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全球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

进入90年代，以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信息通讯技术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与此同时出现了全球新的贫富差距，即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本文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分析了不同因素对国际互联网普及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知识发展能力、对外开放程度以及通讯技术引进水平是影响一国国际互联网普及水平的重要因素。面对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我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必须实行新的国家治理，从而实现利用信息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加速向“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转型，不断缩小与“信息富国”的信息差距，这也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时代背景下发展战略的重要选择。

关键词　数字鸿沟　信息差距　发展　信息技术革命

作者胡鞍钢，1953年生，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周绍杰，1975年生，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论文在研究过程中，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情研究中心客座教授、日本经济产业省产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孟健军博士、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王有强博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组织中心秘书长门洪华博士分别给出了有益的建议，在此一并感谢。

①　1998年2月26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发表了被称为“网络新政”的重要演说；1999年12月，欧委会提出了建立“网络欧洲”的“政治倡议”；2000年，森喜朗内阁又进一步提出“日本式IT社会”构想。

②　胡鞍钢、周绍杰：《网络经济：21世纪中国发展的重大选择》，《中国工业经济》2000年第6期。

一、“数字鸿沟”的全球背景

(一)问题的提出：国际互联网爆炸式增长与“数字鸿沟”迅速扩大

1995年国际互联网商业化给它带来了爆炸式的增长，美国、欧委会和日本纷纷提出了加速国际互联网普及的国家战略①

，把它视为21世纪强化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在技术力量、市场力量和全球化力量的推动下②，国际互联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张

，仅仅4年时间其用户数量就已经达到了5000万户，而达到同样数量的用户，电话用了75年，无线电用了38年，PC用了16年，电视用了13年U.S.DepartmentofCommerce，TheEmergingDigitalEconomy,1998.。然而，这种爆炸式的增长是一种极不平衡的扩张，富国和穷国国际互联网用户数量分布的差距比全球富国与穷国人均收入差距的悬殊程度还要严重。目前，全球收入最高国家中的1/5人口拥有全球生产总值的86%和国际互联网用户的93%，而收入最低的1／5人口只拥有全球生产总值的1%和国际互联网用户的0.2%，这表明以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信息通讯技术在各个国家的普及是极不平衡的，一方面少数国家和地区在迅速地信息化或网络化，而另一方面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被边缘化或隔离化。

最早关注国际互联网发展不平衡的是国际互联网应用和普及程度最高的美国。从1995年7月到2000年10月，美国国家远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先后四次发布了美国国内的“数字鸿沟”问题，把“数字鸿沟”问题列为美国首要的经济问题和人权问题。美国之所以把这个问题提高到如此重要的地位，其目的是使全部美国人融入网络经济和网络社会，通过大力普及国际互联网全面提高美国在21世纪的国家竞争力。随着对“数字鸿沟”认识的逐步深入，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以及各国政要纷纷发表了他们对“数字鸿沟”的认识，普遍认为国际互联网具有促进发展的潜力，如果不能有效解决该问题，“数字鸿沟”有可能成为各个国家间以及各国家内部发展不平衡的新根源。

(二)“数字鸿沟”的研究意义

认识信息与通信技术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是研究“数字鸿沟”的前提。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通信与通信技术的发展已经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活字印刷、电报、电话、电视以及传真机等传播信息和知识等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在存储和传递知识能力上的局限性得到突破，信息技术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知识社会和信息社会的支撑要素。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进步，其影响是具有革命性的，它的出现不仅仅是一场信息技术革命，更为重要的是它带来了一场经济革命^{诺斯指出，经济发展历史上的“经济革命”具有三方面的显著变化：（1）社会生产潜力的变化，这是（2）知识储备本质变化的结果，同时还包括（3）实现生产潜力的组织发生本质变化。}，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社会转型，这也是本文研究“数字鸿沟”的意义所在。首先，新兴的信息技术的迅速普及和广泛应用具有提高社会生产的潜力。与普通的技术进步相比，新兴的信息技术革命具有如下三方面的特征：1.它是一种通用性技术（generaltechnology），具有广泛的渗透性；2.在技术快速升级的同时，价格水平不断降低，有力地促进了信息技术投资^{信息技术已经成为美国经济的支撑要素，这也是在美国不断加大信息技术投入下取得的，根据美国商务部1999年的统计，1965年美国信息技术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为5%，80年代早期为15%，90年代早期为33%，1996年为近50%，2000年超过了50%。}；3.信息技术投资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也促进了人力资本的积累，进而又对信息技术的应用产生了更高的需求，形成了双向正反馈机制。其次，以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广泛应用影响了知识储备和传播的本质，通过改变知识分配能力（knowledgedistributionpower）影响国家创新系统的发展，推动社会利用知识能力的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讲，“数字鸿沟”意味着知识资源配置不平衡的加剧，使那些没有机会接入信息网络的人成为经济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边缘化人群。最后，国际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应用也促使生产组织和社会管理体系发生了变革，对世界各国内部经济政治以及各国关系产生不同影响。总之，在信息时代，接入和使用信息技术具有重要的发展意义，信息优势将成为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任何形式的中断或限制供给都可能被看作是对社会发展的威胁，通信网络的接入和使用以及满足人们的基本信息需求也将是人类发展的基本人权^{WorldBank，HarnessingInformationforDevelopment，}

