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中意航空合作纪实

“西班牙之星”降临中国

西谚对意大利人的道德水准颇有质疑，不过单就精明而论，意大利人还算得上好商人。还在1926年，他们就将12架拆除了武装的安萨尔多SVA-5型战斗机偷偷运进中国，卖给了国民联军将领冯玉祥。在中意航空合作全面开始前，海湾公司也在上海内江路上开设了办事处，专门负责卡普罗尼飞机和伊索塔·弗拉斯基尼发动机的销售。1935年中国政府与意大利四大飞机生产厂签约后，意大利人更在上海九江路190号设立代办行东方公司，除负责菲亚特、布雷达飞机与零件的一切销售外，还代卖降落伞和机场探照灯。

对力量贫弱、基础差的中国空军来说，满足要地防空需要显然是首位的。1933年，中国航空代表团前往欧洲求购先进战斗机，首先来到菲亚特公司。总工程师切莱斯蒂诺·罗萨泰利拿出了他的最新设计CR-30。这是一种双翼全金属战斗机，安装一台新开发的600马力菲亚飞行中的菲亚特CR-3Z。该机在西班牙内战中赢得“西班牙之星”称号，在“二战”爆发时是意大利空军中装备数量最多的单座战斗机。特直列液冷发动机。

CR-30的原型机曾夺得1932年苏黎世航空展览会莫林杯的荣誉，这成了菲亚特公司向中国客人们炫耀的资本。但问题是，在中国现存的维修保养技术和人员都有限的情况下，中国采购人员倾向于安装星形气冷式发动机的战斗机，而不是直列液冷发动机。虽然后者能够使飞机具有更高的功率重量比，而且油耗较低，但却因冷却系统脆弱易损而广受诟病。

失望的意大利人放弃了推销CR-30的努力。但在中意合作的大背景下，当年年底，中国空军仍通过东方公司购买了两架CR-30，交由笕桥航校保管使用。1936年底，其中一架CR-30失事坠毁，事后证明这正是由于冷却系统故障所致。

20世纪30年代，飞机设计正处于自双翼变为单翼、由麻布蒙皮变为全金属制造的转型期。当时欧美主流国家的战斗机设计强调高速度和爬升率，而意大利人的某些思路就值得玩味了。在CR-30研制成功后，罗萨泰利继续醉心于双翼机的盘旋格斗性能，以求在一对一咬尾战术上取得绝对优势。在CR-30生产了仅仅124架之后，它的改进型、1930年最杰出的双翼战斗机菲亚特CR-32诞生了。CR-32最突出的优点是其超众的机动性，最大时速360公里，升限8800米，航程达760公里。武器为两挺安装在机鼻的7.7毫米维克斯机枪或12.7毫米布雷达一萨法特机枪，通过射击协调器在螺旋桨旋转范围内射击。

在拒绝了CR-30之后，中国空军的本意也不喜欢CR-32。这种飞机不烧航空汽油，发动机使用的是汽油、苯和酒精的混合燃料，而苯和酒精这两种添加剂当时中国都无法自制，只能依赖进口。但意大利顾问团提出了诸多优惠条件，包括飞机在上海由中国技术人员组装完成、将来实现该机生产的全面中国化等，并承诺对燃料问题负责到底。在此情况下，中国航空代表团最终同意采购24架CR-32，自1935年起运。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支持佛朗哥的意大利空军为国民军组建了“外籍军团航空兵”，其主要轰炸机型号为萨伏亚S-81“蝙蝠”，战斗机即为菲亚特CR-32。外籍军团航空兵三个中队的SR-32在对共和军的作战中表现优异，尤其是以其优良的格斗性能有力地克制住了共和军的苏制伊-16“苍蝇”。西班牙国民军的华金·加西亚·奠拉托上尉在80次交战中共击落41架飞机，成为内战头号王牌，也是世界上驾驶CR-32战绩最好的飞行员。三年战争期间，运到西班牙的CR-32多达377架，击落了共和国空军投入战场的近半数飞机。国民军空军总战绩294架，意大利航空军团703架，绝大部分为CR-32所获得，为该机一举赢得“西班牙之星”的称号。

