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马由缰

不可思议！

冲口而出这句感慨时，我正挤在成都王府井电影城购票窗口前，排在几条还算有序的买票长龙之一龙中，等待购买《让子弹飞》的票。几时看电影需这样排队？记忆早已淡如褪色的梦，最近的也要追溯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眼盯着前面蜗牛般挪动的人流，身受着大厅内各种嘈杂声音，以及爆米花、饮料、过足暖气的冲击，思虑着这慢悠悠的排队所无谓消耗的时间，我不胜其烦，却又感慨万端。进购票大厅，一看见那过江之鲫般攒动的人头和几路都排有好几米长的纵队，我就想撤退，但踮了踮脚，又忍住了：自从知道这部影片是由姜文执导，改编自马识途的小说，出于一个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熟悉和敬重，出于以往对姜文作品的好感，便决定上映时一定要来看。电影如期推出。联系到影片强大的演出阵容以及种种浩大的宣传攻势，料定影片开映之初会有一波热潮。我这人向来不喜欢凑热闹，想错过高峰再去，故没去奔那首映，选了上映几日之后以为热潮已退的这个时候来，却怎么也没料到，这潮竟如此的热，如此持久！既来之，则安之。这样安慰着自己，遂定下心来规规矩矩排队。再没想到，等自己排拢时，最近时段的场次竟均已售罄，只有晚上11点以后的午夜场了。不可思议！简直不可思议！这些年看电影哪遇上过这情形？懊恼，沮丧，迷惑，好奇，以及无奈，顿时如燎原的星火袭上心头。罢，罢，罢，换个时候再来！因为那晚场，我等不起，不能选。一星期之后再去，想该潮退人稀了吧。孰料到了一看，与上次的情形并无二致。真是不可思议！是第三次 ，也就是说足足白跑了两趟，这《让子弹飞》才在我眼前“飞”起来。

诚然，个人的经历仅属一斑，但可以窥到一些全貌：据报道，《让子弹飞》上映首映日票房即突破3000万，短短11天就平了《阿凡达》4亿的票房，到目前为止，票房已达7亿。其间，其后，报上，网上，民间，媒体，各类影评不绝于耳。接着，作为电影来源的母体，小说原著，以及作者——已经96岁高龄的老作家马识途，也一破之前的平静，随着这股热潮，再次“热”起来。

缘起缘生

细心的观众也许都注意到了，电影《让子弹飞》制作系列“飞”出的第一行字幕是“影片改编自马识途的《夜谭十记》”。

不用说，这是一种对版权、著作权的尊重，却也是一种对原作者敬意的表达。

媒体报道说，首映日当天，姜文接受记者采访时声言：“能这样做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一个是科波拉的《教父》。”姜文还对96岁高龄的作家马识途表示感谢说：“没有马老阳刚十足的《夜谭十记》，就没有《让子弹飞》的成功。马老是我的保护神，古人有言，‘信马由缰（姜）’嘛！”

这仅仅是一种常规意义上的正本清源，原创与再创关系的陈述与梳理吗？恐怕不仅止于此。

据说，姜文对马老的敬重和与马老的缘分，是这样阐释的：那是在他拍了《鬼子来了》之后，心情比较郁闷。喜欢读书的他，有天读马老的书，猛然从书中读到这么句话，“无论发生什么事,什么时候太阳都照常升起”，他内心一震，很受启发，于是，诞生了那部《太阳照常升起》。那部电影不怎么被人看好，票房不高。姜文没气馁，发誓一定要找机会好好跟马老合作一次。后来，姜文果真再次钻进马老的作品里寻取灵感。

问及姜文何以会选中《夜谭十记》，何以会将《盗官记》改编成电影，马老直率地说，他也不知道。他所知道的事情经过是，两年多前，姜文和制片人马珂来拜访他，态度甚敬重，开门见山就说，想把他的《夜谭十记》改编成电影。至于是整部书还是其中的“一记”，当时并未言明。一年之后，正式签订影视改编权，也是签的整部《夜谭十记》。电影推出前，看到广告宣传，马老也只知道是改编自他的《夜谭十记》，到底是全书还是其中之一，他仍然不清楚。直到电影上映，看完全片，马老方知，电影选用的母本，是《盗官记》。

