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现代化的中道建构主义

〔摘要〕区别于西方演进性现代化，以“苏州探索”为代表的中国地方现代化总体上是一种中道建构主义的现代化模式，即通过理性设计与制度安排，以温和、兼容、务实和协调的方式，达成区域现代化的整体变迁与均衡发展。从发生学的角度看，该模式尊重特定的政治社会生态，依托自上而下的现代国家构建追赶型现代化战略、复杂叠加的治理结构转型，较为合理地解决了“秩序—效率”、“中心—外围”以及“做成—生成”等问题。从运筹学的视野讲，这一模式通过目标设置、权威驱动、资源整合、策略选择以及实施路径等环节的运营，较好地调谐了现代化进程中持续存在的效率与公平张力等“现代性病灶”，对于后现代性的部分问题也有所触碰。因此，就发生逻辑与运行机理上看，“苏州探索”本质上是一种权威政治与效率经济兼容的治理模式，呈现出强大的发展性、容纳度与整合力，体现了时代特征、中国特色和苏州特点的内在统一，具有宝贵的实践开拓价值和理论反思意义。然而，从现代化发展所需要的治理结构分化、功能专门化、权力理性化和文化世俗化的诸层面看，该模式仍有待于进一步地探索和突破。

〔关键词〕地方现代化；中道建构主义；苏州探索；国家建构；政治发展

〔中图分类号〕D67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187-（2013）02-0031-08

引言

“现代化”是近代以来全球变迁中的核心内容和关键过程，具有革命性、复杂性、系统性、长期性、不可逆转性和进步性〔1〕。作为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现代化总体上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欠发达社会向较发达社会的转变过程，但并非如早期现代化理论家们所判断的现代化即西方化〔2〕。因此，就需要根据各国具体国情做出符合自身状况的现代化战略规划设计。现代化既是国家之事业，又是国家必须承受的“宿命”。作为一种整体性事件，现代化是业已成为中国强势的系统变迁故事。作为一种知识现象，现代化在中国知识界的探讨，也深刻地展现出其颇具弹性的话语张力。在现代化既作为一种历程、更作为一种结果不断呈现在人们身边的时候〔3〕，如何从近年“中国模式”的争论中，剥离出构成中国社会进步和现代化发展的种种“地方故事”，在一个基于而又不限于“宣传面向”与“实践面向”的学理层面上来解析地方现代化的发生逻辑与运行机理，有助于在一个转型大变局的年代更为理性地理解当下与把握未来。

探究地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绕不开一些基础的命题，即此种现代化为何要这样启动、如何铺开并能取得实践效果。这便涉及到现代化发展的目标考量、战略安排、路径选择以及治理结构等基础性问题。进而言之，一个大国的地方现代化模式应因循自身自发的秩序严谨，还是可选取理性设计的强势建构〔4〕，这既关系到地方现代化发生的“合法性”，更涉及到此种现代化发展的有效性。因此，是基于建构理性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还是遵循演进主义的现代化模式，在探究现代化这一重大命题上，就必须正面回应地方现代化的发生学与运筹学问题，循此方能对其实践效应给人们所提供的长期价值予以一个公允的判断。

一、地方现代化的发生学：“苏州探索”的政治生态逻辑

要回答中国独特的地方现代化模式何以可能、为何可行的重大问题，必须考察孕生这种现代化道路的政治生态环境，进而以利于从学理逻辑上揭示地方现代化的发生学。上述问题，显然背后矗立着一个极为重要的命题，即中国的现代化尤其是中国地方的现代化，较之西方现代化究竟有多么的不同，这种不同是纯粹主观选择的结果还是在尊重复杂情势下的客观塑成。质言之，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为什么就是“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要回答这样的疑问，就需要充分明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价值偏好”之生成基础，即区别于西方现代化“他者”的中国现代化“我者”，在三个层面上是一种基于内生因素的系统性努力：

第一，秩序—效率：自上而下的现代国家构建。改革开放以来，承续新中国强势秩序供给与制度安排的现代国家构建，在现代民族国家与现代民主国家两个维度上具有其内在彼此相应、互为条件的实践逻辑〔5〕，即基于稳定秩序的总体考量与为了确保秩序而推展开来的效率追求。这样的一种目标图式最终的落脚点在于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来权威性地展开现代化运动。作为以系统化方式推演开来的实践历程，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国家现代性构建的故事集。根据学界的研究，中国的现代化被称之为“东亚现代化模式的中国型”〔6〕或是区别于英国“渐进发展”、法国“跳跃发展”、德国“被动发展”的复杂发展或全面创新的“全新发展”模式〔7〕。因此，其现代化进程势必在一个迥异于西方国家的政治构架和权威结构下展开，是一种充分尊重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中国的现代化”〔8〕。但是，权力分化不足情况下的权威治理格局，囿于其治理结构内在的支配性能量有余而集束性力量不足〔9〕，以及资源的有限性等因素，工具性地理解当下种种重大的治事便在相当程度上合理地取得了对价值目标的部分支配、甚至替代地位。因而，作为行动系统的国家，在其内在精神气质与外在行动模式上，都充分地显现出了理性建构的强烈色彩，且伴随着政治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转型变迁，这种建构正从以往的显著拒斥性到温和的兼容性方向转变，表现为核心主政者依托于现行效率治理结构而发展出更具整合性的执政理念和政务风范。这样，就不难理解，围绕效率中心的现代化，不论是“国家故事”还是地方国家〔10〕的“地方版本”（尤其是苏州的持续发展），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秩序—效率”逻辑在任何一个政绩考核断面都占据着核心地位。这样一个长时段、全方位的社会进步运动历程，本质上是一种建构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推进历程，其经济绩效及社会革新意义自不待言。

第二，中心—外围：强势作为的追赶型现代化战略。建构性的现代化与演进性的现代化一个根本的区别在于对现代化发生与推进动力的认知判断。与跌宕数百年的西方先发型现代化所不同的是，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启动背景、理论储备、社会结构、前进动力以及路径选择均有所不同。因而，一种在西方社会看来普世的“自生自发”秩序在东方的中国社会没有前路。正是这种以“历史的跳跃”方式而出现的“压缩式”现代化，自然孕生了追赶型、非均衡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强烈需求。在当革命秩序逐步让位于建设语境的时候，社会异质性明显（传统因素、现代因素以及后现代的外部环境及其影响）〔11〕，内隐在这种“成长国家”之中的发展需求，便以极为清晰、强势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方式延展开来。国家话语的现代化转向，通过经济的政治逻辑与政治的经济逻辑及其彼此之间的持续互动，促成了一个后革命时代的“改革中国”图景。如果说改革初期的经济中心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挥之不去的经济中心主义，那么在改革不断深入的当下，寻求改良型的“中心—外围”扩散路径业已呈现出其强劲的发展之势。从对单一物质文明的追逐，到“两个”文明的并重，再到倡导加上政治文明、生态文明以及社会建设和文化发展在内的全方位建设，有意识、重规划的经济社会多领域联动发展，业已获得了全社会的价值认同，这代表了对物质主义发展偏好的局部性后物质主义突围意图。但是，理念的转变并不代表着治理结构的转型与功能的更新，其全面效应的呈现更有一个滞后的时间效应。现代化的“苏州模式”之所以特别，就在于其实践把“中心—外围”的追赶型、非均衡现代化转化成为一个“中心—多中心”的制度安排与发展体验，为中国现代化绘制出了一个具有强大正能量的地方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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