1938年，国民军通过西班牙一瑞士公司获得100架CR-32quater的生产许可证，一直使用到1954年。所有各型CR-32的总产量达到1152架，在“二战”爆发时是意大利空军中装备数量最多的单座战斗机。而中国早在该机推出之初就得以购置一批，可以说是意外之喜。这些飞机先由货轮运至上海，随后经菲亚特公司技术人员在南昌组装完成，并在南昌就地编成空军第三大队第八中队，队长为王天祥。

在購入CR-32的同时，意大利人还设想为中国空军提供一种价格低廉、性能较为低端的战斗机，以实现与CR-32的“高低搭配”。布雷达公司这次拿出了他们在美国竞技机基础上开发的全金属结构下单翼战斗机——Ba-27M。这种飞机是由安东尼奥·帕拉罗和朱塞佩·潘泽里两位工程师在一架钢木混制、发动机推力不过关的原型机基础上改进而来的，性能可想而知。

由于可靠性值得怀疑，Ba-27M既没有拿到挪威空军的订单，意大利人自己也不敢要，最后只好连哄带骗地卖了18架给中国。以先期运到的11架为基础，1935年中国空军在南昌成立了第三大队第七中队，队长郝鸿藻。使用中的经验证明，Ba-27M的燃油系统存在严重隐患，在空中飞行时发动机常常莫名起火。因为当时中国飞行员常在要员检阅时使用此种飞机进行特技飞行，故一旦造成失速，往往人机俱毁。仅在1936年，因燃油系统的故障就造成5架Ba-27M失事，飞行员4人殉职，以至于中国飞行员将这种故障率奇高的飞机称为“棺材机”。经调查鉴定，此机不适作战，故仅限作训练使用。当时南昌中意飞机制造厂的机棚里常年排列着5架全新却无法使用的布雷达Ba-27M，闻者纷纷前往观看此“展览”，竟成一时奇观。最后中国空军连剩下没到货的那7架也不敢要了。

远程轰炸机与南昌中意工厂

初期的中意航空合作远不如预想得顺利，在墨索里尼看来，中国人的银子也不那么好赚，有必要多投血本。1934年，意大利第一次将中国驻罗马公使馆升格为大使级。在接见中国首任驻意大使刘文岛时，“领袖”不止一次流露出对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的好感。他同时承诺，新的顾问将为中国人带来他们梦寐以求的“大飞机”和航空工厂。

1935年夏，斯卡洛尼上校接替洛蒂，就任意大利空军顾问团第二任团长。为弥补前任工作的失误，斯卡洛尼除继续协助加强中国空军的训练、战备及添购新机外，还积极筹划协助中国自造意式飞机。在他的努力下，意大利政府最终同意向中国提供贷款，由四大飞机公司协助新建中国第二航空制造厂(中意飞机制造厂)。

1934年7月，墨索里尼以意大利政府名义向蒋介石赠送一架卡普罗尼Ca-111式客机，编号I-ABIC，由著名飞行家马里奥·德·贝尔纳迪少校代表“领袖”本人飞至南昌呈献。1935年8月，正当中国政府与

意大利谈判合作筹办航空工厂时，“领袖”又派斯卡洛尼亲驾一架编号为I-AMBO的萨伏亚SM-72型轰炸机改装的豪华客机来华，赠送给蒋介石作为专机。这架“1001”号SM-72后来编配在委员长侍从室机队组，供蒋夫人宋美龄使用，飞行员为意大利籍飞行员席加萨上尉，这也是所谓“美龄号”专机的由来。后来，该机还作为意大利顾问和一些政界人士的来往专机使用。