《夜谭十记》是马老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就开始创作的一部小说，中间因为地下革命工作，因为“文革”，几度遭遇毁稿，几度重起炉灶，直到八十年代初才完成，用某些媒体的话说，作品“在历史的天空中‘飞’了四十年”，1982年完稿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部长篇，借鉴薄伽丘《十日谈》的体例，采用四川民间摆龙门阵的形式叙事，借十个民国时期的小公务员闲暇时雅聚聊天的口吻，讲述了十个故事，一个故事为一记，分别为《破城记》、《报销记》、《盗官记》、《娶妾记》、《禁烟记》、《沉河记》、《亲仇记》、《观花记》、《买牛记》和《踢踏记》。每记独立成篇，情节内容互不关联，但时代背景大致相似——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主题也都切近——描绘那时的社会面貌，或者是轰动一时的官场奇案，或者是乌烟瘴气的社会闹剧，又或是市井小民的悲欢离合，以道说旧中国人世之苦，社会之丑，世象之怪，慨叹世事之乖谬绝伦，抨击社会之黑暗腐朽。各记篇幅长短不一，用力显得有些不均，但每一记的情节都跌宕起伏，曲折多变；语言也都亦庄亦谐，晓畅生动。

书稿完成时，正值欧风美雨在新时期的文坛劲吹之时。对于这不算新奇的题材、内容，以及民族化、传统化色彩浓厚的表现方式，能否得到读者的认可，马老当时尚有一些怀疑：“到底这部小说能不能赢得读者，（我）很没有自信。这部小说和现代流行的小说，无论在思想、题材、风格、语言上都很不一样，或者明白地说，陈旧了，落伍了。谁还想看这些几十年陈谷子烂芝麻的记录呢？谁还耐烦去听茶馆里慢吞吞地摆着的龙门阵呢？谁还喜欢这种粗俗的民间文体呢？”

但书的责任编辑，著名作家韦君宜却肯定地说，这部作品很有价值！看吧，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定然会散发出《十日谈》般的艺术魅力。果不其然，《夜谭十记》首版就发行了20万册。说到底，有时候，衡量文学作品有没有价值，陈不陈旧，落不落伍，市场、销量、读者是一种最直观的砝码。

其中的《盗官记》，早在1986年就由李华导演执导、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搬上过银幕，拍成了电影《响马县长》。那部电影，基本忠实于原著，演绎一个土匪买官做县长，主持正义，为民做主，后身份暴露，反被恶霸所害的故事。影片反响不错。遗憾的是影片将故事的发生地改在了东北——“响马”一词，本就是东北地区对土匪的叫法。而马老的作品，一个显著的特色是吸纳传统因素、融入地方风味。生于四川、长于四川的马老，作品中最浓郁的地方风味自然是四川风味。念兹在兹。至今，对尽力捕捉和表现滋养了自己的地方风味，仍然是马老对文学创作的一种孜孜追求。一谈到幽默、风趣的四川方言，一提及李劼人、沙汀等著名作家在作品中对四川风俗的生动展现，马老就兴味盎然，由衷感叹。

兴许正是注意到了马老作品的这个特色，姜文在将《盗官记》拍成电影《让子弹飞》时，出人意料地专门制作了一个四川话版。这个创意，这个做法，无疑是成功的。四川话版《让子弹飞》，不仅让四川人感觉很亲切很带劲，给电影增色不少；在听得懂四川话的外地人那里，也得到不少赞誉，说是“很给力”！

任何一个看过电影《让子弹飞》，又读了马老原著《盗官记》的人都会说，两者差异很大。确实，两者差异甚大。不论是时代背景——原著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电影则提前到了1920年左右；还是人物命运走向——三个主要人物，土匪张牧之在小说中是苦出身，反霸功亏一篑，反被抓住杀了头，电影中则是早期追随蔡锷的革命者，反霸马到成功，最后跟随弟兄们去了上海；小说中恶霸黄天榜被张牧之抓住在将要行刑时意外遭劫法场获救，对张牧之实施了反戈一击，电影中是成功遭到惩治，归了西天；师爷，小说中有两个，其一是尾随买官县长上任的，早被张牧之镇压，另一个是被张牧之抢来临时充任的，是故事的见证者，也是小说的叙述者，电影中也有一真一假两个，真师爷在遭张牧之劫持时当场毙命，假师爷即葛优扮演的买官县长，以捞钱为目的，在土匪张牧之和恶霸黄四郎中间投机，终中了黄四郎的地雷毙命；抑或作品的基调——小说是充满了悲剧色彩，电影则遍置喜剧效果，都不同。可以说，除了“反霸”这个主题两者的指向一致，故事的框架也基本相似外，两者完全就似一对相貌迥异的兄弟。

谈到当初姜文就电影改编征求他的意见，有什么要求时，马老说，“我很欢迎姜文把我的小说拿去拍成电影，我知道他会对原作有很大改动，但我还是支持他们放手去干。”