http://www.worldbank.org/html/fpd/telecoms/harnessing/index.html#contents，1996.电信及网络作为一种特定的基础性服务，最低消费水平往往被认为是某些用户的“生存线”，社会可以认为，即使他们无力负担费用也不应当禁止他们使用这些设施。，因此，陷入与信息和通信技术相关的贫困陷阱是非常危险的

WorldBank,TheNetworkingRevolutionOpportunitiesandChallengesforDevelopingCountries,

http://www.infodev.org/library/working.htm,2000.。

(三)研究框架及其内容

本文旨在分析新的全球贫富差距，即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第一部分提出研究“数字鸿沟”的问题和意义；第二部分详细讨论全球“数字鸿沟”的分布特点，并且对信息差距

^{胡鞍钢、周绍杰：《中国的信息化战略：缩小信息差距》，《中国工业经济》2001年第1期。}进行定量描述与比较；第三部分从定量的角度分析影响“数字鸿沟”的成因；第四部分讨论了缩小“数字鸿沟”的政策涵义和缩小“数字鸿沟”的国家治理。

二、全球“数字鸿沟”的类型和特点

“数字鸿沟”的本质就是以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信息通讯技术在普及和应用方面的不平衡现象，这种不平衡不仅体现在不同地理区域、不同人类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同时也体现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

(一)不同地理区域间的“数字鸿沟”

全球国际互联网普及的地理分布极不平衡。北美地区是国际互联网的“技术发明”和“技术领先”地区，到2000年8月，每千人口的国际互联网主机数^{国际互联网主机是衡量“数字鸿沟”一个比较好的指标，这不仅是因为国际互联网主机的统计相对容易，而且，由于国际互联网上的信息绝大部分都是来源于国际互联网主机，因此，这个指标同时也衡量了信息资源开发水平的差距。}为168.68台；大洋洲和欧洲地区是国际互联网的“积极采用”地区，由于这些地区与北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相对较小，他们与北美之间的绝对差距也有可能在相对短的时间内缩小；中美、南美和亚洲地区的国际互联网普及水平大大落后于上述三个地区，但是其中的部分国家和地区，例如日本、中国、印度和亚洲四小龙具备网络普及和发展的潜力，有可能带动整个亚洲地区的网络发展水平，从而使亚洲成为国际互联网发展的主要“追赶”地区，其相对差距在一定时间内有可能呈现缩小趋势；非洲地区的发展情况最为落后，成为边缘化地区，2000年8月每千居民的国际互联网主机数仅为0.31，仅是北美的1/540，远高于人均收入的差距。从国际互联网普及的相对速度来看，1997年普及水平越高的地区，其网络的普及和发展速度越快，由此，高水平普及地区与低水平普及地区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见图1)，各地理区域间普及和发展的不平衡性也进一步加剧了。

资料来源：OECD,UnderstandingtheDigitalDivide,http://www1.oecd.org/dsti/sti/prod/Digitaldivide.pdf,2001.

