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特立及其科技思想

关键词：徐特立；延安时期；科技思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科学研究；科技人才

摘要：徐特立在长期的求学所程和教育实践中与科学技术结T3"不解之缘，尤其是在延安时期，他曾亲自参与创建、领导我党的早期科技事业。与此同时，他系统阐述了科学技术的本质、价值及其发展规律，提出了科技为现实服务，实行科研、教育、生产三位一体，重视科技人才引进与培养等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方针政策，形成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科技理论。这些科技思想和理论见解深刻，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对于今天的科教兴国事业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中图分类号：K827；G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10)04－0115－06

徐特立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革命教育家”、毛泽东同志的授业恩师，抗战时期的“延安五老”之一，有“坚强的老战士”、“革命圣人”之誉。多年来，学术界对他的教育实践及教育思想已进行过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至今仍少有人知道，徐特立也是我党早期科技战线的领导者，在民主革命时期有过丰富的科技工作领导经历，曾提出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科技理论。这些理论对于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

一

在求学历程和教育实践中，徐特立与科学技术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是其科技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基础。徐特立1877年生于湖南善化(今长沙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9岁时人蒙馆读书。私塾先生教授的“四书五经”没有引起他的学习兴趣，但朱柏庐浅显易懂的《治家格言》使他颇受启发，主张破除一切执著、不立语言文字的禅宗语录也让他甚觉新鲜，这些促使他初步养成了“善于反思的习惯”。16岁时，因为家贫他不得不结束正规的读书生活，开始一边劳动，一边刻苦自学。因祖父曾业中医，他尽读祖父遗留下来的医书，并一度打算以医为业。在此过程中，他初步接触到生物学、矿物学、化学等科学知识以及中国医学著作中闪光的哲学思想。但他逐渐发现中医理论往往与卜卦算命堪舆、阴阳五行学说混杂在一起，因而又决定放弃读医行医。不久他转而攻读汉学，熟读张之洞的《輶轩语》和《书目答问》等书。与此同时，他目睹旧中国“科学教育委之于书商、军事秘密谋之于外国顾问”的落后状况，深为愤懑和忧虑，渐渐产生了质朴的科学救国和教育救国愿望。他以惊人的毅力博览经史子集和天、算、地方面的书刊，尤其是经常昼夜攻读《算学启蒙》、《九章细草图说》、《周髀算经》、《尧典注》等古代算学典籍。古算术中“圆出于方，方出于矩”、把方圆统一起来的理论，激起了徐特立追求科学的极大兴趣，并使他意识到必须“粉碎学科学的教条”，要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细究自然科学”。

1898年，徐特立制订出一个“十年破产读书计划”。他将祖上留下的几亩薄田相继变卖，用以买书供读。经此苦读，徐特立成长为一个知识渊博的知名学者。他到长沙周南女塾担任教员时，除主教国文外，还兼教地理、历史、数学、化学等课程，可谓全才。这时的徐特立不但国学素养深厚，而且广泛涉猎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对近代自然科学也有一定了解。他已经比较系统地掌握了经典力学和高等数学中的部分内容，但同时亦承认：“还未弄通牛顿的绝对时空观”，且对“莱布尼茨仍觉陌生”。

“五四”运动期间，43岁的徐特立毅然赴欧洲勤工俭学，以考察教育和学习科学技术为主。他在致朱剑凡的信中明确表示：“特立习数理，非欲成一数学家，不过从此预备研究科学也”。1921年，徐特立以优异成绩考入巴黎大学，潜心攻读了两年的数理化课程。之后，他又去比利时、德国学习，在9个月时间里顽强地学习了天文学、生物学等课程。在留学期间，徐特立注重将观察实验与理论思维结合起来，他在巴黎大学学习物理学就基本上是在实验室里进行的。另外，他敢于打破因循守旧的思想，主张大胆创新：“我的数学不成一家，就破除了一切成法，反对把算术和几何截然分开，反对把教几何从离开立体的平面起，而使点线面成为纯思想的东西”。

1924年，徐特立回国，随即到湖南继续从事教育工作，同时参加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这期间他开始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于192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党派徐特立到莫斯科中山大学高级理论班学习两年。在此期间他系统攻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其中包括《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学习经典理论，使他“顿开茅塞，耳目骤然全新”，开始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审视科学技术问题。1930年回国后，他又阅读了《费尔巴哈论》、《机械论的唯物论批判》等著作，并写下大量读书心得。