作品就像作家亲身孕育的孩子，有一种天然的护犊之情。电影对小说的改编，文学史、电影史上并不鲜见，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有作家亲自操刀上阵的，也有交由他手任人涂抹的。有作家，不愿意看见自己的作品被他人改得七零八落、面目全非，甚至干脆拒绝。马老怎么就这么放心，这么支持姜文的再创作呢？他说，之前他跟姜文从无交往，了解得也不多。但看过他演的《芙蓉镇》、《北京人在纽约》等片子。对他在《芙蓉镇》里的表演印象尤其深刻，感觉这是一个有思想，能对他表演的人物有深刻理解的演员，不简单，因而很放心。理解力、领悟力，有时体现着一个人的综合能力，所谓见微知著。这表现的固然是对人的一种认识，确也是一种大家气度的体现。电影出来后，看过这由《盗官记》衍生出的《让子弹飞》，被记者问及感受，马老笑着说：“威武雄壮，不错！”之后，还兴奋地题赠了首诗给姜文：

子弹飞来呈异彩，街头巷尾说姜文。芙蓉镇里显头角，纽约蜗居铸铁魂。联袂明星添大气，献美丽娘浥清芬。层楼更上导新片，银屏何人不识君。

无疑，对姜文对他的小说的再创作，马老持的是一种宽容和欣赏的态度。

传奇人生

“要说这本小说的素材收集和开始与酝酿,还要推到三十年代后期。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一个所谓职业革命家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做地下党工作。为了掩护,我不断更换我的职业。我当过教员和学生,也当过小公务人员和行商走贩,还做过流浪汉。在这中间,我和三教九流的人都有交往……他们给我摆了许多我闻所未闻、千奇百怪的‘龙门阵’。特别叫我不能忘记的是我还在小衙门时在机关里结识的一些科员之类的小人物。这些小人物,像他们自己说的,既无福上酒楼大吃大喝,又无钱去赌场吆五喝六,又不愿去烟馆吞云吐雾,更不屑去青楼寻花问柳。他们难以打发这煎熬人的岁月,只好三五结伙,或风雨之夕,或月明之夜,到人家里去坐冷板凳,喝冷茶,扯乱谭,摆龙门阵,自寻其乐。我有幸被他们引为一流,在他们结成的冷板凳会上,听到了我难以想象的奇闻异事。我才深知那个社会是多么乖谬绝伦,荒唐可笑；人民的生活是多么困苦无状而又丰富多彩；那些普通人的灵魂是多么高尚和纯洁……”

马识途在《夜谭十记·后记》中这段话，常被视为是对该作品创作缘起的一个绝佳阐释。是的，文学作品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是作家对生活的提炼和升华。然而，如海明威的“冰山”理论所言，很多时候，作品只是露出水面那八分之一可见的“冰山”，另外八分之七更多、更丰富的内涵都被掩藏在水面之下。这样说，不是说《夜谭十记》的创作风格也是简约的、含蓄的，跟海明威的相像，而是想说，作家马识途的人生，其实很具传奇色彩，他在《夜谭十记》里展现的，仅仅是“冰山”之一角。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马识途发表短篇小说《老三姐》、《找红军》等之后，就引起了当时的中国作协领导邵荃麟、张光年等人的重视，认定马识途是一位很有前途、功力深厚的作家，鼓励他多创作。之后，他根据自身经历创作了长篇小说《清江壮歌》，震动文坛，广受读者喜爱；再之后，他便在文学这条路上越走越远，短篇小说《接关系》、《最有办法的人》，中篇小说《三战华园》，长篇小说《巴蜀女杰》、《京华夜谭》、《雷神传奇》，散文集《景行集》，杂文集《盛世微言》等相继问世，成为蜚声海内外的著名作家，连续多届长达二十多年被选为四川省作协主席。“作家”于他，早已是一个当之无愧的称号。可是，他却一再表示，他是一个“职业革命家，业余作家”。

的确，作为作家的马识途，最先的人生角色是“职业革命家”。出生于四川忠县石宝乡（现隶属于重庆市）一个书香之家的马识途，本叫马千木。马千禾是他后来革命时身份被暴露，出于隐蔽埋伏的需要，组织上安排他去报考西南联大，他在原来的高中毕业证上将“马千木”的“木”字顺势添一笔成的。马识途则是1938年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报告文学《武汉第一次空战》，记述中国空军打击日机的情景时使用的笔名。其后，投身革命，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他便将“马识途”这个名字作为了自己特定的人身符号，意谓找到了可为之奋斗一生的道路。