(二)不同人类发展水平国家间的“数字鸿沟”

从不同人类发展水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2000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国计划出版社，2001年。人类发展指标全面地衡量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教育发展水平和卫生发展水平，它通过三个变量来衡量——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教育成就指数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US$）。中国的人类发展水平在世界排名为第79位，属于中等人类发展国家。}国家间的国际互联网普及和发展来看(见图2)，国际互联网普及水平呈现出更大的差异性。低人类发展水平的国家基本上是全球网络革命中的“数字赤贫”或“数字边缘化”国家；中等人类发展水平的国家绝大多数是“数字贫困”国家，仅有少数国家的国际互联网有一定的发展；而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之间的国际互联网普及差异也很大，大约有一半左右的国家处于国际互联网发展相对较低的水平，国际互联网主机普及率低于2％，其中仅有芬兰、美国、冰岛、加拿大等11个国家国际互联网主机普及率超过2％，为“遥遥领先者”，是人类发展水平和国际互联网普及水平“双高”的国家。这表明，不同人类发展水平的国家间形成了两类“数字鸿沟”：一是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和中低人类发展水平国家间的“数字鸿沟”；二是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间的“数字鸿沟”。

图2.人类发展和国际互联网主机的普及水平的关系(1998年)

数据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数据光盘，2000年。

(三)不同收入水平国家间的“数字鸿沟”

利用世界银行发展指数数据库，我们对世界165个国家的收入水平差异和国际互联网普及水平差异做了比较，结果(见表1)表明：1.世界各国之间人均收入水平的不平等性在不断扩大，1994年人均GDP的基尼系数为0.584,到1998年提高为0.602；2.世界各国之间新兴信息技术不平等性略有下降，1994年世界165个国家的国际互联网普及水平基尼系数为0.894,到1998年下降为0.876；3.世界各国之间国际互联网普及水平的不平等性大大高于人均收入水平的不平等性。以下将从南北国家、北北国家和南南国家三个角度讨论不同收入水平国家间的“数字鸿沟”问题。

1.南北国家间的“数字鸿沟”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2000）》数据光盘计算。

南北国家间的“数字鸿沟”是指高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国际互联网普及水平的差异性。2000年10月，世界国际互联网主机总量的95.6％分布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只有4.4％分布于非OECD国家，而在这类国家中，国际互联网主机也主要分布在那些具有较高人均收入水平的国家中，中国台北、新加坡、中国香港以及以色列拥有非OECD国家国际互联网主机数的52％OECD,UnderstandingtheDigitalDivide,http://www1.oecd.org/dsti/sti/prod/Digitaldivide.pdf,2001.。这表明，以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信息技术使用者主要是一种“富国现象”，绝大多数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国家成为这场新兴数字革命中的“数字贫困”国家，甚至是“数字赤贫”国家。

表2　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人均收入指数与信息指数及相对差距比较

（1990—1998，以高收入国家1998年为100）

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2000)》。指数的定义如下：人均收入（PPP）、有线电视普及、电话主线普及、移动电话普及、个人电脑普及、国际互联网主机普及分别以1998年高收入国家的水平为100；收音机普及、电视机普及和传真普及则分别以1997年高收入国家的普及水平为100；传统信息指数是收音机、电视机、电话、有线电视四个信息指数的平均值，新兴信息指数是传真、移动电话、个人电脑和国际互联网四个信息指数的平均值，综合信息指数是传统信息指数和新兴信息指数的加权平均，其中传统信息指数的权重为0.4，新兴信息指数的权重为0.6。

进一步，我们计算了南北国家间的信息差距和收入差距(见表2)，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高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收入指数的相对差距有所缩小；(2)高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传统信息指数的相对差距也随收入相对差距的缩小而有所缩小；(3)高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新兴信息指数的差距不断扩大，新兴信息技术指数差距大大高于传统信息技术指数的差距，也大大高于收入差距。

2.北北国家间的“数字鸿沟”

北北国家间的“数字鸿沟”是指发达国家间国际互联网普及水平的不平衡性。尽管发达国家内部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相对较小，但是他们之间也存在着“数字鸿沟”问题(见图3)。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国际互联网主机普及为例，美国遥遥领先，1998年7月千人口主机数为179台，而OECD国家平均为62台；2000年7月，美国千人口主机数已经超过了230台，与此同时，OECD国家平均为88台，欧盟平均为42台

^{OECD,UnderstandingtheDigitalDivide,http://www1.oecd.org/dsti/sti/prod/Digitaldivide.pdf,2001.}。高收入国家间的“数字鸿沟”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并不能完全解释国家间的“数字鸿沟”，影响“数字鸿沟”问题形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3.南南国家间的“数字鸿沟”