墨索里尼赠送蒋介石的两架飞机中，其中Ca-111系轰炸机是鲁道夫·卡普罗尼开发的一种结构简单的轻型侦察／轰炸机，1932年首飞。最大时速290公里，巡航时速254公里，升限6700米，航程达到2000公里。机背、机腹各装2挺7.7毫米活动机枪，作为运输机使用时有效载荷超过2吨，最大可达2.5至2.8吨，作为轰炸机使用时，机腹弹舱及翼下挂架共可载炸弹780公斤。而萨伏亚·马尔凯蒂SM-72则是尺寸更大的钢／木混制上单翼三发轰炸机，最大时速295公里，巡航时速235公里，升限8000米，航程2000公里。机背、机腹各装2组双管7.7毫米活动机枪，作为运输机使用时载客6至7人；作为轰炸机使用时可载炸弹1.6吨。

赠送大型轰炸机改装的客机及兼有轰炸功能的大型运输机给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显然也是墨索里尼的手腕之一。作为空权论的发源地，轰炸机队自然是意大利的优势，而这一优势恰恰是后进的中国空军所艳羡的。假若中央空军能拥有一支具备一定数量的轰炸机队，不仅可以对外敌日寇与内部谋叛的各地方势力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更可以将影响力伸及幅员辽阔、交通不便的边疆地区。

而从实战经验看，1933年中国购入20架菲亚特BR-3，当年9月就开赴江西参与“剿共”，次年1月更进至福建参与平定“福建事变”。1月7日凌晨，空军新制第一队BR-3机群飞临延平上空轰炸袭扰，同日该城克复。仅仅依靠这种老式低速的轻型轰炸机就取得了可观的战果，甚至培养出了中国第一代轰炸机飞行员(使用BR-3作为训练机型的中央航校第一期轰炸班)，也从侧面证明了轰炸机在实战中的价值。

既有“银弹”的刺激，复有“千军万马中取上将首级”的考虑，采购轰炸机自然成为第二阶段航空合作的主线。在“领袖”慷嘲赠送的两种机型中，I-ABIC号Ca-111先交南昌基地轰炸训练班使用，1937年又调回委员长侍从室机队组担任专机。由于该机使用情况良好，中国空军遂通过海湾公司购进6架Ca-11lc型(轰炸型)，改装功率更为强劲的发动机，1935年全部运抵南昌。至于I-AMBO号萨伏亚SM-72，经中国军方评估后认为性能合用，遂向意大利厂方续订20架，1935年首批6架的零配件运抵南昌。

除以上两种机型外，为远程运输需要，中国还在1933年向卡普罗尼厂采购了14架Ca-10l型。这是一种1928年投产、性能平庸的三发上单翼运输机，可以视为Ca-111的前身。

授人以鱼，究不比授人以渔，中意双方都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建设中央飞机制造厂(即中意飞机制造厂)就成为第二阶段航空合作的重中之重。1935年，首先选定南昌市区东南郊为中意厂厂址所在，厂房工程開始修建，同时在厂区西侧开工全亚洲最大的风洞(航委会投资，由清华大学使用)。经过一年多的建设，1936年，风洞主体已经建成，中意厂车间也开始投入工作，首先完成了对“美龄”号专机和两架萨伏亚SM一72的修理。同年，还以意大利方面提供的配件组装成一架新的SM-72交航委员会使用。

1937年春，南昌工厂正式建成投产。按照斯卡洛尼、贝尔纳迪等人和中国方面协商的结果，该厂第一批技术合作产品将是20架布雷达教练机和6架萨伏亚SM-81B双发轰炸机，后者也是作为中国方面期盼已久的“新型远程轰炸机”被引进的。单从技术上论，SM-81比不上意大利空军已经开始量产的新型中轰——萨伏亚一马尔凯蒂SM-79和菲亚特BR-20“鹳”。不过顾问们认为，按照西班牙内战的经验，SM-81对中国空军来说已经“够用了”。

出售给中国的是意大利海军开发的鱼雷轰炸型SM-8lB，时速为328公里，巡航时速300公里，升限8000米，航程2000公里。机背和机腹各装一座液压动力枪炮塔，内置双联7.7毫米布雷达一萨法特机枪，弹舱与翼下挂架可带炸弹2吨。