“革命”，这个在20世纪全球范围内都风行、都炙手可热的话题，或者说运动，有时候那蓬勃盛行的态势，就像一种传染力很强的病毒，有时候却就是一粒深埋在土里、慢慢滋生、长大的种子，是一种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

马识途虽生在乡间的诗书人家，但他父亲马玉之却是一个开明人士，早年与同盟会的熊克武关系密切，由于家庭经济不济没去成日本留学，民国初年被选为县议会议长，在四川军阀刘湘时代，出任过三任县长，被派到四川洪雅县任县长时，因剿灭当地土匪、开水渠兴水利，为老百姓办实事，深受老百姓欢迎，离任时，还真出现过百姓自发为他送“万民伞”，嘉奖他为民请命的“青天”举动。对子女的教育，他更是重视。不论是在家里上私塾，还是上乡中学，他都训导子女要“诚实不虚夸”，要“胆大心细，志圆行方”，还鼓励子女们读他喜欢的中国古典小说、《资治通鉴》、《纲鉴纪要》等书。

严格、良好的教育是一个人成功的最好基石。得益于这些基石，少时的马识途就有了一颗上进、求真的心，却也还未窥见“革命”的门槛。上乡中学时，他对学校里的进步教员（实际可能是“革命分子”）虽有好感，已怀有了读书救国、“为我泱泱中华做贡献”的志气，但对他们宣扬的“不革命无以救中国”的道理还不能理解。16岁初中毕业，同那个时代很多追求正义、追求真理的爱国青年一样，马识途在日记本上写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诗句后，便踏上了外出求学、求真的人生道路。继在北平大学附中（《夜谭十记》中的《踢踏记》，故事的发生地就是北平大学附中，可谓是他对那段求学日子的祭奠）、浦东中学读完高中，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化工系，马识途想的也还是“工业救国”。在亲身参加了“一二·九”运动、“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的“工业救国”的“强国梦”彻底破灭，“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志气却如熊熊燃烧的火焰在胸中沸腾，他才和中央大学机械系女生他后来的妻子刘惠馨，一道踏上革命道路，投身于“国家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的事业。

其后，马识途和刘惠馨被派往湖北恩施做地下工作。由于叛徒出卖，他侥幸逃脱，刘惠馨却不幸被捕并终遭杀害。他们刚出生的女儿同刘惠馨一起入狱，之后下落不明，直到20多年后才被找到。马识途据这段经历写成长篇小说，即著名的《清江壮歌》。——也真是，从准备打游击，到秘密从事地下工作，教员，小商贩，小公务员，三教九流，马识途都接触过，扮演过；湖北、云南、四川，昆明、成都、香港，都曾留下过他的脚印。不仅脚印，更多的还是汗水，是血与泪，是殚精竭虑和隐秘的欢欣，是斗智斗勇，提着脑袋过日子，一出门便不知还能不能活着回来的悲壮与紧张。那段人生，用他自己的话说，“九死一生”。那些岁月，有的经过历史的尘烟，已经淡去；有的却仍旧记忆深刻，永难抹灭，譬如在西南联大潜伏读书期间，仍秘密组织学生运动，并在政治上对闻一多先生产生过影响；有的又充满戏剧性，如成都和平解放时，他和作为国民党起义部队联络官员的三哥马士弘竟在向共产党组建的军管会报到时意外重逢。

历尽艰险，终于迎来了解放。他们这些革命的元老、功臣，按说该尽兴地享受革命的果实，舒展地从事新中国的建设了。可是，不尽然。由于家庭出身等原因，解放后，马识途和解放前同他一起在地下革命活动中结识因志同道合而产生了深挚感情的再婚妻子王放，工作上受到排挤；“文革”之初，马识途更被作为四川“三家村”的掌柜人物之一，被打为“走资派”，被抓起来“隔离反省”、失去人身自由，后来还被定为“反革命”，被关入监狱。在心理最低谷时期，他甚至偷偷给女儿写信说：“爸爸被定为反革命，今生休矣。希望不要影响你的前程。望你和我划清界限，好自为之。”直到“四人帮”被打倒，直到1979年1月，才被正式平反。可他深爱的妻子王放，却在1966年就因身体病弱“惊惧而死”。