南南国家间的“数字鸿沟”是指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国际互联网普及和应用方面的差距。1998年102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PPP）的相对差异系数为0.66，反映传统信息技术的电话主线普及水平的相对差异系数为1.18，高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而反映新兴信息技术的国际互联网主机数普及水平的相对差异系数为4.50(见表3)，大大高于这两者。此外，发展中国家还存在着巨大的内部不同人群的普及差异。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国际互联网商用水平较低，网络用户主要是知识精英阶层，应用网络成为他们的“专利”，而大多数人则缺乏使用国际互联网的机会或者使用国际互联网的成本太高。

三、什么因素决定和影响“数字鸿沟”

“数字鸿沟”已经成为当代全球新的贫富现象。在这一部分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初步探讨：经济发展水平和信息化水平之间的关系；传统信息技术普及和新兴信息技术普及的关系；影响国际互联网普及的因素分析。

注：括号内为t检验值，其中a为1997年数据。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2000）》计算。

(一)经济发展与信息化水平

信息化水平的差异反映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信息富国与信息穷国的“数字鸿沟”正是它们之间“经济鸿沟”的结果。EszterHargittai利用人均GNP指标较好地解释了工业化国家国际互联网主机的分布；Rodriguez和Wilson也得出类似的结论。PippaNorris计算国际互联网主机数与人均GDP（1997年）的相关系数为0.77,并且存在着阈值效应。我们利用人均GDP（PPP）与各类信息指标的对数方程，对世界160多个国家的横断面数据进行了计算，结果表明：1.人均GDP（PPP）对各类信息指标均有较大的解释力，在55%—86％之间，人均GDP（PPP）是影响信息指标的首要因素；2.各类信息指标对人均GDP增长有不同的增长弹性，越是最新的通信技术其增长弹性越高，国际互联网最高为2.585，依次是移动电话1.912,除广播外，其它信息指标都属于高增长弹性(见表4)。这表明，信息消费属于高增长弹性消费，扩大使用信息通讯技术和发展信息通讯产业和服务业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意义。

(二)传统信息技术普及与新兴信息技术普及

不同的信息技术发展或普及都遵循S形成长曲线，大体分为三个阶段：技术扩散初期；技术扩散加速期；技术普及完成期。从20世纪美国信息通讯技术发展的历史看，6种信息技术普及率均呈S形曲线(见图4)。目前美国已经完成了传统信息技术的普及，新兴信息技术的普及还处在加速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中国家普及和应用新兴信息技术还将有一段较长的发展道路。

传统信息指标与新兴信息指标具有相关性和互补性（见图5）。各类信息技术之间有较强的正相关性，相关系数在0.3—0.9之间(见表7)，这意味着在那些传统信息技术普及情况好的国家，新兴信息技术的普及也具有优势，例如电话普及率高的国家或地区比较容易普及国际互联网，传统信息技术为新兴信息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平台，新兴信息技术的普及又充分利用了传统信息技术平台，会进一步提高综合信息技术指数。反之，在那些传统信息技术普及水平低下的国家，新兴信息技术的普及也是劣势。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信息化的任务十分艰巨，既要进一步普及传统信息技术，又要抓住新的机遇加速应用新兴信息技术。

图5.传统信息指数与新兴信息指数

(三)国际互联网普及的影响因素分析

除了人均GDP之外，还有其它经济社会因素影响国际互联网的使用。这里我们采用主成分分析模型对影响国际互联网普及的因素作实证分析。我们选取11个能够描述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以及影响信息技术使用的变量，指标的定义和解释(见表6)。本文计算数据有两个主要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2000)》数据光盘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统计数据库(1999)》数据光盘，时间区间为1994—1998年，样本涉及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2000)》数据光盘记录的206个国家。模型的计量方法主要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

以下我们根据表9成分矩阵分别对四个主成分进行解释：

第一主成分定义为经济发展水平，它由人均收入、电话主线普及、城市化水平、劳动力素质和虚拟变量这五个变量组成，它是影响国际互联网普及的首要因素，其贡献率为44.35％。根据成分矩阵，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公式，经济发展水平＝0.818×国民收入水平+0.936×信息基础设施水平+0.950×城市化水平+0.717×劳动力素质－0.918×虚拟变量。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均收入水平也越高，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也越完备，城市化水平越高，劳动力素质也较高，从而也越容易引进最新的信息技术成果。这四个变量之间有一定的相关关系，例如，城市化水平与人均收入密切相关，其相互关系为：

Ln(城市化水平)＝0.812+0.363×Ln(人均收入)　R²=0.537,n＝827(1)

