经弥漫和渗透到大学的学术中，给学术带来极大的伤害，使大学在公众中的信任度迅速下降。首先，大学在招生的过程中出现了制度性的腐败，形成了招生的潜规则，当然这主要发生在高考成绩处于边缘状况的人群，应该说绝大多数的考生是经过公平竞争进入大学的，但是无可否认的是确实存在着权钱与入学机会的交易，去年夏天所揭露出来的一系列腐败案例可以说是冰山之一角，教育在中国已经成为民众投诉最多的行业之一。其次，中国高等教育市场处于空前的无序竞争之中。如大学参与了各个层次的高等教育和培训的竞争，浪费了自己宝贵的教育资源，贱卖了自己的无形资产，打击了高专、高职和民办高等学校，等等。第三，大学专业设置随波逐流，趋势、迎利、媚俗，只要所谓市场热门的，便不管自己是否具备条件，一窝蜂而上，于是哲学系办法律，历史系办旅游，中文系办影视，而对于基础学科则疏于建设。有的还生编硬造出一些专业，冠以国际等桂冠，包装销售，收高学费，欺骗学生。第四，在大学商业化的大潮中，大学的管理者不由自主地把自己视作企业的主人，而教师则沦为雇员，大学简单借用了企业的聘任、管理和奖励制度，甚至把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中的管理办法搬到大学中来，完全忽略了教师的职业特点，如对教师的工作也使用记分积点的做法等，则严重压抑了教师的首创精神，打击了教师的积极性。
２、教师的行为。大学的商业化对教师的价值取向也产生了消极影响。教师为了功利的目的，在商业化的聘任和奖励制度的压力下，在科研中不得不更重量而非质，一年动辄发表几十篇论文和多部专著，而投入多和需时长的基础科研被冷落。更有甚者，在学术上造假、抄袭、严重败坏了学术风气，直至影响到一些教师对工作的选择。如他们视科研为名之所在、校外活动为利之所在，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科研与校外活动中，忽略了教学，和对学生的关心，忘记了“师垂典则，范示群论”的神圣职责。
３、学生的行为。大学的商业化对学生的专业选择、课程选择、就业选择和人生道路选择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商业的价值原则渗透到学生日常的生活和学习活动中，在一些学校，班干部的选举、优等生的评选，都带有明显的功利性，学生们举办的体育和艺术赛事以及一些社团活动经常具有显著的商业色彩，考试作弊现象屡禁不止，终成顽疾。大学的商业化对学生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造成了持续的，甚至可能是终生的影响。
大学的官僚化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大学的两个重要发展趋势对世界许多国家大学管理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大学规模急遽膨胀，许多以本科生为主、规模仅为千人的大学发展成为数万人的多元巨型大学，在这个过程中大学的管理机构也不断扩张和加强，加速了大学管理的科层化。二是各国政府都加强了对大学的干预，特别是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各国政府纷纷制订政策，监控大学经费的使用，力图引入按大学的绩效分配公共经费的原则，逐渐使政府的管理模式和程序渗透到大学，使大学的管理与政府的管理趋同。在我国，原本就有很强的官本位文化，在过去的５０多年里，大学被视作政府的附属部门，大学管理人员被视作国家干部，按照干部来任免和管理，大学正在异化为以官僚机构模式运转的另类机构。
１、大学的级别和有级别的校长。我国由于在计划经济时期，整个社会都是以官本位为中心组织起来的，大学也像其他社会机构一样按照政府的级别系列被赋予了级别，大学领导亦自然而然被赋予了行政级别。但是，在过去１０年中，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建设，官本位体制开始有所动摇，比较突出的是在经济领域。而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政府部门实行了公务员制度，在这样的总体形势下，大学的官本位管理不但没有退缩，反而不断被强化和扩大，这就更突显了大学官本位问题的严重。
２、大学内部管理中的官学一体。时下，我国大学的一个显著的情况是，大学管理人员既在全职的管理岗位工作，又占据教学和科研岗位不放。当教师和学生到学校职能部门寻求支持时，他们经常不在岗，籍口是忙于教学和科研，但是在他们的岗位要求中却没有教学量和科研的要求；他们占有不少重大科研项目，但是经常藉口行政工作繁忙，而主要由教师们来完成；他们并非教学科研人员却藉口工作需要申报职称，或者虽然具有科研或教学岗位，但因水平所限无法晋升学术职称，于是就晋升管理职称，在学术与管理职称之间自由游走，成为所谓学术和管理工作“双肩挑”的干部。对此，高等教育法虽然拨专款设置了大学职员岗位，但根本就没有提到大学的议事日程上来。
３、行政权力膨胀，学术权力萎缩。由于大学官学一体的制度安排，大学的行政权力不断膨胀，而学术权力不断受到侵蚀。虽然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在大学中设置学术委员会，但往往并没有明确的制度或规章具体规定学术委员会的组成、权力和责任。学术委员会往往由行政决定其组成人选，由行政决定其领导，由行政决定其会议的召开和议程，因此，这种制度安排决定了学术权力隶属于行政权力，造成了学术委员会经常形同虚设的现象。即便少数大学校领导对学术委员会表现出一定的尊重，也往往只是将其作为咨询机构，很少有真正重大的学术问题经由学术委员会做出决定并付诸执行的。这种情况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大学的其他委员会和评议组织中，例如，职称评定机构等。因此，从制度的层面看，我国大学并没有真正建立起学术权力。与学术权力虚、少、弱的情况相对应的是行政权力的强大和扩张。首先，大学的各种职能部门占有了过多的学校资源，将基础学术组织（院、系、所和中心等）视作下属机构，将教师视作被领导者，缺少为学术服务，为教师服务的思想。这些职能部门或多或少沾染了政府部门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衙门作风。其次，大学领导和中层管理人员实际上掌握了大学的学科建设，但对大学院系等基础学术组织建设和调整的合理性缺少考虑。他们不适当地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的学科或专业拨款或争取资源。他们在资深教授、校聘教授及学科带头人等的评选和各种人才工程中占据了不适当的比例。他们在出台的各种聘任和奖励政策中过多地关注了自己的利益。