历尽了沧桑！令人惊叹的是，即便如此，马老仍未悔。而今，他把他的书房命名为“未悔斋”，就是取自屈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不是妄猜，这是马老明确的解释。“无愧无悔，我行我素”，是马老亲手书写贴在书房墙上的座右铭，他说，“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好惭愧的,我对得起祖国和人民。我忍受了很多牺牲,爱人被杀,女儿失踪,妹妹妹夫被杀,我自己九死一生那么多年。但我有我的追求,我有我的理想。我想追求一个‘每个人都能自由充分地全面发展’的社会,我为这个理想奋斗了七十多年。尽管碰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作为老共产党员,我有信心,我当年追求的幸福、平等、没有人压迫人的社会,我现在还是相信。”

显而易见，对信仰的坚执，对理想的不懈追求，是马老九死一生却仍未悔的原动力。这原动力，在某些人那里，可能仅就是一种口头上的标榜，但于马老，绝不是，这不仅是他自己遭遇苦难、遭受挫折时内心强大的支撑，也是他为人、为文、做事的精神内核。他说：“我们这拨老革命是‘两头真’：过去是真正参加革命，出生入死；当中是在风雨泥泞的道上，经常莫名其妙摔跤，爬起来再跟着走；三中全会后，脑子才清楚了，现在才感觉真正清楚了。”

进入新时期后，马老不仅创作如积蓄已久的火山喷薄而出，以一生坚执的信仰为基调，以丰富的经历为蓝本，用古稀之躯创作出了《巴蜀女杰》、《雷神传奇》、《京华夜谭》等革命题材作品——《京华夜谭》，用时下的话说，俨然就是一部《潜伏》，写一深入敌后从事谍报工作的我地下工作者为着信仰，为着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为获取和送出一些重要情报，与敌人斗智斗勇的惊心动魄的故事。看得出，在主人公身上，有马识途自己当年在敌后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影子；《巴蜀女杰》则俨然是一部女版《潜伏》，写的是一打入国民党军统谍报系统的女地下工作者张露萍智取情报，后被暴露并壮烈牺牲的故事。这是有人物原型，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创作成的。

革命题材的小说是马老的主要创作方向，此外，他还以“医时”为目的，剀切地针砭时弊，创作了《从老虎狮子领份肉想到的》、《打假要认真，领导是关键》等一系列杂文，文章有的放矢，鞭辟入里，给人很多启示，几乎都收入了《盛世微言》、《盛世放言》两部杂文集。尤其让人钦佩的是，身为一个老革命家，马老如今虽然已是“奔百”的老人，却仍雄心勃勃，有着满腹宏大的创作计划，而且在谈到社会的痼疾，谈到国家的发展方向时，仍然是一身正气，热情满怀，丝毫没有某些历尽沧桑的人那种圆滑、世故，而是仍然秉执对真理、正义以及对人类美好愿景的追求，谈时事，发感叹，不回避矛盾，也不掩藏个人的思想、见解，一颗拳拳赤子之心赫然在前，真正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回过头一想，为什么？我想，还是信仰。关于信仰，马老说：“那时的共产党员，是真正的革命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每天都准备牺牲。而现在有种说法，信仰的危机。一些党员丧失了远大的理想，一些党员相信‘入党升官’，他们根本没有真正的信仰。但这种现象我并不奇怪，也没有失望，现在从基层党委到上层领导，还是有很多很好的党员。”我以为，从创作的角度看，与其说是他丰富的人生经历驱使着他在那类他十分熟悉的革命题材领域上耕耘，毋宁说也是他的这种信仰、追求使然。他的作品，常常在安排作品人物命运的走向时含蓄地指向“延安”、“中共”，留下“光明的尾巴”，就是他的这种信仰、追求在作品里埋伏下的思想印记。譬如谈到《盗官记》，他也说：“《盗官记》的故事,说的是一群农民被迫走上梁山,但已经觉悟到,不能仅仅是打家劫舍、改善自己的生活,也不能仅仅劫富济贫、叫别人也改善生活,还认识到要夺取政权,坐堂问案,为老百姓出气。尽管结局肯定是悲剧收场,很悲壮。因为没有政治纲领,是行不通的。但中国农民开始觉悟,知道要团结起来进行武装斗争。我在批判旧社会的同时写出了农民的希望。”是的，若只有一种朴素的情怀，没有坚定的信仰，没有一致的追求，单凭一己之力，盲目地对抗整个庞大的、黑暗腐朽的社会，注定要失败。《盗官记》中张牧之的失败，用马老的话说，是一出“含笑的悲剧”。影片《让子弹飞》中张牧之最后那一瞬间的茫然不知所归，正是一种信仰沦陷、信仰缺失的表现。