(8.248)　　（30.937）

该方程反映了人均收入变量对城市化发展具有正面的促进作用，也具有较好的解释力，达到54％。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与人均收入水平也密切相关，而且与劳动力素质也有密切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为：

Ln(电话主线普及)=-5.978+1.154×Ln(人均收入)+0.271×Ln(劳动力素质)（2）

（-17.948）　（29.035）　　　　（6.069）

R²=0.841,n＝241

该方程反映了人均收入变量对信息基础设施的作用要大于教育的作用，但两者之间也具有互补性，方程有很高的解释力，达到84％。从国际互联网普及与人均收入水平两者的直接关系来看：

Ln(国际互联网普及)＝-23.345+2.745×Ln(人均收入)　R²=0.701,n＝616(3)

(-37.263)（37.941）

该方程反映了人均收入变量具有很高的解释力，达到70％，而且国际互联网还具有相当高的增长弹性，其增长弹性为2.745。

在影响经济发展水平这个主成分的五个变量中，虚拟变量的系数为－0.918，这表明，由于美国是国际互联网技术的发明国和国际互联网技术普及的主导国数据来源：/daily/TopCountry.html，2001年11月8日。美国总人口占世界4.58％，国际互联网主机占世界的62.57％，国际互联网用户占世界的31.04％。，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经济发展水平对国际互联网普及的分配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OECD国家内部的“数字鸿沟”问题。从图3的人均收入和国际互联网主机普及的相对比较来看，如果分别以美国为100，我们可以看出所有其它国家的国际互联网普及水平都落后于人均收入水平。我们分别计算了这两组数据的相对差异系数，如果以包括美国在内的23个OECD国家为样本的话，2000年7月国际互联网普及水平的相对差异系数为73％，而人均GDP的相对差异系数为19.8％；如果以不包括美国的22个OECD国家为样本的话，这两个指标分别为64％和19.1％，这表明在排除美国这个样本后，国际互联网普及水平的相对差异系数有显著下降，而人均收入的相对差异系数则没有明显下降。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美国是国际互联网技术的发明国和国际互联网技术普及的主导国这个因素也是影响全球“数字鸿沟”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高收入国家间以及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间的“数字鸿沟”。另外，电脑普及水平和研究开发投入这两个变量对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国际互联网普及的作用是负的，其系数分别为-0.463和-0.646，这表明国际互联网普及落后的国家如果能够提高其国家创新体系的装备情况以及加大在研究开发方面的投入，会提高本国的创新能力和知识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它们超越本国经济发展阶段，培养本国应用信息技术建立利用知识和信息促进发展的能力，这对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国家的经济长期发展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第二主成分定义为国家的知识发展能力，它是由教育成就指数、电脑普及水平和研究开发投入三个变量组成，它对国际互联网普及水平的贡献率为19.41％。根据成分矩阵，有如下公式：国家的知识发展能力＝0.808×教育指数+0.832×电脑普及水平+0.531×研究开发投入。从影响国家知识发展能力的三个因素比较来看，电脑普及水平成为影响国家知识能力的重要因素，同时也表明电脑普及是国际互联网的广泛应用的必要条件。教育成就指数是国家知识能力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这也表明在国际互联网普及的初始阶段，需要一定的人力资本，尤其在商务和教育等领域的应用，这一结果与Francesco和Wilbur对计算机普及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FrancescoCaselli,WilburJohnColemanII,CrossCountryTechnologyDiffusion：TheCaseofComputers.TheAmericanReview，vol.91,no.2,2001.他们的研究表明，即使在控制了诸如人均收入水平这样的宏观经济变量后，高水平的教育仍旧是计算机技术普及的重要决定因素，尤其是对最新技术的采用来说，人力资本的影响因素尤为重要。}。一个国家的国民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形成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从而对以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信息工具的需求也越强。研究开发投入对于一个国家的知识发展能力也具有相当重要的促进作用，它不仅对人力资本产生需求，同时也对人力资本的积累具有促进作用。

从对前两个主成分的分析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和知识发展水平是影响国际互联网普及水平的两个最主要因素，它们的累积贡献率为63.76％。而且，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相互关系。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往往也是知识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对于国际互联网技术应用的购买能力也较强；而高水平的知识发展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以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产生了较高的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不同地理区域间的“数字鸿沟”、高人类发展水平与中低人类发展水平国家间的“数字鸿沟”。