1930年底徐特立进入中央苏区后，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副(代)部长。他在领导苏区的教育事业时，把科学技术教育放在应有的位置，亲自主编《自然常识》、《农业常识》等教材，在苏区普及科学常识，传授生产技能。

经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徐特立继续担任教育部(厅)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等职，是陕甘宁边区教育事业和科技事业的直接领导者。徐特立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主张进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统一问题的研究”。他经常带头讲授《自然辩证法》、《自然科学概论》及数理化科普知识，带头成立自然辩证法学习小组，积极推动成立“延安新哲学会”、“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等学术团体。他是当时中共党内学习自然辩证法理论的权威，不但艾思奇、郭化若等理论工作者经常登门求教，连毛泽东在中央秘书处召集的哲学漫谈会，也常常请他去答疑解难，人们亲切地称他为“革命的老学究”。在1941－1944年间，徐特立亲自领导创办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所培养科技人才的理工科高等学府——延安自然科学院。在这里，他把边区各领域的科技力量集中起来，研究、推广生产和军事上急需的各种实用技术，为边区培养大批急需的技术干部和科技人才。我党领导下的科技事业由此正式建立起来了。

1944年以后，徐特立虽然不再直接担任科技方面的领导职务，但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着党和国家科技事业的发展，直至1968年逝世。

二

徐特立关于科学技术问题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延安时期，这也是他的科技思想走向成熟的时期。在延安的窑洞里，他撰写了《数学辩证法》、《怎样进行自然科学的研究》、《怎样发展我们的自然科学》、《祝(科学园地)的诞生》、《对牛顿应有的认识》等大量著作，系统地阐述了他关于科学技术的基本思想。

徐特立认为，自然科学“只是客观的逻辑主观化，即自然的规律被人类正确地反映而转化为科学。其局部的、非系统的反映即为经验或常识而非科学，经验或常识丰富起来或迟或早必然会转化为科学。但一切没有原则化的经验，在某一狭隘的具体问题上虽然常常较之一般的科学内容丰富，因为缺乏对于自然系统的了解，换一时间或换一地点即

茫然无知”。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徐特立已认识到科学的本质，认为其内容是客观的，是“客观的逻辑”，即“自然的规律”；其形式是主观的，是知识体系的结晶。这种认识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毛泽东就有过类似论述：“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显然，毛泽东和徐特立在这里所讲的“科学”都是广义的，是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徐特立曾明确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是一个最高的原理的科学”。他还指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系的过程，经济是必然的媒介物，是唯一的桥梁。”。

徐特立对自然科学的定义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把科学与经验、常识做了严格区分。他意识到经验和常识只是感性认识，而科学是理性认识，是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徐特立强调了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极端重要性。他举例说：“例如有经验的工人作长期的专门工作，对于他们的专长的了解，有时超过了领导他的工程师，但知其一不知其二，仍然脱离不了工程师的领导。”因为工人的经验再丰富，也只是不系统的感性认识，而工程师则对事物有系统的把握。徐特立进一步指出：“经验是科学的出发点、基础和萌芽”，“把经验提高到科学，有它一定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是认识上的一大飞跃，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徐特立接着阐述了科学作为一种客观真理的性质，指出科学都是由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发展着的，“它是相对的(从发展过程看)，又是绝对的(从符合于客观发展规律上看)，又是具体的(从应用于某一时的具体事物来说)”。徐特立的这些论述显然与毛泽东《实践论》中的观点高度一致，表明他已经领会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精髓。

徐特立提倡科学，还特别注重对科学方法的介绍和宣传。首先，他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方法论阐释了科学方法的性质、对象及作用。他指出，就性质而言，科学方法是完成科学任务的“手段”或“思维技巧”，因此，“科学方法应该与科学的任务一致。实际上就是理论与实践的一致”。就对象而言，科学方法是人们认识与改造自然的正确行动原则；就作用而言，科学方法是“发展智力的有力杠杆”，一个人有了正确的方法后，其“智力较之过去是不能比拟的发展”，以至“读书总是费力少收获多”，因而方法比知识更重要。其次，徐特立详细介绍了科学方法的主要内容，他把科学方法划分为两个层次，即唯物辩证法(“唯物的科学方法”)和各门科学的特殊方法(“各科方法”)，并创造性地将两个层次的方法统一起来，提出了许多在今天看来属于“中间层次”的科学方法，即自然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主要包括古今中外法、历史批判法、科学抽象法等等。徐特立认为，古今中外法是“把古今结合，中外结合，变为我的”。这不仅是史学家、哲学家普遍运用的方法，也是自然科学家推崇的一种方法。例如牛顿就善于运用这一方法，“凡是伟大人物，他之所以能够创造出新的事物，都是由于他吸收了过去人类历史的知识遗产而来的”。所谓历史批判法，就是“带着批评的精神，带着克服旧学说的精神”，通过消化、批判来融会历史材料，“驾驭”历史遗产。科学抽象法就是透过现象、深入里层，抽取出事物本质的过程和思维方法。徐特立还介绍了科学分类法、系统方法等研究方法，以及定量有恒法(“经常不断，持之以恒”)、勤动笔墨法(“不动笔墨不读书”)、“由博反约”法、熟读深思法等学习自然科学的方法。

