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人生角色的三次转变

苏联时期的城市，第一条主干道叫列宁大街，第二条通常就叫高尔基大街。高尔基这位苏俄文学的泰斗，一生曾有过多次“自我否定”的价值观大跳跃。对他的评价像来回烙饼一样不停地翻个儿。在1992年否定高尔基的浪潮中，高尔基、法捷耶夫等人的书作为“思想上有害的作品”被一些愤怒者付之一炬。他曾被誉为“革命的海燕”，又因在十月革命成功后与列宁发生冲突，成为“不合时宜者”的代表。按理说，不能接受列宁式的革命，就更无法接受斯大林模式的那一套，但奇怪的是，他却在斯大林的召唤下回国，并成为吹捧斯大林体制的“御用作家”的领军人物——“红色文豪”。有人形容，高尔基这只“海燕”“变成了一只诱捕不同观点野鸭的家鸭”。他是不明就里，还是思想误入迷途？是圣徒还是犹大？

从“海燕”转变为“不合时宜者”

高尔基原本是草根作家，1905年以前，他基本属于文学圈内人。他的政治观点是改良主义，与知识界主流思想一样。但他同情革命，伸张正义，是革命者的私人朋友，同时又是反对暴力革命的人道主义者。1906年初，他去了法国和美国。美国是个市民社会，本国作家也不像欧陆国家那样被尊为“文豪”，作家的地位不如白手起家的富人、实话实说的政论家、思想家和名记者。高尔基在资本主义社会受到“冷遇”，这使他的思想迅速左倾化。用苏联时期的语言说，在列宁的帮助下，高尔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革命性大大增强。小说《母亲》《仇敌》《夏天》《忏悔》，反映了工人运动，高尔基从布尔什维克的同情者转变为布尔什维克狂热的拥护者，从追求个性解放变成要求个性服从集体的集体主义崇拜者，从主张用仁爱的办法解决社会问题变为赞成暴力革命。也有人认为，高尔基的转向与他私人生活有关。此时他与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女演员、交际花玛丽娜热恋，被列宁称为“奇人”的玛丽娜美貌，而又热衷于革命冒险活动，还是一笔遗产的执行人，她点燃了高尔基心中的革命烈火。1907年，高尔基以独立代表身份参加了在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此后他成为比列宁更为激进的“极左”活动家。当时的极左派，如卢森堡、托洛斯基等人的政治经济主张虽然激进，但主张党内民主、自由争论，反对列宁强调的集中统一的帮会式“铁的纪律”。托洛斯基之所以1917年5月才加入布尔什维克，以及高尔基一度认同孟什维克，都与此有关。

十月革命时，高尔基基本上是站在孟什维克的立场上看待这场“革命”。尤其在新当权者开始封杀孟什维克后，高尔基用募捐主办的《新生活报》便成为孟什维克声音的主要来源。这些言论在高尔基的文集《不合时宜的思想》中比比皆是。如果不是事先知道这些恶毒的语言出自高尔基之手，很难与“无产阶级作家”联系起来。这时高尔基与布尔什维克的关系完全不是战友，即使不是对手，也存在巨大分歧。《真理报》经常发表以工人名义反驳高尔基的文章，但高尔基不为所动。高尔基承认俄国社会变革是必要的，但是他认为人道主义的理想在革命中发生扭曲，在不择手段地使用暴力和对待文化遗产及科学家等问题上，他不断与布尔什维克发生冲突。

列宁对高尔基一直比较客气，在高尔基和有关部门发生争执时，列宁经常偏向高尔基。对高尔基要求释放某某的求情，列宁也给过他面子。但列宁一再提醒他不要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站在一起，高尔基不听。列宁还多次建议高尔基到下面走走看看。

1921年，不满苏维埃政权的高尔基出国，先在德国，后在意大利长住，一去就是10年。

回国之路：转向“合乎时宜”

在意大利，高尔基的日子并不好过。居住意大利的白俄侨民仍把他视为可恶的“革命海燕”。墨索里尼上台后，他处于被监视中，厨师就是警察局的人。高尔基没有打算久居意大利，没有安置家产，他是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俄国的。客居他乡、年老的高尔基思乡之情越来越浓烈。看到苏维埃政权不仅生存下来，而且正在日益发展壮大，他开始懊悔当初的情绪化。他在给罗曼·罗兰的信中说，苏联“进入了新生时代”，“国内生活的进步越来越显著，从旁观的角度可以进行比较，俄国共产主义领袖们的惊人毅力令我叹服”，“我相信他们可以找到阿基米德支点”。他开始从“不合时宜”的立场上退了下来，从过去谴责布尔什维克的独断专横，转而赞同党的“一元化”和“政治一致性”。