第三主成分定义为对外开放水平，它是由贸易依赖度和外国直接投资两个变量组成的。根据成分矩阵，可以得出如下公式：对外开放水平＝0.669×贸易依赖度+0.763×外国直接投资。从1976—1996年，在全球商品贸易中，高技术和中等技术产品的份额由33％上升到54％，其中高技术产品由11％上升到22％，中等技术产品由22％上升到32％，而初级产品的贸易份额则从34％下降到13％^{卡尔·达尔曼：《运用知识促进发展：一个综合分析框架对中国的初步评价》，1999年7月。胡鞍钢主编《知识与发展：21世纪新追赶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这表明贸易开放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国利用国外技术产品的程度，这对于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也提高了一国利用全球资源发展本国经济的能力，这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重要影响根据世界银行发展指数数据库的数据计算。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1998年高收入国家的GDP总值占世界总量的55.53％，而贸易总额占了75.19％。。外国直接投资也是获取外部知识和技术的重要途径，这是因为跨国公司往往都是那些技术创新的领导者，其投资活动对一国获取外部知识以及人力资本积累都是极为重要的，而且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因此，对外开放水平越高的国家，越容易获取外部资源和外部知识，从而促进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知识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对国际互联网的普及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此外，对第二主成分的分析我们也看到，外国直接投资对一个国家的知识能力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其系数为0.400，这也证明了外国直接投资具有知识溢出效应。

第四主成分定义为通信技术引进水平，它是由通讯技术产品进口水平来衡量的。根据成分矩阵，通信技术引进水平＝0.924×通讯技术产品进口。一般来说，除了少数发达国家以外，绝大多数国家都是信息技术产品的使用国，而不是信息技术产品的生产国。因此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信息技术的普及和使用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引进信息技术产品的水平。上述研究结果与^{FrancescoCaselli和WilburJohnColemanII有着相似的结论FrancescoCaselli,WilburJohnColemanII，CrossCountryTechnologyDiffusion：TheCaseofComputers.TheAmericanReview，vol.91,no.2,2001.他们的研究发现计算机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产业集中度越来越高，少数主要计算机生产国提供了绝大部分的计算机及其元器件的生产，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计算机产品的进口与计算机投资紧密相关，他们同时发现，计算机应用水平与对OECD国家在制造业上的贸易开放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对OECD国家制造业进口每提高10％，每个工人的信息技术投资将提高6％，这表明发展中国家加大对OECD国家的制造业进口和信息技术产品的引进有助于这些国家分享发达国家的知识外溢效益。}。

四、总结以及政策含义

在全球信息革命和知识时代，世界发展的不平衡性突出表现为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这反映了全球信息资源和知识资源分布的严重不平等，构成了信息时代新的全球贫富差距，即“数字鸿沟”。“数字鸿沟”的出现表明，发达国家已经登上这场网络信息革命的头班车，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和“知识优势”进一步创造了“竞争优势”，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处在信息时代的“信息贫困”之中和“数字鸿沟”的另一端。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逐步建立利用知识和信息促进发展的模式是21世纪一个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条件，是后进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重要途径，因此，政府必须充分认识“数字鸿沟”的本质、程度，确立利用知识和信息促进发展的国家战略，制定“全面普及信息技术，人人享有信息服务”的国家信息政策，加速向“信息社会”“知识社会”转型；2.经济发展水平和知识发展水平是影响国际互联网技术普及的主要因素，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知识发展水平同时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缩小“数字鸿沟”战略不仅是一个综合战略，也是一个长期的战略；3.发展中国家必须采取针对“数字鸿沟”的国家治理，其政策核心是促进资源流向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和知识发展的领域，发挥市场与政府之间、私人与公共部门之间的互补性作用，大力投资于人力资本，改善信息基础设施。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和政策，有效缩小“信息差距”，我们认为需要采取如下措施。

资料来源：OECD,UnderstandingtheDigitalDivide,http://www1.

oecd.org/dsti/sti/prod/Digitaldivide.pdf,2001.

