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陈北李:光影两端的大师

计划会议，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大规模的普查找矿。接着，各省相继掀起了贯彻中央关于“地质工作要先行”的热潮。

李四光的地质力学在地质找矿方面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因此，这一学科得到长足发展。

据有关资料显示，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李四光地质力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地质工作和研究中得到很广泛的推广和应用。

而此时，40岁出头的陈国达才刚刚离开中山大学地质系，转入一穷二白的中南矿冶学院，任地质系主任、教授。

在此之前，他最显眼的身份是“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委员，这是一个没有任何行政权力的学术职位，后“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和矿产地质勘查局合并为地质部，李四光任部长。

在学术上，陈国达此时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1948年发表的《广州附近之上升浪蚀阶地籍粤省复式岸线之成因》和1949年发表的《粤北页岩油田的开发问题》两篇论文。

前者驳斥了已故国际地理学会会长、德国学者李希霍芬“中国海岸以舟山群岛为界，北起为隆起岸线，南为沉降岸线”的观点。当时有位老教授讽刺他：“什么人都可以研究海岸地貌，真是自不量力。”，新中国成立数年后，他的“复式海线”观点才得到承认并推广。

后者为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开发广东茂名油田提供了可靠的地质依据，不过在当时，无人问津。此事陈国达在1956年3月9日写的入党感言《终生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中有真实披露：“记得1948年夏天，我在华南某地（广东茂名）调查研究，确定了一个油页岩矿床的巨大储量，我把苦心研究的科研成果写成报告，希望国民党政府能够开发利用，可是没人理睬……”

直到1956年9月，陈国达在《地质学报》上发表《中国地台“活化区”的实例并着重讨论“华夏古陆”问题》一文，首次提出一种新的构造单元，跳出当时流行的“地槽-地台”学说的窠臼，解决其非此即彼的静态缺陷，证明地质构造是螺旋式发展，成为地洼学说诞生的标志，引起轰动，陈国达才开始声名鹊起。

正如叶大年《榜样的力量》一文所说：“那个时候（上世纪50年代末），中国地质界没有人不知道北有李四光的《地质力学》，南有陈国达的《地台活化说及找矿意义》。”“南陈北李”的称呼不胫而走。

然而，随之而来的不是荣誉和掌声，而是诸多责难、讽刺甚至是谩骂。

陈国达同事、中南大学教授吴延之撰文回忆说：“当陈国达在1959年正式提出‘地洼’这个科学新概念时，有些权威人士嗤之以鼻，有的三四流帮手甚至公开写文章攻击。我还记得在北京的几次地质学术年会上，有些所谓专家竟然不顾学术会议规则，堕落到当面指责谩骂的程度。”

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地洼”学说没有得到国内学术界的承认，自然得不到推广。

有意思的是，即使在“南陈北李”并称后，在所有的参考资料和采访中，关于陈国达和李四光唯一算得上交集的来源，是《陈国达传》中一个不起眼的小段落：“1942年，时任两广地质调查所技正的陈国达与莫柱荪（原广东省地质矿产厅总工程师）一道考察广东曲江县石炭纪含煤地层，并开始关于武水河流及丹霞地貌的研究。在李四光著作的启发下，陈国达提出了构造系的定义，写出《粤北山字型构造的轮廓》一文。”

“山字型构造”恰恰是李四光地质力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1952年，毛泽东还专门就此询问李四光。

环 境

新中国迫切需要石油和铀矿，而李四光恰恰在这两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陈国达的“地洼学说”甫一面世就被攻击和谩骂，找矿方面的应用也是“墙内开花墙外香”。李四光在“文革”中受到中央领导人的“特殊”照顾，科研环境良好；陈国达在“文革”之初就被扣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被打倒。环境让两者的社会影响相差甚远。

在建国之初，摆在新中国面前的有两个重要任务，即提升国际经济地位和加大国防力度。

因为工业化时代早就到来，需要大量石油作为燃料，而早在上世纪20年代，德国科学家就给中国戴上“贫油国”的帽子，这让毛泽东极其关心中国的石油远景。

其次就是可以提升国防能力的原子弹和氢弹的研究，而铀矿恰恰是两弹的重要原材料。

自然而然，石油和铀成为地质部部长李四光的两大工作核心。《李四光传》一书披露：“1954年，在中国地质学会第 29届学术年会上，李四光提出了这样的要求：‘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油和铀两种矿。地质工作者应向群众大量宣传，发动群众找矿。’”

于是，从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在李四光的主持下，利用地质力学理论帮助新中国找到了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等大油田，甩掉了“贫油国”的帽子。

在铀矿找矿方面，据李四光的学生兼秘书马胜云透露，1940年代初，李四光按照地质力学理论，认为中国找铀是有前景的。他认为，铀矿是稀有的放射性矿床，往往产生在地质构造复杂的地区，并提出了中国铀矿主要在 3条东西构造带上。后来，事实证明了他的推论是正确的。

1954年，刚刚成立两年的地质部设立了普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新中国铀矿找矿就此拉开序幕。1955年，这个办公室扩大成为地质部三局，专职管理全国铀矿地质工作。就在这一年，地质队员发现了第一批 200个有意义的放射性异常点，并确定了铀矿的存在。