４、官僚化是孳生腐败的沃土。由于大学行政权力过分集中，在制度安排上缺少了社会、教师和学生的监督，这就必然导致腐败，近年来，见诸于媒体的院校领导和职能部门负责人的腐败案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还有一些问题也许从法律的角度讲，还构不成腐败，但是对于大学却极具杀伤力。典型的有为政府官员单独设立学位课程计划，单独补习，单独考试，单独录取，单独授课，降低水平颁授学位。对于这样的隐性腐败问题应有充分的认识，“须知，即使是很小的一种腐败行为也具有腐蚀性，它可能使一所院校内部失去协调，并对其声誉带来损害，” ④更何况，这样的问题正在全国蔓延开来。
大学的技术至上
科学技术的进步正以惊人的速度改变着世界，特别是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加速了这些变化。在当前，技术至上已日益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念，致使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呈恶化的趋势。在技术至上的社会中，大学本应犹如“海上之灯塔”、“社会之明灯”、“社会精神文化之中心”，引领社会在科学技术发展所提供的无限机会中做出明智的选择，给人类以终极关怀。但是，在国家或社会的重大发展项目中却很少能听到大学的声音，更听不到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声音。大学的文化功能在不断消退，正在异化为另一类技术至上的机构。
１、大学两种文化的分割。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代大学的历史是两种文化不断分割的历史，即科技文化不断进取而人文精神逐渐式微的历史。从大学初始阶段的人文学科占压倒优势，到科学和技术开始进入大学，不断从大学的边缘走向中心，大学逐渐成为技术创新的中心，即而因科学技术逐步取代了人文学科成为大学的强势学科。当然，大学的这一发展过程代表着时代发展的进步。今天当人类已经认识到只讲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讲以人为本，可能给人类社会乃至自然界带来灾难性后果时，一些发达国家的一流大学已开始认识到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均衡发展的重要性，并着手改造大学的基础结构为两种文化的融通提供组织支持。在我国，由于现代大学制度建立较晚，大学中两种文化仍处于分割状态，科学技术是强势语言，占有了大学的主要资源，却没有采取主动行动为文理的融通搭建平台，学生的培养也基本处于文理割裂的状况。
２、大学校长的选择。从大学校长的岗位要求来看，本来并没有学科的要求，不管是文科还是理科出身的校长都可能成为优秀的校长。但是，在我国大学，校长几乎清一色全部来自理工科，特别是在一流大学，科学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几乎成了选任大学校长的必要条件。仅此一点，就可看出“技术至上”在我国大学中仍有重要的影响。
３、大学管理中人文关怀的缺失。在技术至上的大学中，人——教师和学生在管理中被异化为数码，在管理者眼中只有数码而没有人。在各种评价体系中，充斥了各种量化指标，这些指标体系往往给予可量化的指标以更重的负担，例如教师发表的论文数量，从而对校园中的功利主义推波助澜。更为严重的是，管理者不去研究如何解释这些统计数据和如何使用这些数据，因此，误用和滥用数据的现象时有发生。大学在这种“科学化”、“标准化”和“程序化”的管理中失去的是人文关怀。
大学教育质量的滑坡
迅速变化的社会对大学有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大学教育质量却出现了下滑的趋势。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是大学对新的需求反应迟钝，表现出一种内在的惰性；其二是在大学被动地打开校门扩大招生以后，未能适应学生急遽增加所带来的新挑战。
１、大学生缺乏学会做人的教育。大学生的成长经历决定了他们的生活哲学。当代大学生成长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发生急遽变化的时代，急遽变化所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在他们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由于他们没有经历过促成社会变迁的社会运动，致使一部分学生在对待“社会理想”上，常常表现出冷漠，一些学生正在失去理想与信念。在转型期，社会财富的分配出现不均衡，这使他们更关注自己的未来，把大学教育仅仅视作自己在社会中向上移动的阶梯，他们视学习成绩和在各种学生组织中担任的工作，以及优等生评选，甚至入党入团等作为功利目标来追求。社会中的不诚信行为也时时影响着大学生的行为，致使作弊等欺骗行为屡禁不止。