巅峰时刻|伍德斯托克1969

1969年8月15日，星期五，下午5：07，伟大的摇滚聚会在纽约北部小镇贝瑟尔（Bethel）的一片苜蓿地里开场了。四周环绕着有坡度的小山丘，像一只大碗一样守护着中央的平地，仿佛一座自然天成的露天剧场。就此而言，地理环境已经为一出超大规模的事件准备好了天然的舞台。此时此刻，在这独特的夜晚，人性的职责就是把这份来自于自然的礼物转化成一次反文化的体验，从而在比喻和字面的双重意义上，用民谣歌手琼尼·米切尔的话说，引领那年轻而充满活力的整整一代，“重返乐园”。这就是伍德斯托克音乐与艺术节，一起标志着现代西方文化范式转换的文化事件。除了“水瓶座博览会”这个副题，伍德斯托克还有一句口号，叫作“为期三天的和平与音乐”。从8月15日晚到18日凌晨，在这整个过程中，将近50万人，大多是20岁出头的年轻人，汇聚在这里，享受一个由和平、自由性爱和音乐（当然还有如影随形地贯穿音乐活动的各种药物）组成的周末。30多位音乐人参加了伍德斯托克的演出，包括60年代最伟大、最具影响力的表演者：“克里登斯清水复兴”（Creedence Clearwater Revival），斯莱和斯通家族（Sly & Family Stone），感恩之死（the Grateful Dead），琼·贝兹，桑塔纳，“谁人”（the Who），克罗斯比、斯蒂尔斯和纳什（Crosby， Stills& Nash），以及，或许称得上是最让人难忘的一位，吉米·亨德里克斯。

但对投身反文化运动的美国青年来说，伍德斯托克不仅仅意味着性、毒品和摇滚乐——它颂扬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看待世界的方法。就此而言，伍德斯托克是一起创生性的事件，其中凝缩的种种迹象，恰好预示出，这个国家的文化以及整整一代人的核心价值观随着“六十年代”的终结，将会发生怎样的转变。

此前的一年和20世纪的其他年份一样充满动荡、裂隙丛生，并因马丁·路德·金和总统候选人罗伯特·肯尼迪的遇刺，以及发生在芝加哥民主党大会上的骚乱，而被打上了血的标记。尽管公众舆论强烈抗议，越战还是日益陷入狂乱境地。在伍德斯托克一族中，很多20来岁的男性都生活在对征兵的恐惧之中，他们不愿被送到世界的另一头，去从事一场他们并不认可的战争。但就是在这个辉煌的周末，一代新人通过一场庆典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借助民歌、布鲁斯和摇滚乐的强力混合，这场庆典展现出的不是金钱，也不是仇恨和愤怒，而是自由、和谐与平静。

所有这一切都来之不易。最初提出构想的是两位受到音乐感召的嬉皮士，迈克尔·朗（Michael Lang）和阿尔蒂·考恩菲尔德（Artie Kornfeld），两位年轻的生意人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和乔尔·罗森曼（Joel Rosenman）提供了资金，最终实现的伍德斯托克的规模之大，远远超出了筹办者们的想象。由于附近很多块土地的所有者不愿见到那些留着肮脏长发的嬉皮闯入他们的生活，他们抵制这场音乐节在自己的土地上上演，因此举办地点经历了两次改换。倘若不是一位名叫麦克斯·亚斯格尔（Max Yasgur）的奶牛场主在最后一刻出手相助，这场音乐节压根就没法举行。亚斯格尔被他的儿子说服，最终和伍德斯托克的主办者商定，可以在他位于贝瑟尔乡野的奶牛场上占用一小块地方搭建舞台，这地方离纽约那个真正的伍德斯托克不远。

筹办事项一旦步入轨道，更多的挑战也接踵而来。天气变幻带来的倾盆大雨和时不时飘起的毛毛细雨把无处躲藏的人群浇了个湿透。随着到场人数远远超出预期，食品短缺和卫生问题也浮现出来。对表演者来说，困难在于天气问题造成的一再拖延，使得他们在登台之前要经历数小时的等待。然而，面对一切人为或非人为的阻挠，演出还是得以顺利地如期举行。

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两套音乐节的合辑和迈克尔·威德利（Michael Wadleigh）执导的纪录片，伍德斯托克得以持续存活在美国意识之中。如今，40多年过去，重访这座路标，是为了了解那种定义了60年代主要声部的政治化的摇滚乐，如何在70年代初期转向了放纵不羁的硬摇滚，进而渗透并遍布于美国人的风俗习惯和精神结构。在这份独家策划的口述史中，《吉他世界》回顾了那个周末上演的那些令人难忘的表演——从瑞奇·黑文斯（Richie Haven）传奇的开场，到“谁人”乐队惊心动魄地征服美国听众的过程，再到吉米·亨德里克斯冠绝古今的舞台纵火行为。