第一，电信领域的开放竞争。信息基础设施是接入和使用网络必须面临的首要问题。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还不得不从头做起，半数的世界人口还没有接入电话，更不用说接入国际互联网了^{OECD,UnderstandingtheDigitalDivide,http://www1.oecd.org/dsti/sti/prod/Digitaldivide.pdf,2001.}

，其根本原因是信息基础设施投资的缺乏。发展中国家信息基础设施投资的缺乏不仅仅是因为经济发展落后，在很大程度上也受本国电信管制政策影响。一般来说，有效的管制改革和技术进步可以形成双向正反馈，从而有利于技术引进和技术普及；而无效的管制制度不仅不利于投资的引进，同时也限制了技术的普及和应用。目前，从全球的电信市场来说，本地电话、长途电话和国际电话三项业务的竞争程度相对较低，分别只有23.91％、19.78％和20.77％，其中本地电话仅有44个国家实现了竞争，而实现开放竞争主要发生在高收入的发达国家(见图6)，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完成电信领域的开放竞争。电信领域的开放竞争不仅可以充分发挥电信运营商利用市场机制加大对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90年代OECD国家的电信改革的经验表明，电信服务的开放竞争对于接入线（包括固定的和移动的）的增长、替代接入技术的引进、价格降低以及国际互联网的接入和使用的增长均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还有助于网络接入和使用资费的下降，有利于低收入群体接入和使用网络，提高基础设施水平和信息技术服务的质量，这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显得格外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开放竞争是发展中国家网络发展的必由之路。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电信领域的开放竞争主要取决于政治意愿^{这种政治意愿主要受到两方面因素影响，其一是以在位垄断电信运营商为代表的强大利益集团，他们不希望由于开放竞争而失去垄断地位和高额的垄断利润；其二，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电信领域的垄断带来的高额垄断利润成为政府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而开放竞争则意味着这部分政府收入的降低。}，其关键因素是让新的信息技术公司能够以较低的市场进入成本进入电信经营领域，实现新老电信运营商服务的互联互通，给予新建立的电信公司、外国电信公司以及传统产业的国内公司进入电信领域一个充分的成长空间。

第二，强人力资源开发，促进国际互联网和计算机在国家创新体系、社会管理和中小企业中的应用，促进全社会分享知识的外溢效益。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普及网络接入，提高未来劳动者的技能；2.在社会管理方面，政府也必须适应网络时代的要求，加快本部门的网络化和信息化，利用电子政务促进政府良政；3.在商业上，支持网络在中小企业中的接入和使用，提高中小企业在信息时代的生存能力和竞争力。在信息技术普及的同时也必须进行必要的人力资本培训，这是因为信息技术进步所要求的人力资本的提高速度大大高于实际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如果不进行相应的人力资本培训，信息技术投资对于经济发展贡献的潜力将不会得到充分实现，进而有可能抑制信息技术的投资，从而降低了信息技术需求。

资料来源：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信息技术工作组根据国际电信联盟数据整理。

第三，降低信息技术产品的关税，尽早实现信息技术产品零关税。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他们都是信息技术产品的消费国，而非生产国，而高关税则意味着抑制信息技术产品的消费，进而影响信息技术的普及和使用。信息技术产品消费与普通的消费品消费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信息技术产品具有“消费的外溢性”，即信息技术产品的使用会提高信息技术使用者和其它生产要素的生产率，有利于积累人力资本，而高关税则意味着这种外溢性的减少或消失，从长期的观点来看将有害于经济发展。

第四，逐步提高社区、公共机构、农村以及边远地区的网络普及和普遍接入。目前，很多国家对电信运营商规定了普遍服务^{由于电信市场的开放引起了人们对普遍接入概念的关注，人们担心社会中的那些贫困者会被排除在外。目前，发达国家对普遍服务的各项要素基本达成一致看法，即可获性（available），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需求，都应该有覆盖全国范围的电话服务；可接入性（accessible），无论所处地理位置、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用户在价格、服务和质量等各方面都应得到一视同仁；可购性（affordable），电话服务的定价应让大部分的用户能用得起。}义务，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人口密度低地区的电信普及。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实行普遍接入义务的国家一般都是那些收入水平较高，家庭电话普及率达到较高水平，并且开放了它们的电信服务市场，完成电信业私有化进程的那些国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电信管理体制刚刚转型甚至还没有转型，新兴的电信运营商在刚进入电信市场时还没有能力承担普遍接入义务，因此，普遍接入义务的实行还有一定的困难。比较现实的做法是国家设立普遍接入基金，对于部分电信发展落后而且发展前景不好的地区实行电信投资补贴，普遍接入基金的来源从各个电信运营商的运营收入的一个固定比例中获取，基金的运用采用市场化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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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任编辑：禾　立　钱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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