这两大贡献，让李四光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人物。

此时的陈国达，还在忙着完善和应用地洼学说。1959年3月，他在《科学通报》上发表《地壳第三构造单元——地洼区》一文，正式提出地洼区概念，与活化区一起作为同义语并用。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陈国达在国内外相继发表“地洼学说”论文20余篇，核心理论开始形成。

但国内学术界对此反应颇为冷淡。

相反，在国外，却引起巨大的反响，并得到充分应用。首推就是“老大哥”苏联。1959年12月，苏联学者尼克拉耶夫在其《中国新构造的若干理论和方法》一书中，就明确支持“活化地台”观点。紧接着，苏联地质学家运用地洼学说的观点，在以前认为无矿或者愿景不大的贝加尔湖地区，找到了储量可观的钨、铜、锡、萤石等多种矿藏。随后，巴西、越南、朝鲜、澳大利亚、捷克、法国、加拿大等国也相继根据地洼学说成矿理论，在本国找到了锡、汞、锑、萤石、金、铅、银等矿藏。

陈国能对此颇为心酸地说：“陈老师的‘地洼学说’是典型的墙内开花墙外香。”而吴延之更是尖锐地指出：“陈先生（陈国达）不是中央官员，也没有一个学科团体支撑，其学术推广在当时受到极大的限制。”

但陈国达并未放弃努力，而是更加重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1960年代末，陈国达集中中南大地构造及地球化学研究室的力量，编制《1∶400万中国大地构造图》及其说明书。

这是第一部以地洼学说为理论基础的图集，可以有效地指导矿产开采部门对矿产资源的开发。

然而，因为“文革”爆发，陈国达被打倒，图集没能出版。

此时，他的科研环境比之李四光，更是望尘莫及。

虽然“文革”爆发之初，李四光受到过冲击，但迅速得到周恩来的保护，在多次公开会议上周恩来肯定“李四光是个好同志”，从此得到“特殊”待遇，并担任新组建的国务院科教组组长。

陈国达被打倒起因于《怎样进行科学研究》一书。这是一本关于科学研究方法的小册子，颇受当时的地质工作者欢迎，但却因此被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于是，被停发工资4个月，勒令交出“封、资、修”书籍。然后，和那个年代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不分昼夜地写交代材料，参加批斗会、游行。

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科协主席何继善回忆说：“更令人心酸的是，1970年，一位地质权威在《红旗》杂志上宣称所有不同于自己观点的地质学理论，都是唯心主义的。陈国达的地洼学说被作为歪理学说遭到攻击。”

于是，所有珍贵资料被焚烧，所有以“地洼学说”为基础的论文和地图不能被出版，辛苦营建起来的中南大地构造与地球化学研究室也被解散……

这如同一颗邪恶的子弹直击陈国达的心脏。

陈国达一度陷入迷惘，但无言以对。这样不公正待遇直到“文革”结束。

宣 传

报刊、杂志、连环画、电影、传记、科学奖项，有关李四光事迹的宣传一个不落；陈国达却有着近30年的宣传空白，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有所体现，但是，黄金时代一去不返。

新中国对李四光的宣传从来就没有断过。

在当时，对李四光的宣传推动作用最大的当属伟人毛泽东。在其任地质部长期间，毛泽东对地质部异常重视。

1953年，毛泽东指出，地质部是党的地质调查研究工作部。1956年，毛泽东又指出：地质部是地下情况的侦察部，它的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要提早一个五年计划。

这些指示将李四光推到了舆论巅峰。

1960年，大庆油田的发现，是李四光地质力学理论的重要成果，也是让他名垂青史的发端。此后，宣传的调子越来越高，当时的报刊、杂志甚至中小学教科书都有关于根据李四光理论找到大庆油田的事迹。

同时，还涌现出一大批有关李四光事迹的连环画。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对李四光的宣传达到顶峰。

据不完全统计，在1960年代的十年间，有关李四光的各种书籍、报刊、杂志和连环画不下数百种。

197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了电影《李四光》，根据李四光回国后的真实事件改编，时长120分钟，在当时来看，这算是大手笔制作了。此时，距离李四光去世已经过了8年时间。李四光是唯一一个身后还能如此被重视的地质学家。

1989年，新中国又设立了李四光地质科学奖，成为地质行业最高层次的荣誉奖。

2008年，李四光的学生兼秘书马胜云主笔的《李四光》出版。

……

尴尬的是，在手头有限的资料当中，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近30年的时间里，关于陈国达的社会报道几乎为零。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地洼学说”被国内学术界正式承认，大放异彩，1980年，陈国达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我国首批博士生导师，有关他的报道才陆陆续续出来。但此时，陈国达已经年近花甲，而且，人们已经走过了英雄崇拜的年代。

陈国达自掏腰包成立的“地洼学说基金会”也仅限于地质行业内的影响。

正如陈国能的分析所说：“正因为上述3个方面的原因，陈老师错过了最好的扬名立万时代。即便改革开放后，陈老师的‘地洼学说’在国内大放异彩，并成为被国际承认的源于中国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但他的影响却始终还是仅限于地质圈的小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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