科学价值观是科技思想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徐特立的见解十分深刻。他把科学技术与综合国力联系起来，发出了充满激情的礼赞：“科学!你是国力的灵魂；同时又是社会发展的标志。”他还指出：“科学和技术是国力主要因素之一。它具体表现在国防上、经济建设上，同时对于政权能否集中也以科学技术发展的程度为指示器。”正是出于对科学技术巨大价值的笃信，徐特立一生关注科学，重视科技事业和科技教育的发展。在中央苏区主管教育时，他既重视马列主义教育，也不放松科技教育。他要求各地列宁小学要安排足够的时间教授自然科学知识，要求对普通群众的教育应以“业务教育”(即生产技能教育)为中心。到达延安后，徐特立更是一心扑在根据地的科技事业上。他到处演讲，带头撰写文章，呼吁注重科技事业发展。他指出：我们应该汲取中国过去因为没有科学技术而遭受无穷磨难的惨痛教训，现如今，“日寇把握着现代的科学与技术，士兵的文化程度比较高，教育又已普及，因此在各种斗争技术掌握上，常占着某些优势”。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从现在起，一切都需要自力更生，一切关于科学技术的问题都要一件一件从头做起。

徐特立不仅认识到科学技术对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同时也认识到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的依赖性。他指出：“一切科学都是建筑在产业发展的基础上，科学替生产服务，同时生产又帮助了科学正常的发展。技术直接地和生产联系起来，技术才会有社会内容，才会成为生产方法和生产方式的一部分，才会使科学家的眼光放大，能照顾全局。”“生产是教育的内容，同时也就是科学的内容，如果科学离开了这一内容，那么物理学就会成为马哈主义，成为经验批判论的神秘，而数学的空间也就会成为康德的先验论。”在这里，徐特立阐述了科学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科学离不开生产，生产是科学发展的动力。他在评价牛顿时说，牛顿的成功是“由于具备了两个基本工具：第一个基本工具是数学，第二个基本工具是当时发达了的工厂手工业，天文、航海运输的经验。这两个工具就是：一个是生产，一个是学术。牛顿拿数学来综合生产的经验，就产生了他的力学，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结果”；“牛顿时代有工厂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这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原动力”。

科学技术与政治、与社会制度的关系是徐特立经常论述的一个问题。他认为：“目前的资本主义特质是提倡宗教及观念论的空想和欺骗，否认科学的真实，同时为着技术与战略的目的，科学广泛地在实际上应用，其根本反科学的观念努力输入通俗文化内。”也就是说，反动统治阶级虽然往往有技术上的暂时需要，但从根本上是反对科学、阻挠科学进步的。“占统治地位的金融资本家，他们不依靠生产，而依靠投资，因此对于科学和技术不感兴趣。……至于买办，传统的习惯性，必然会使其忽视科学技术的独立，一切重要技术问题如国防，一概依靠外国顾问。”“真正的改造世界，终属之于先进的政党及其人民。”这就是说，科学技术的真正进步是需要一定社会政治条件的，科学技术只有掌握在人民的手里，才能获得充分的发展，并为人类服务。徐特立明确指出：“前进的政党必然把握着前进的科学”；前进的国家与前进的政党“不独应该把握着全国的政治方针，还应该把握着全国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方针”。在《祝(科学园地)的诞生》的社论中，他满怀激情地写道：“科学!你诞生在新民主主义制度的边区。你偕着前进的政治一同前

进。政治为你扫除一切发展上的障碍，你也为政治增加着政治上一切物质基础。”