是的，有信仰的人，是幸福的，也是可贵的。在世风日下、信仰缺失的当下，这种信仰，这种追求，何其可贵！何其值得提倡！又何其值得人深思！

“一个人，若没有信仰，生不如死。”马老说。也许，正是这样，他才如此申言：“说职业革命家，我毫不自惭，但当上作家却是偶然。很多老革命经验丰富，却不能写，原来的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就对我说，你脑子里有个生活富矿，必须开发。只能说，我是从革命家成长为一个革命作家的。”

这固然是马老的一种自谦，更是他肯綮的腑肺之言。

电影内外

“一部小说，必须要有一个好的故事。没有一个好故事，不成其为一篇好小说。而好故事的核心，是要有典型人物、典型事件。”这是马老对小说的看法。他的作品，不只《盗官记》，《夜谭十记》，包括《清江壮歌》、《京华夜谭》、《雷神传奇》等，几乎都有一个好故事。有作家谈到，其创作灵感，常是因脑子里出现了一个好的人物而激发。马老说，他不是，他的创作冲动，往往是源于“脑子里出现了一个比较好的故事”。故事性，历来就是传统小说的一个重要元素。但在这个文学风格多样化的时代，小说到底需不需要故事性，一度成了惹人争议的问题，一些追求先锋性的激进作家，甚至在创作中干脆抛弃了这个元素。马老的观点，无疑是对传统的一种坚持。电影《让子弹飞》被人称为信息量爆棚，情节一波三折，张力十足。其实，这就是情节的力量，故事的力量。这《让子弹飞》的故事内核，正是小说《盗官记》的故事内核。凡两者都看过的人，应该不会否认这点。

电影的“火”，自然不仅止于此。情节之外，某些桥段，某些场景，也很吸引人，甚至被人解读出众多寓意，如“开肠验粉”，让人联想到黑心矿主的“开胸验肺”；“鹅城”，“鹅”，被人阐释为隐射“俄国”，或者麻木愚笨的国民。但影片也遭人诟病，说渲染了血腥场面，宣扬暴力美学，等等，甚至被揪出N处破绽。褒也好，贬也好，属见仁见智。不同的人，由于阅历不同，素养不同，审美趣味不同，对同一个事物，反应不尽相同，所谓“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或如鲁迅先生曾言的，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这种现象，概而言之，是文艺作品的多义性之故。某种意义上，这“多义性”，正是文艺作品能穿越时空，在不同历史时期散发出魅力，具有生命力的缘由所在，是其真正的价值所在。电影《让子弹飞》，我认为，抛开那些破绽，除去姜文那些为着商业元素设置的剧情和笑点，电影本身确实具有一些能引人思索、品味的东西，比如，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对革命之后队伍的分化、方向等问题的思考，有一定的多义性。认真探究，马老的《夜谭十记》，在历史的车轮又向前滚动了三十年的今天，仍能被发掘出来彰显出艺术魅力，就在于它也是一部具有多义性，仍能让读者产生阅读兴趣并唤起共鸣的作品。譬如，反腐、反霸的主题，又譬如，对公平与正义的寻求，可以说，但凡社会上存在强权对弱者的欺凌，但凡生活中有不平等，人们就会有这些诉求。有这些诉求，文学作品持久不衰的主题，在普遍意义上的爱、恨、生、死之外，必然就会也包括对这之类的关注。

马老自己也曾分析说：“我想，为什么现在还有人读《夜谭十记》，一个是因为小说的文字风格吧。幽默，讽刺，那是我最喜欢的艺术风格。更主要的原因是，我是综合了真实的素材来写，把旧社会的事写给今天的人看，告诉读者，中国曾经遭遇过水深火热的年代，但当时的人却还对生活充满希望。”有论者在看了电影，又仔细研读了小说原著之后，也说：“读《盗官记》，最大惊讶在于它文体的散文化。在作家的笔下，异常血腥的情节，也能写得特别唯美，这就不再是对生活的简单模仿，而成为真正的艺术。应该说，只有回到小说本质的立场上，才能读懂马识途，才能发现他的创作于当下的意义。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将这本集子叫《夜谭十记：让子弹飞》，或者在今天，再严肃的文学也不能不有赖于影视的影响力吧，这实在是小说之痛，更是一个正在丧失起码的审美感受力的民族的灵魂之痛。”（张光芒《如何让子弹一起“飞”——读马识途〈夜谭十记：让子弹飞〉》，《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年12月24日）作为马识途创作的研究者，马老的作品我几乎都系统地读过，并参与了12卷集《马识途文集》的编辑，对马老的作品，可以说，十分熟悉。我以为，这个论说，比较公允，不仅道出了《盗官记》的特色，也道出了马老创作的价值和意义，触及了一些当今小说创作之痛。