8月15日，星期五

伍德斯托克在周五晚由一组知名或不知名的民谣歌手宣告开场。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民谣歌手/吉他手琼·贝兹，“满勺爱”（Lovin’ Spoonful）的吉他手/歌手约翰·塞巴斯蒂安，布鲁斯民谣艺术家蒂姆·哈丁，以及美国民谣歌手伍迪·格斯里的儿子阿尔罗·格斯里。但很多参与当晚演出的音乐人，包括“乡巴佬”麦克唐纳，身为“花之子”的流行民谣歌手梅兰妮（Melanie），印度西塔琴演奏家拉维·尚卡尔（Ravi Shankar），还有传统民谣艺术家瑞奇·黑文斯，都是通过在伍德斯托克的表演而成名的。

最先上台为聚拢的人群表演的是黑文斯。很多听众都没能赶上，大多是因为交通拥堵，阻塞了周围的道路，最终导致纽约州高速公路被封闭起来。黑文斯原计划到深夜才上台，但由于他的设备最少，能够最快做好登台准备，只好让他临危受命。黑文斯唱了几首自己的歌曲以及披头士的几首热门歌，很快就用完了分配给他的20分钟。尽管他试图谢幕离开，但是音乐节组织者却坚持要他继续表演，直到他们找到下一个演出者并做好准备。当黑文斯返回舞台时，他说：“这下我可真是来了点灵感。”随后，一首后来成为他代表作的即兴表演曲目《自由》，就这样诞生了。

瑞奇·黑文斯：

我张望着人群，对他们说：“自由不是他们让我们想的那个样子。我们已经拥有了它。我们需要做的一切就是运用它。现在我们在这儿做的正是如此。”然后我就开始弹琴，你知道，制造音符，试图决定我该唱些什么，“自由”这个字眼就这么蹦了出来。接着就转入了（一首黑人传统福音歌曲）《没妈的孩子》的旋律。中间的段落我加入了另外一首我15岁那会儿经常唱的宗教颂歌的旋律。这首歌就这么攒起来了。

黑文斯唱完后，音乐节的演出协调人约翰·莫里斯说服“乡巴佬”麦克唐纳上台。麦克唐纳及其乐队“乡巴佬和鱼”，原定于17号周六登台。可眼下莫里斯即刻就需要有人表演，“乡巴佬”正在附近晃悠，于是也就临危受命。由于是第一次作为单人表演，在身后没有乐队的情况下，麦克唐纳对于掌控人群注意力有点经验不足。

观众完全无视他，直到他突然冒出个极端的念头，而这个念头将制造出一个为伍德斯托克提供定义的时刻。在此前“乡巴佬和鱼”的演出中，乐队会鼓动观众加入“鱼的欢呼”，就是让观众像体育赛事中拉拉队那样，与乐队进行合唱。而在伍德斯托克，就在麦克唐纳开唱那首振聋发聩的反战歌曲《我觉得这下我死定了》之前，他决定对合唱部分加以挑衅性的改编，从而唤醒面前冷漠的观众。事实证明，这一改变是卓有成效的。

麦克唐纳（Country Joe Mcdonald）：

在之前的演出中，我们会喊：“给我喊F，给我喊I，”以此类推。“我们拼出了什么？FISH！”有次我们在纽约市谢弗（Schaefer）音乐节演出时，我们的鼓手想到把“FISH”换成“FUCK”这个点子，于是我们那次就那么干了。

我在伍德斯托克又来了一次：“给我喊F，给我喊U，给我喊C，给我喊K，拼出来是什么？”这么干会创造出一种气氛，为伍德斯托克一代创造出一种政治和社会姿态。在此之前，抗议歌曲的态度是“尽量表现得体一点，不要显得太有攻击性”。但是伍德斯托克上演的“鱼的欢呼”却是个充满能量的时刻。我刚开始还是民谣歌手的范儿，随后就转入“我觉得这下我死定了”，人群完全被催眠了。

8月16日，星期六

在一个很少出现明显政治化时刻的周末，“乡巴佬”的表演显得特立独行。而这只是伍德斯托克催生的运动的一个开端而已。

按照原定计划，周五晚上应该是欢乐祥和的，周六则应该把音乐节的刺激性推上一个新的水平。这一天将由一组当红的摇滚、布鲁斯和灵歌表演来主宰，阵容包括桑塔纳、罐装热量（Canned Heat）、高山、詹尼斯·乔普林、感恩之死、克里登斯清水复兴、斯莱和斯通家族、谁人，以及杰弗逊飞艇。观众群新增的巨大流量表明，这是整个音乐节最受期待的演出阵容。原本预计大概会有20万人参加伍德斯托克，但周六到场的人远远超出了这个数目。眼看拥挤的人群淹没了检票处，主办方立刻宣布演出免票开放。隔离网被打开，人群涌入场地。