三

徐特立不仅对科学技术的本质、功能与价值、发展规律等基本问题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而且还阐明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发展科学技术的方针政策，主要内容有：

第一，科学技术必须为现实服务，必须以适应边区经济建设和军事斗争之需要为目的。这是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重大原则和指导思想。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施政纲领就明确规定：一切科学研究都应该“服务于发展抗日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以达坚持长期抗战增进人民福利之目的”。朱德在一次报告中也指出：“现在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的抗战建国过程中，不论是要取得抗战胜利，或者建国的成功，都有赖于科学，有赖于社会科学，也有赖于自然科学。一切科学，一切科学家，要为抗战建国而服务，而努力。”徐特立认真贯彻这些思想，并明确指出：“我们的科学应该替抗战建国服务。无论是一般的研究，专门的研究，理论的研究和技术的研究，其总的任务只有一个：即在物质上加强和扩大我们的抗战建国的力量。我们不是为科学而研究科学，不是企图在科学上争取地位造成特殊的科学家，因为目前还是处在全面战争的时期，还是技术落后于敌人的时期，还是处在后方区域狭小和经济落后的地区。财力、人力和一切经济力量还十分赶不上抗战建国的需要。……因此我们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无论在高深的学理方面或粗浅的技术方面，总的任务是为着生产，为着解决抗战的物质问题。”

作为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徐特立并非不知道科学的广泛意义。他在一篇社论中曾经这样写道：“科学的中心任务当然是经济建设，在目前对于军事建设更为必要。至于科学对于启蒙运动和理论水平的提高，却是永久的远大事业，目前并不是迫切的问题。”显然，在那个艰难困苦的岁月里，提倡科学为现实斗争服务是一个务实的选择。

第二，必须实行科研、教育、生产三位一体的方针。徐特立指出：“科学教育与科学研究机关以方法和干部供给经济建设机关，而经济机关应该以物质供给研究和教育机关。三位一体才是科学正常发育的园地。”他以苏联为例加以说明：“苏联的农业试验场负有指导地方农业的任务，不仅是技术的指导，而且是经济的指导，不仅负有科学上的责任，而且负有生产上的责任。因此他们的农业科学就成为广大群众的要求，经过千百万人的手和脑加以证明、加以发展……在理论的技术的经济的结合下，消灭了一切狭隘的经验和成见，一切生产的行动都成为合理化。”他又推崇医科大学的做法，认为：“目前我们的科学教育，有系统的进行，要推医科大学，因为他们的科学直接关系他们的医疗，病人就是他们科学的校正者。”可以看出，徐特立提倡的科学、教育、生产三位一体，实际上就是强调理论与实践一致。他强烈呼吁：“农业试验场必须设立在有经济意义的农场中。化学实验应该试验羊毛退油以帮助纺织，进行有目的的实验，有生产关系的实验。这就是理论与实践合一的最高原则”。

要实现科研、教育、生产三位一体，还必须加强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徐特立在1942年自然科学院教育方针大讨论中提出：“要与军工局、建设厅等机关所属的各工厂农场密切联系起来，把理论与实际做到真正的联系”；“可以成立一个‘学校管理委员会’，各工厂、农场的负责同志，也作为主人翁参加，彼此面谈，工厂、农场需要哪一种人才，学校就培养哪一种人才。以后，我们和军工局、建设厅、自然科学研究界等，必须彻底消除成见，解决彼此间的困难问题，达到延安自然科学界的亲密团结”。

第三，必须重视科技人才的引进、培养和使用。发展科学技术，人才是关键。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制定了有关专门人才的引进、培养和使用政策，十分注重专门人才的吸收和引进，徐特立便是这一政策的积极推动者和忠实执行者。他曾谈到我党的科技人才与友党相比是“小巫见大巫”，与侵略者日本相比更是“落后甚远”，因此我们在技术斗争方面常常处于劣势。他指出：我们拥有的是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经济政策，而缺乏的是专门技术人才和科学人才，“所以我们除政治外，没有足以自夸的东西，虚心学习朋友的东西，应该是我们学习的基本态度”…。他要求党员干部改变总是认为科学技术干部在政治上不行的看法，提出：“党员应该向非党员学习，干部应该向群众学习，政治干部和技术干部应该互相学习”。