电影《让子弹飞》，用姜文自己的话来概括，说演绎的是一段“一个土匪，一个恶霸，一个骗子”三人角力的故事。有观众评论说，这故事，太过离奇，令人匪夷所思。尤其对将正面角色张牧之的身份，定为土匪，大为不解。发此论说，我认为是对当时四川的地方风貌不了解的缘故，不知道清末以及民国年间的四川，匪患之厉害，土匪势力之大，全国罕见。

土匪，四川人叫“棒老二”。在旧社会，多归属于某个“袍哥”组织——四川地区特有的一种具有后来所谓黑社会性质的民间帮会。“袍哥”发轫于清代中期，但自辛亥革命后，便成为四川大多数成年男性都直接加入或间接受其控制的公开性组织，对社会各方面都有重要影响，遍布四川城乡各地。“袍哥”一词，研究者认为源于“与子同袍”，意谓如同同胞一样的哥弟。“侠义与互助共济”，确也是“袍哥”所提倡的。前些年，在西南地区红火过一阵的电视剧《傻儿师长》中成为了抗日英雄的主角“傻儿师长”，就是出身“袍哥”，他有句著名的口头禅，“袍哥人家，绝不拉稀摆带！”——意谓敢作敢当，就透着一股豪侠气。历史上，“袍哥”最光辉的一笔是参与了四川保路运动。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城市、乡村、码头、山寨，四川的各个角落都充斥有“袍哥”的身影。确实，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袍哥”里不仅有无业游民、贫苦大众，各地的地方势力、军营官兵也都纷纷参加“袍哥”，主持码头，或以此作为依靠、寻找生计，或作为宗法社会的裁判判定纠纷、处理社会事务。久之，袍哥也就分化为以抢劫为生的“浑水袍哥”即土匪，“棒老二”，和不参与匪盗活动的“清水袍哥”。说到这里，忽想起一桩滑稽事：解放前夕，我一个朋友的祖父，一个勤劳本分的小银匠，家贫如洗，种点儿地也是向地主家租种的，却因人品好，被推为一方的“舵把子”，即“袍哥”一方码头的掌门人。“舵把子”，在有些地方是叱咤风云的角色，但他祖父，一个谨小慎微的人，哪有胆给人脸色。当了半年，四川解放了。任“舵把子”期间，他没做过一桩恶事。但解放后，他的品学兼优的叔叔们却因他祖父这“历史污点”，没上成好学校。当然，这是题外话。讲这桩事，是想说明解放前，“袍哥”这种组织在四川地区兴盛到了何种地步。那个时期，“袍哥”，再加上军阀混战，四川人民的生活真可谓水深火热。如马老回忆的，“上世纪初年,在兵匪猖獗的四川农村,我的幼年就是这样度过。似乎从我有意识的时候,我们家和所有的乡亲们,就老是在‘逃兵’或者‘逃匪’。实在分不清楚谁是兵谁是匪,反正一样。”而“袍哥”们的结局，根据各人的性格、造化，自然也是五花八门，有横死的，也有战死的，有平平稳稳终老一生的，也有投身革命帮助完成建国大业的……马识途在从事地下革命工作期间，就发动、引导过“袍哥”、土匪转向革命，他的长篇小说《雷神传奇》中的“雷神”，就是一个跟张牧之相似的土匪，他行侠仗义、寻取人间公道，并邀约一批人占山为王，最后也跟《盗官记》中的张牧之一样在反霸斗争中反遭恶霸手刃，但他的妻子和部下，终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了红军。曾经，谈到《盗官记》的创作思路，马老说:“《盗官记》中的土匪张牧之虽然没有人物原型，但他是我所知道的很多人的合体。那时候官匪一家，‘杀人放火后招安’就是这个意思，只不过有些土匪出身贫民，是被生活压迫得没有办法才上山为寇，也有很多人后来去干革命，为老百姓出头。当时的确有很多地方在买官卖官，成都人民公园在以前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卖官的地方。小说里县长落水的事情也是真实的，当年川东一位县长在刚上任的时候就掉到水里去了，我觉得很有意思，就用在了故事开头。”姜文为把准影片的背景，加强其真实性，塑造好张牧之这个角色，拍摄前曾专门向马老请教当时四川旧社会的风土人情，以及袍哥土匪是什么样子。电影中张牧之虽一改小说中那苦出身、文化素养不高的形象，而变身为早期追随蔡锷、懂音乐、留过洋、有理想、有追求的手枪队长，阳刚气十足，但匪气、霸气也足，让人印象深刻。