按照南昌工厂建厂时中意双方签订的合同，首批6架SM-8lB中方只承担20％的制造工作。但装配制造SM-81B这样的双发大型飞机在中国毕竟还是第一次，而且合作协议规定中方在项目完成后还可以获得该型飞机的图纸。完成首批26架飞机的制造后，菲亚特公司还将向南昌厂输出一条CR-32战斗机的生产线，由中国方面以许可证方式制造150架。为解决CR-32使用的特殊燃料问题，后续的扩建计划还包括一个大型合成燃料工厂。中意合作的瑕疵与结束

中意航空合作迈人第二阶段的同一年——1935年，墨索里尼因悍然入侵阿比西尼亚，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声讨。国际联盟通过决议，对意大利实施经济制裁。饱受外强侵略之苦的中国为了表示同情弱者，维护国际正义，亦在国联表示支持制裁决议，因而触怒了墨索里尼。中意两国的航空合作并无明显的经济基础驱动，更多缘自领导人个人的喜好及增加国际政治筹码着想。现在意大利既已无多少国际声望可言，1935年中国财政改革又明显表现出亲英美的趋势，墨索里尼对中意合作、抵消英国势力自然不抱多少希望了。与此同时，意大利顾问团和意制战机在双方合作中的种种缺陷也日益暴露。

1936年1月18日，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副队长张梦缇驾驶902号Ca-111运输机自重庆运送人员赴宜昌，再接运另一批人员去贵阳。当天天气恶劣，飞机起飞后不久无线电设备即全部失灵，最后迷航到河南内乡撞山失事，同机8人全部殉难。当年3月某日晨8时，驻洛阳机场的空军教导总队一架Ba-27M刚刚飞起，上升至1000米高度时突然起火，当场坠落于机场边缘公路上，人机同归于尽。

意机两次失事后，空军人员推派代表到教导总队面见总队副张廷孟，力陈利害，声泪俱下。张廷孟立即下令暂停所有布雷达飞机的训练，并召开失事审查会议。会议参加者除空军失事审查委员会全体委员外，还有空军教导总队副、总教官，各飞行队的队长，洛阳中央第三飞机修理厂厂长、技师，布雷达战斗机机械人员，并邀请意大利顾问雷多少校和美国顾问列席。

大多数人认为，飞机的发动机构造不良是发生起火自焚的唯一原因。但意大利顾问坚持反对此说，反而把飞机失事的责任一股脑儿推到驾驶员身上。一场争辩于是激烈展开。会议进行了一天，最后，中国机械人员在美国顾问授意下拿出

了布里斯托尔“水星”发动机的解剖图，指出意大利人在制造工艺上的不合格及其易于起火的缺点所在，经大家鉴定已无疑义。会议主席张廷孟据此做出結论：发动机缺陷是造成事故的主因，即日起停飞剩余的Ba-27M。意大利顾问也不再做声。会后，委员会还专门起草了失事审查会议报告书呈报给航空委员会。

Ca—111无线电时常失灵，Ba-25空中停车，Ba-27M发动机工艺有缺陷，SM-72从来达不到最高航速，最好用的CR-32又无法配制燃料……至于意大利顾问，也和他们的飞机一样，不太靠得住。洛蒂和斯卡洛尼本人固然是声名在外的飞行高手，但手下人中次品和冒牌货却为数不少。据当事人回忆，驻在空军教导总队的意大利顾问中，有一名机械顾问名叫卓第，在国内不过是一名普通技工，却来华充作顾问，对中国空军机械人员指手画脚。有一次在检查发动机的工作中，洋“顾问”大人露出了马脚，由此证明他的技能还不及中国空军的普通机械师。他一天到晚只顾喝酒、跳舞，特别爱好踢足球。这也算是一件怪事。甚至有资料显示，航校中意大利教官执教的批次飞行员毕业率奇高，据说连一些自己不能放单飞的学员都被不负责的教官评定为“合格”。