他们中，有许多人生活在独生子女家庭，内心滋生出孤独感，感情脆弱，在集体生活中手足无措；不少人来自农村或贫困家庭，与大学中的商业气息或泛滥的商业价值取向格格不入，常常会出现自卑的心理或者潜在的反社会心理；他们在中小学经历过考试炼狱，都是佼佼者，但是进入大学以后对于可能的挫折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因此经不起失败，往往面对失败万念俱灰。当然在他们身上也有许多闪光点，他们更愿意做独立的思考，具有更独立的人格，对于“民主和参与”有更多的认同。对于这样的大学生群体，大学缺乏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只关注“两课”的上课时数和知识的传授，而对社会急遽变化所出现的新问题缺乏理论解释，学生则缺少积极参与的热情。另外，党团工作只关心表面的稳定，而不研究解决可能影响稳定的深层次的问题，没有足够的专业人员和设施为大学生提供必要的心理咨询和救助，使大学生的心理和情感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还有，学校中一些有关学生的规章或政策中的条款已经过时，甚至与国家的法律相抵。总之，大学在教育学生做人方面落后于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要求，致使一部分学生不会与他人相处，以个人为中心，缺乏责任感。
２、大学生处于被动的学习环境中。长期以来大学的教学把学生与社会割裂开来，把学习与探索割裂开来。教师一方面在教学过程中占据了中心地位，另一方面却把主要精力用于自己的学科和科研项目，对于教育思想或教学观念无暇或不屑于研究。面对学生，他们往往更关心如何完整系统地传授自己学科的知识，对于社会在人才需求方面的变化不敏感，对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过问不够。大学生朝气蓬勃，充满幻想地走入大学，但是一入校就被禁锢在一个系、一个专业、一个班级内，上课记笔记，考试前复印笔记，背笔记，可以说大学生生活在一个整体的被动环境中。而大学规模的急遽扩大使这一问题雪上加霜，大班上课非常普遍，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缩小到极限。这种整体的被动环境可能对学生造成终身的影响，使大学生缺少强烈的学习欲望和独立学习的能力，缺少创造精神和适应能力。大学教育正在偏离教育的初衷——“教育不是把一只水桶注满，而是点燃一堆火焰”。⑤
关于走出危机的思考
我国大学如何才能走出危机，很可能首先出现在我们脑海中的是扩大经费来源，政府给予更多的投入。但是，笔者以为首先要思考的是观念问题和制度问题。主要体现如下：
１、厘清观念。高等教育不是经济的一个分支，而是社会的一个基本领域。从这一基本观念出发，大学的主体应该定位在非营利机构，而不是产业或商业机构；大学应该主要由公共经费支撑，不能完全交给市场；大学的运作应该以公共利益为指导原则，不能去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对这一观念更应该有一个特别清醒的认识。一要认识高等教育市场化是西方大学争夺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市场的有力武器，只要仔细观察西方大学的行为就不难看出，西方大学的商业化在国外是步履匆匆，而在本国则是保守慎行。二要全面认识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形势，不要一叶障目。在高等教育市场化不断泛滥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于１９９８年１０月召开了首次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大会一致认为：“应当澄清这一方面的模糊与混淆。市场规律和竞争法则不适用于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因为教育不是经济的一个分支……教育实际上具有自身存在的功能，它是社会的一个基本领域，也是社会存在的条件之一。没有教育就没有社会。” ⑥前哈佛大学校长德里科·伯克也尖锐地批评了大学的商业化，“大学的商业实践往往带来一种交易。使得大学不得不与其基本的学术价值妥协，这样有违大学的精神实质”。⑦三要认真检视商业化给大学造成的重大危害，在大学各利益相关群体中充分进行讨论，取得共识。
大学不是政府的附属机构，而是独立的法人。在现代社会，大学与政府的目标具有一致性，大学不能游离于社会之外，大学应当积极参与社会。但是，大学不是政府的附属机构，它有自己独立的使命。大学“应当能够完全独立与负责地发挥其基本职能，对伦理、文化、社会问题发表意见，行使其智慧权威”。⑧大学要成为精神文化领域中一股持久的否定力量，引领社会在文明与野蛮、高尚与媚俗、进步与倒退之间做出选择。为了大学能够独立行使这种智慧权威，应该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大学与政府的关系，限制政府出于良好的动机不由自主地干预大学的冲动。大学的质量与大学所享受的学术自治呈正相关，这是因为大学是追求真理和传授高深学问的地方，只有学者才能真正理解如何最好地获取和传授这些学问，真正理解这些学问的内容及其复杂性，“学习和研究的错综复杂性和不可预见性要求高度的自由，不受外界的干预与控制，高校才能有效地运转。”⑨