1924年列宁去世后，苏共党内渡过了一段集体领导的“政治空白期”。随后，斯大林相继展开与托洛斯基、布哈林等的党内斗争。因高尔基与列宁的私交甚厚、且出国后的政治立场比较超脱，党内斗争的双方都在争取高尔基的支持。斯大林很重视高尔基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及其活动能量等“软实力”。他在党内根基不稳、合法性不足的情况下，非常需要列宁的“挚友”为自己增添政治砝码。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高尔基在伦敦存放有大批档案，谁都不知道这些档案具有什么样的杀伤力。高尔基作为党内斗争的重要资源而成为各派争取的对象，这样，高尔基高调回国便成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事件。

斯大林指示新闻出版局局长做一些铺垫工作。1927年10月27日，《消息报》以“向高尔基致敬”为名，宣布成立庆祝高尔基文学创作35周年和诞辰60周年组委会，原来组委会名单只是一些文化人，后来除斯大林外全部党内高层都出场了。1928年，又纪念高尔基从事文学活动36周年。苏联国内似乎忘记了高尔基那些“不合时宜”的言行，把他说成“十月革命的坚决捍卫者”。

1928年，苏联人民委员会颁布命令，表彰高尔基“与反对世界上第4-苏维埃共和国的敌人进行斗争中做出的巨大贡献”。同年，苏联人民教育委员会、全苏共青团、全苏职业协会、政治教育委员会等五大部委，联合发布关于举办纪念高尔基活动的决议。莫斯科市委以致全市人民公开信的形式。要求普及高尔基的作品。各地都成立纪念委员会。对此，很多人大惑不解。一个作家为什么会享受到那么高的荣誉？1928年也是托尔斯泰诞辰100周年，比较对两位作家的纪念活动，托尔斯泰简直不算什么。当然也有人记得当年高尔基的言论，一些国内的文学组织就反对当局夸大其词的赞扬，但这些不同的声音对斯大林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苏共以中央委员会名义作出决议，认定对高尔基的攻击是“胡作非为”，并对一些人进行了组织处理。

于是，高尔基的回国之路异常通畅，国家元首般的礼遇让高尔基感激涕零。西方报纸看出了其中的端倪，认为举全国之力迎接一位作家回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高尔基成为苏共党内斗争的“棋子”，“各派指望利用高尔基的招牌和声望加强自己的影响”。尽管高尔基没有像十月革命后那样“口无遮拦”，小心翼翼地保持中立态度，但毫无疑问，他与斯大林走得更近。苏联政府为高尔基在莫斯科河畔建造了一座豪华住所，但大部分时间高尔基都住在距莫斯科100公里的斯大林别墅的附近。高尔基成为唯一可以随便去见斯大林的人。他们“一个叼着烟斗、一个吸着烟卷，单独聚在一起，喝着葡萄酒，一谈就是几个小时”。

高尔基很清楚，他的回国是与斯大林有条件的交换，他与斯大林是“主仆”关系，回国的一切优惠都是“主人”的恩赐。他在日记和信件里称斯大林为“主人”，经常有“没有机会和主人谈话”，“因为主人身体不适，没有到我这里来，我明天要去看望主人”等文字。斯大林深知高尔基，他说：“高尔基虚荣心强，我们应当用粗绳索把他拴在党的身上，我们要用荣誉把他拴住，让他知道，如不听话就会失去很多东西，高尔基只要上了这个套，我们就要加以利用。”

红色文豪：马戏团的“丑角”

高尔基参加斯大林的政治游戏就注定要转变价值观，从30年代开始，高尔基对斯大林谄媚的用词逐步升级。1931年，他写到斯大林时，用事实叙述的笔调，如“斯大林同志说……”；1932年开始用赞扬的定语，如“列宁的忠实、坚定的学生”，“我们的领袖”，“列宁的继承人、其能力日益增长的、强有力的领袖”；1934年则用“斯大林在世界的作用和意义，增长的越来越快”，斯大林是“第二个列宁”，“您是伟人，真正的领袖，苏联的无产阶级是幸福的，因为领导他们的是一个在逻辑力量和永不枯竭的精力方面，都堪称第二个伊里奇的人”。高尔基成为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奠基者。

从1928年5月到1933年，高尔基每年回国住5个月左右的时间。在这期间，托洛斯基、布哈林先后被斯大林打败。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的“清洗运动”。高尔基曾经在意大利给斯大林写过一封长信，在承认斯大林权威的前提下，委婉地表示了对党内斗争的不理解。这时很多人希望身在意大利的高尔基能像十月革命后那样，以他犀利的笔锋发出“正义的怒吼”，出人意料的是，高尔基自投罗网，甘心成为“斯大林的玩物”。现在大量公布的档案资料证明，高尔基的转变基于两方面原因：首先是自身人格底线的崩溃，沾染权力后独立性的丧失，用他自己的话就是“对没有实际效果的文字抗争的厌倦和绝望”。他承认，如果你不愿向制度作出妥协，你休想从那里得到任何东西。其次是他的虚荣，在国外的寂寞与回国后鲜花簇拥、众星捧月般的迎来送往，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享受了任何作家生前都没有享受到的荣誉，他认定苏联才是自己的家园。为了回国和自己的利益，政治立场是可以改变的。