自身技艺不精的意大利人还得面对一个雄心勃勃的对手——美国佬。1932年，南京政府与美国柯蒂斯一莱特公司代表威廉·波利签订合同，在笕桥机场附近兴建了中央飞机制造厂，装配来自美国的飞机零件。仅1934年，中国就从美国进口了132架飞机和14台航空发动机，总额达370万美元，超过中意合作期间引进意大利飞机数量的总和。1930年对中国的出口占到美国航空器材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以上，美国公司还染指中国的商业航空线路。结果，和中国空军当局对意大利人的信任日趋降低相比，美国势力继续深入，囊括空军各个方面，试图形成独占。曾经显赫一时的意大利顾问，不满两年便全部卷起铺盖走人了。

1936年11月25日，德、日缔结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到1937年初，整个中国上空已经战云密布。是年5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作为庆祝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典礼的特使，高调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盛大典礼，同时借机顺道率代表团访问欧洲各国，秘密向各国商洽贷款及购买军火事宜，以准备对日抗战。

孔祥熙的这次欧洲之行向各国提出了多种型号作战飞机的采购计划，其中包括：英国布里斯托尔“斗士”双翼战斗机36架；法国德瓦蒂纳D-510战斗机34架、莫朗·苏尼尔MS-406单翼战斗机12架、波特Potez-63双发轻型轰炸机8架；德国亨舍尔Hs-123俯冲轰炸机12架；意大刺菲亚特G-50战斗机50架。蒋介石也寄希望于以军火支出和利害关系劝说欧洲各国领导人，使其设法遏止日本的侵略势头。但意大利“领袖”的态度却在反复中。他固然不希望中日发生战争，但中国的“吸引力”还远不足以促使他做出对日本利益明显挑衅的出售武器行为，因此中国购买菲亚特G-50的要求被他当场驳回。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挑起事件，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意大利顾问斯卡洛尼主张中国将空军实力集中于正太一线(河北正定至山西太原)，但中国方面当时已不信任对方，担心意大利人为日本充当间谍，因此予以拒绝。意大利顾问多次要求验看中国空军的国土防空计划等机密档案，也被中方拒绝，可以说此时中国空军与意大利顾问的合作已经是貌合神离。1937年11月6日，意大利宣布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公开站到了日本一边，中意关系终于走到了崩溃边缘。12月，意大利政府宣布终止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并召回顾问团。

1938年初，中国政府仍在对意大利问题上做出了最后的外交努力。蒋介石派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出使西欧，争取各国的道义同情和物资援助，尤其是劝说德、意两国不要支持日本侵略中国，不要干涉妨碍中国政府的自主抗战。蒋百里到罗马后，对墨索里尼表示苏日有心照不宣、自东西协同侵华的野心，对德、意在远东的利益都有影响。墨索里尼当即表示，意大利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绝无伤害中国之意，同时对中国抗战表示同情，但也没有其他积极的表示。

此后不久，意大利向日本出售了85架当时最新的菲亚特BR-20“鹳”中型轰炸机，日后这批飞机被日寇用于对我国兰州、重庆等地的轰炸。随着意大利飞机投下的炸弹，中意的航空合作也就走到了结束。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之际，南昌中意飞机厂正式开工才几个月。意籍技术人员认为德、意、日为友好国家，日本飞机绝不会轰炸意大利投资兴建的工厂。所以尽管南昌市区一带一再遭到日机低空轰炸，但中意厂不仅不考虑疏散，反而尽量把南昌郊区航空委员会器材库中储存的钢材、铝材，以及当时几种常用飞机的部件，大量领取存入本厂器材库，以为这样可以不受日机轰炸。但11月刚过，中意厂就遭到了敌机轰炸，几个车间房屋被炸毁。是年年冬，南昌已经濒临战争前线，年底前厂内的意籍职工全数搬走，工厂由中国员工接管。在中意航空合作结束前，该厂组装生产出一批意制战机，后来大多投八了抗战战场，为保家卫国作出了贡献。

1938年春，南昌中意飞机厂搬迁到四川南川，改组为中央第二飞机制造厂。抗战期间，该厂仿制苏制伊16-10战斗机生产出“忠”-28甲战斗机，装配过美制P-40战机，并自行研制出我国第一架中型运输机“中兴一号”。抗战胜利后的1948年6月，第二飞机制造厂迁回南昌。解放后该厂改称洪都机械厂，几经变更，即为今日的南昌飞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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