电影《让子弹飞》除人物、情节受到观众追捧外，语言也让人津津乐道、忍俊不禁，特别是四川话版。有观众甚至称其为“台词电影”，说“光听台词就能笑爆肚皮”。是哪些台词在引人发笑？要分析，首先肯定是那些“粗口”。毋庸讳言，电影《让子弹飞》是使用了很多粗口；也毋庸讳言，“粗口”所具有的生活化、贴近化的生猛特性，确实最容易让人产生熟悉感、亲切感而引发认同，而会心一笑。但电影终是一门艺术，是为人提供高雅的精神享受的，“粗口”虽能引发人的笑点，但毕竟太过粗俗，有的甚至太过低劣，不适宜也不应被提倡推广。这点，也是《让子弹飞》受人抨击的地方。我倒认为，作为一个对艺术电影的狂热追求者，姜文对“粗口”的使用，更多的不是为了推广和传播，而是为了商业卖点，为了噱头，为了票房，是对媚俗的一种妥协。可剔除那些“粗口”，电影里确实还有很多意味深长的对白，譬如，众口传诵的“让子弹飞一会儿”；又譬如，“公平，公平，还是他妈的公平！”，“现在提倡三民主义，讲平等，不兴下跪”，等等，有的，俨然就是电影的思想精髓；有的，是电影的自创，如前一句；有的，则是直接搬自原作，如后一句。再一次从电影回到原作，马老的作品，语言本身确也是极具个性。不只《盗官记》，也不只《夜谭十记》，马老的所有作品，一个鲜明的语言特色，就是力求大众化与通俗化，既朴实平易，明白晓畅，又不乏四川人特有的诙谐幽默，并大量引用一些纯化了的民间俚语方言，既不低级庸俗，又鲜活生动如山间溪流，一眼视之，清澈见底，一口品来，又醇香满口。就以《盗官记》为例，作品采用的是“摆龙门阵”，类似于北方的“说书”，四川民间聊天的一种形式叙事。聊天，语言自然不能怎么修饰，十分通俗，因而叙事者“欢喜用夸张的手法，还时常夹点儿小幽默。特别是他发觉有点冷场的时候，很会现场取材，即景生情，说几句幽默话，振作精神”，造成“委婉有致，引人入胜”的效果，这是马老自己对“摆龙门阵”这种叙事形式的看法。看作品对主角张牧之形象的描绘：

“不管老爷们怎么坚持要叫他为穷凶极恶的土匪，说他是杀人不眨眼的江洋大盗，是个麻子，而且有大胡子（注意，大胡子和土匪常常是有奇怪的联系的，比如有些地方就把土匪索性叫做‘胡子’），我还是要说他具有忠厚正直的人格、文雅善良的品德，而且还有一个足智多谋的脑袋。至于身体嘛，长得相当周正，既没有大胡子，更不是一个大麻子，干干净净的，倒像一个人才出众的白面书生。至少比我们天天看到的许多老爷和少爷们要周正得多，干净得多就是了。我这不是造谣，是亲眼得见的哟。”

一段对人物形象的介绍，既有“摆龙门阵”人的现场感，又有整体描述，有欧化痕迹，也有四川方言（“周正”，指长相端正），虽不甚简练，却诙谐生动，如在眼前。

其实，不只语言，马老作品的结构也颇具特色。他追求的是一种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常以中国传统的章回体、线型结构为主，又溶进富于变化、立体交叉的现代技法；叙事喜欢采用古典话本的白描基调，也不排斥抽丝剥茧的心理分析。化用也好，“拿来”也罢，他的作品，整体呈现的是一种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而这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亦正是马老自己对文学创作的一贯追求。针对文学界人士时下惊呼的文学日益边缘化的问题，他认为，创作真正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真正为老百姓喜闻乐见，通俗而不低俗、恶俗的作品，可能是为对抗之策。在创作中，他竭力追求一种“曲折而不隐晦，神奇而不古怪，幽默而不庸俗，讽刺而不谩骂，通俗而不鄙陋”的风格。

在文学、在世界日益多元化的今天，在光怪陆离、眼花缭乱的世象面前，人们似乎纷纷在寻求返璞归真，越来越提倡“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何谓“民族的”？何谓“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我想，马老的作品，是一个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借鉴。他的作品，不但没有因旧、因久就被尘烟淹没，反而穿越历史的天空，重新散发出幽香来，就是明证。我相信，随着时间的迁延，这幽香还将继续迁延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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