斯大林急需高尔基还有另外的谋略。苏俄已经没有了沙俄晚期文化的辉煌，而塑造革命史高尔基是最恰当的人选。斯大林还知道，俄国知识分子问题要比党内斗争复杂，党可以靠“铁的纪律”约束，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传统，要改变知识分子独立思考、与政权对立的习惯，让他们成为党的传话筒，需要一个有权威的知识分子做表率才更有说服力。请高尔基回来，在制服知识分子方面可以起一种特殊作用。为此，斯大林下了很大功夫。只要高尔基踏上国土，就注定要扮演斯大林所希望的角色。罗曼·罗兰称回国后的高尔基像一只“鼻孔穿上铁环的老熊”、马戏团的“丑角”。茨威格则说，高尔基很清楚，全世界都等他证明。苏联等着他替他们说话，赞扬那里发生的一切，另一些人则等着他谴责，接下来要看高尔基的选择了。

1930年11月15日，《真理报》《消息报》同时发表高尔基最著名的政论文章《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这句话后来成为“时代语录”，连斯大林也一再引用。1933年，高尔基带领一群作家，到以政治劳改犯为劳力的“白海一波罗的海运河”工地，写了一本书《以斯大林命名的白海一波罗的海运河建筑史》，高尔基任主编。他在前言中大肆赞扬“国家政治管理局”和“契卡工作人员”，以强制劳动的方式把苏维埃社会的敌人改造成“新人”，闭口不谈上千万人惨绝人寰的命运。索尔仁尼琴说，高尔基成为“俄国文学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颂扬奴隶劳动”的人。斯大林授予高尔基“列宁勋章”，但还要从他身上得到更多的东西。

斯大林在党内确立领袖地位后，也需要为自己树碑立传。已经组建的几套班子都没能写出理想的效果。斯大林看到高尔基在《运河建筑史》中表现出来的“创作”才能，于是钦定，由他主编多卷本的《苏联国内战争史》。高尔基欣然领命，他说，我们的历史是无产阶级革命壮大和创造的历史，“真实性”必须让位于“政治陛”。但合作的史学工作者并不认同，高尔基抱怨作者们“颇为勉强”“似乎在完成一项困难而不愉快的作业”。这部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齐名的史学名著，从1932年开始编写，第一卷在1938年才出版，那时高尔基已经去世了。全书到1960年代才出齐。当时斯大林对高尔基寄予厚望，准备再让他主编工厂史、农村史等，把他扶植成苏联史学的大总管，以对文学的改造模式改造史学界。但高尔基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没能完成一部官修历史著作。

从普罗米修斯到流氓？

斯大林还要高尔基为自己写一部传记。他急切企盼一本颂扬他的书。高尔基是列宁的朋友，国际知名的大作家，如果由他执笔写斯大林传记，比任何丰碑都更有说服力。为了这部书，斯大林有时不得不迁就高尔基，但高尔基始终没有写。他的理由是正在集中

精力创作《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斯大林明白他是不想写。高尔基为什么不想写呢？1933年以后，高尔基“因健康原因”不再被允许出国。实际上，他回国以后的一切行为都在被监控之中。他与别人的通信，第一阅读者是国家安全局，他能阅读到的《真理报》是为他一个人印制的，秘书是他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电话、信件、出行与接待来访都由他控制着。高尔基不精通外语，安全部门为他专门翻译“外国舆论”。1935年，在高尔基病重期间，斯大林通过他的前妻拿到了他存放在伦敦的档案。高尔基的日记也落到秘密警察头子雅戈尔的手里。高尔基明白，他从来没有获得过完全的信任，当工具要视主人的需要而定。有论者说，不为斯大林写传记，是高尔基还有一点抗争的证据。

在高尔基病重期间，《真理报》像当年列宁病危时那样，定期发布作家的病情，斯大林曾探望三次。1936年6月，68岁的高尔基去世，斯大林为其送葬，官方评价的调子不能再高了。应邀参加追悼会的法国作家纪德一语道出真谛：“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各国的大作家几乎都是造反者和不安分的人，在苏联头一次，大作家也不再是反对派分子了。”

高尔基曾经是“海燕”，这与他后来的“家鸭”形象形成对比，令人难以置信。如果高尔基没有过去那些深刻入骨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人们或许会谅解他后来的“愚忠”和“受骗”；如果他后来只是一般地应景和随大流，人们或许也会谅解他被迫放弃过去的思想是出于无奈。但是，他是什么都看得透彻的明白人，回国后大讲那些他不可能真信的、与过去截然相反的话，而且那么起劲，这究竟是为什么？高尔基年轻时曾写过一篇叫《从普罗米修斯到流氓》的文章，痛骂俄罗斯知识界整体的堕落。现在，是否可以把这句话套在他身上呢？

选自金雁著《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金雁，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秘书长。

《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一书，全景式、立体化地展现了100多年来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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