从大学的本质属性识读大学，大学应该是社会中最民主的机构。首先从大学的组织机构来看，大学是由代表不同学科的系、所或院松散地连接在一起构成的。大学领导应以民主的方式，相互关联的领导风格，协调各院、系、所的目标和利益，把它们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决策的基点越低，决策的理性越高，有效性越大。其次是从大学的使命来看，教师作为特别的知识工作者，他们的基本职责是为学生和真理。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前院长也强调这一点，“我们教授拿公务员的收入，但享有艺术家的自由……我们的确把我们的工作看作一种职业，但是我们不把自己看作雇员，而是看作大学的利益相关人：一组所有者。”从大学的这些基本性质出发，政府和大学必须正视大学的官僚化趋势，认识官僚化给大学带来的严重伤害。一切有关学术的决策都要通过教师；有关学生的决策要与学生讨论；学生与教师和行政人员之间亦不构成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大学不仅仅是科学技术创新的中心，而且还是人类文明的宝库，人类的精神家园。从这个基本观念出发，首先，大学要给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以均衡的关注，大学不仅要不断创造知识，还要守望社会，警惕技术至上对人类的异化，对社会的伤害。其次，大学要给学生以人文关怀，关心他们情感发展的需要，关心他们的心理健康，使他们学会做人。大学要重新为自己定位，研究自己的使命，重振被长期忽略的教学工作，使大学成为名副其实的学习世界，成为所有学生都有机会实现自己潜力的世界，说到底，教学是大学存在的基本理性。第三，大学在管理中要给教师和学生以人文关怀，管理的全部出发点和终结点都是人，要给人以尊严，要尊重人格，要对教师和学生这一特殊的人群有深刻透彻的了解，不能简单地把企业或政府的管理办法搬到大学来。大学需要引入竞争机制，但是不能以大学的和谐和均衡发展为代价，这是大学的生命，要倍加珍惜。
２、制度建设。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财政危机固然阻碍大学的发展，但是制度建设的滞后对大学则构成更致命的危机。可以说，没有现代制度，就没有现代大学。我国大学长期以来由政府投资，由政府管理，大学隶属于政府，没有自己独立的地位，大学既不能自治，在内部又缺乏学术自由。在计划经济逐渐被市场经济取代的时代，我们没有建立起必要的制度以规范大学的行为。因此制度建设已经刻不容缓。一是制订有关大学与政府之间关系的有关法规。法规要明确政府在拨款支持大学、在大学规模和质量方面的责任，明确大学的独立法人地位和自治权力，同时规定中介组织的地位与作用，在政府和大学之间建立安全阀。二是制订大学的基本章程。每所大学要有自己的基本章程，也就是自己的宪章，自己的大法，规定大学的性质（营利或非营利）和使命，基本学术组织和行政结构，校长的遴选，权力的分布（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和决策程序等。三是制订有关教师和学生的制度。明确教师和学生的责任与权利，建立听证制度，保障学术自由，规范他们的行为。这样的制度要以教师和学生手册的形式刊印出来，人手一册。四是制订职员制度。逐步使大学的行政人员专门化，改变目前的所谓“双肩挑”的状况，如果教师出任行政工作，应该脱离教学和科研岗位全心全意为教学和科研做好服务，以避免利益的冲突。
以上简单列举了需要进行制度建设的几个方面，并没有试图构建大学全面合理的制度框架。笔者的一些建议仅仅说明我国大学在制度建设方面的空白。因为没有必要的制度建设，我国大学就不可能在国际知识体系中从边缘走到中心。
参考文献：
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关于高等教育的变革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 １９９５
②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 国外高等教育教学研究动态，２００４（８）．４
③ 数据来源自ＵＳ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ｓｕｓ １９７６
④（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与社会特别工作组． 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危机与出路． 教育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３４
⑤ Ｗ．Ｎ．叶芝，转引自（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与社会特别工作组． 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危机与出路． 教育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７８
⑥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２０００中国教育绿皮书． 教育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４５
⑦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 国外高等教育教学研究动态，２００４（１０）． ３
⑧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２０００中国教育绿皮书． 教育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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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任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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