在主政延安自然科学院期间，徐特立结合实际提出过一系列培养和使用科技人才的具体主张。其一，政治上高度信任。当时许多科技人员来自国统区，不可避免地带有旧社会的思想影响，徐特立提醒党员干部要满腔热忱地帮助他们，不可采取歧视态度。其二，工作上大胆使用。他提出，对科技人员的使用应注意依据他们的技术水平，适当地分配工作，给予适当的条件，尽可能购置他们所需的科学设备，在战时努力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其三，生活上实行优待。徐特立主张按照科技人员的学历程度、工作经历长短、技术水平高低，切实落实党中央所规定的科技人员的相应待遇，这些待遇包括津贴、伙食、日用品发放、病员补助、保健费、家属安排等方面。

第四，必须重视普及基础知识，必须鼓励学术争鸣。针对根据地及解放区科技基础极其薄弱的现状，徐特立指出，我们发展科技事业应该优先普及基础知识，只有具备了一定的基础知识，才能随时应付根据地建设上的多方面需要。他在主持自然科学院工作时，适当延长了学制，调整了课程体系，规定从中学到大学一年级都是学习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安排到大学后两年学习。他指出：在边区往往一个工业部门就要求你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因此若是缺乏最基础的科学知识，而只有专业技术的话，必然会行不通；而且“过早的专门化知识就只能守成不能创造。在边区新的环境下，如果只有普通科学基础不够的专门家，想把科学推向进一步是不可能的”。徐特立还主张积极营造宽松的学术氛围，随时展开学术上的讨论。他强调开展争论对于推动科技进步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认为只有争论才会有新的理论产生；他要求大家摒弃派别上的偏见，尊重学术上的真理。从中央苏区到延安，他都一直呼吁中西医合作，认为“西医有读中医的医案的必要”，中西医合作，不仅可以解决目前的困难，还可以“创造新的药物”。

第五，必须重视各科技部门的协调合作和集中统一领导。徐特立指出：“前进的国家与前进的政党对于自然科学不应该任其自发的盲目的发展，而应是有计划的有步骤的发展。它不独应该把握着全国的政治方针，还应该把握着全国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方针。尤其在中国，科学和技术落后，人力物力财力亦有限，且当着战争的破坏和封锁的严重时期，更不容许有无组织无计划的行动，在政治方面如此，在科学技术方面也应该如此。”徐特立认为，科学技术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就必须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比如在科技教育领域，就应该统一决定教育方针、课程标准和学校系统。他的具体设

想是：党在总体上进行原则领导，下面由教育机关、科学领导机关和群众性学术组织分工合作。他指出：“关于科学发展的组织，除教育机关以外，还须有领导机关，如英国的皇家学会，法国的Academie，苏联的自然科学院等，且需有群众性的学术机关，如边区的自然科学研究会等。怎样分工?怎样联系?都须由先进的党在原则上领导。”

除以上几个方面外，徐特立还阐述了科技发展中的提高与普及、继承与创新等问题，以及走大众化的科技发展之路等主张。总之，他的科技思想博大精深，内容宏富，构成了一个严密的科学体系。

四

徐特立关于科学技术的精辟论述和独到主张，为我们今天学习、研究、发展和运用科学技术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和经验，值得我们总结、继承、吸收和发扬光大。徐特立的科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是毛泽东思想中科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他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建立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础之上，尤其是建立在自然辩证法原理基础之上。他是我党最早学习、宣讲自然辩证法的主要人物之一，是延安时期这方面的权威。另一方面，他对科学技术问题的思考又是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来进行的，如何提升革命力量，如何促进抗战建国是他研究科技问题的出发点，因而，其科技思想既有鲜明的民族性，又有极强的实践性。

作为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重要精神遗产，徐特立的科技思想对此后中国共产党及新中国的科技思想、科技政策有着深远影响。他关于科技本质、价值及其发展规律的论述闪烁着智慧的光芒，给人以启迪。他赞颂科学是“国力之灵魂”、“社会发展之标志”，这令我们不能不联想到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江泽民的“科学技术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等论断。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这些科学论断印证了徐特立的真知灼见。他提出的科技发展方针也有许多一直被党和政府所吸收采纳，比如，强调科技为现实服务，不赞同为科学而科学，主张科研、教育、生产三位一体，实施统一领导下的大科学战略，要求重视基础知识，鼓励学术争鸣，等等。这些主张不但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被保留和沿用，而且在今后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推进科技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伟大进程中，仍将发挥借鉴和指导作用。

推荐访问： 思想 科技 徐特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