与此同时，新的复杂情况出现了：天开始下雨，把饱经践踏的苜蓿地变成了一片泥塘。周六下午风暴略有缓解，但在此时，夏季的炎热，食品和饮用水短缺，卫生问题，单纯的无聊和过度拥挤开始给在场者带来痛苦。如果主办方失去观众们的善意，他们也就失去了一切。令人难以置信的拯救在很偶然的情况下出现了——桑塔纳和他的乐队。卡洛斯·桑塔纳当时并不出名，他们乐队的首张专辑要到一个月以后才会大规模发行。于是，当时在场的观众中，事先没人听过桑塔纳表演的歌曲，甚至包括那首在伍德斯托克奠定了他们超级巨星地位的《魂祭》（Soul Sacrifice）。这样一支籍籍无名的乐队是怎么会来参加这个音乐节的，这事本身就值得大书特书。当时，桑塔纳是旧金山繁荣旺盛的摇滚景观的一部分，也备受东菲尔莫这个著名演出场所的老板比尔·格雷厄姆的青睐。他们是唯一一支在未曾发表长篇的情况下登上菲尔莫演出榜单的乐团。无需惊奇，比尔·格雷厄姆正是支持他们登上伍德斯托克舞台的幕后人士。

卡洛斯·桑塔纳：

迈克尔·朗曾经向比尔寻求帮助，因为比尔显然在组织演出方面经验丰富。比尔当时对我们乐队很着迷，他对感恩之死同样如此。他对朗说：“我会帮你的，但是你得让桑塔纳上台。”比尔坚持己见，我们终于得以成行。

无论如何，跟吉米·亨德里克斯、斯莱·斯通、瑞奇·黑文斯、拉维·尚卡尔，还有很多别的人同台演出，都称得上是一种荣幸。但吉米和斯莱绝对属于另外一个层次；我们知道他们周围飘舞着的是完全不同的灵魂。但跟其他人相比的话，我觉得我们一点也不差。刚开始观众嘘我们，因为他们想让詹尼斯·乔普林多演一会，但我们一开始演，他们立马开始喊：“噢！再来一首！”突然之间，女孩们都开始陷入精神高潮。她们开始起舞，眼睛都甩到耳朵后面去了。她们不停地狂笑、尖叫和舞动身体，特别像感恩之死现场那样。所以我们确信自己给音乐节奉献了很不一样的东西。

每次想起那种声音，我就觉得很嗨。在声音从我指尖上发出之前我就能听到它；接着我听见它从我的指头上传到吉他弦上，传向音箱和调音台，然后又从调音台洒向人的海洋。最后又回归于你。这让你终生难忘。

8月17日，星期日

由于天气原因以及出于让散场人群有序离开的考虑，星期日的演出一直持续到星期一早上。等到吉米·亨德里克斯露面的时候，大多数观众都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亨德里克斯穿着牛仔裤，上身是一件缀满流苏的皮夹克，一条泛粉的红色围巾缠绕着他精心打理过的非洲式发型。他走上舞台，介绍了自己的乐队。这支乐队几周之前刚成立，正准备开始这首次演出。

比利·考克斯：

亨德里克斯联系到我，跟我说他极度需要帮助。于是我把一切都丢在纳什维尔，跑到纽约跟他汇合。我们在格林尼治村还有其他一些地方接到一些小活儿。除此之外，我们就待在录音室里，构思歌曲。乐队那天早上演了十几首歌，包括《爱的信息》《西班牙城堡魔法》《狐狸精》和《伏都之子》。尽管观众已经减少到只剩下3万人左右，亨德里克斯表演的样子却仿佛音乐节还处在巅峰时刻似的。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他在演出中的纵火举动把伍德斯托克推向了最高潮，那是在他独奏《星条旗永不落》的时候发生的。

我特别记得他演奏这首歌的样子。如果你听一下刚开始的几个音符，你会发现我还在跟他合奏，接着我就说：“等一下，我还是别弹了——咱们没排过这首歌。”那场演出多精彩啊！吉米的独奏多棒啊！我从来没听到过能与之匹敌的独奏。我们事先没有编排；只是跟着吉米的主音。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刻，它将永伴我的左右，深深地记在我的心里。

三首歌之后，亨德里克斯演完了，伍德斯托克就此转作历史。但是，它不仅被永远保存在唱片和电影里，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赋予整整一代青年的力量及其对社会的改造，已成为不朽。

推荐访问： 巅峰 伍德 时刻 斯托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