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代我写黑文放毒的罪行

检查交代，难免不令人怵目惊心。为了弥合这种罕见的时代鸿沟，发表这份交代自然有相当的社会意义，这不啻是一份认识时代悲剧的极佳教材”。鉴于此，作为周楞伽之子，周允中不避繁冗，将这份自父亲旧信中偶然翻检到的文史资料略加整理发表。

我于1956年5月底被安排分配到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当编辑。当时的古典是新文艺出版社的一个组，但和新文艺隔开，分处两个编辑室，出版物也用古典的名义，不用新文艺出版社的名义。我和刘金（整理者按：当时是新文艺出版社小说组编辑，“文革”以后，任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文革”初期因为责编长篇小说《战斗中的青春》，最早被上海出版界揪了出来。）素不相识，到古典后经钱伯城（按：时任古典文艺编辑室组长，“文革”以后任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获国务院特殊津贴，现为上海文史馆馆员）介绍才认识的。但他因我耳朵听不见，也无话可说，并未和我交谈。这时新文艺出版社的社长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俊民。

有一天，刘金叫我到新文艺编辑室，说李俊民要我修改一部稿子，就是茅珵的《监狱里的斗争》。我说我对新文艺作品已经抛荒多年，改不来了。他说，拿去看了再说，把稿子交给我，就没再说别的话。后来，他派新文艺的编辑江鹜、郑嘉治来和我谈话，我刚看了稿子，觉得文笔生硬，结构散漫，形象不突出，对他们说要改写，他们没有表示，好像怀疑我没有修改的能力。不久，我患肺结核病，在家休养，花了约一个月时间，修改重写了开头一部分，约三万字，交给郑嘉治。他看后对李俊民说我修改得不好，主要是没有监狱生活的经验，李俊民就来信，叫我停止修改，把作者原稿退还新文艺编辑室。但因我已花费了相当的劳动，补偿我修改费每千字五元，共计150元。我因修改未成，不好意思接受，退了回去。后来，钱伯城对我说，会计科已发出，退回无法销账，我原有唯利是图的思想，也就老实不客气地收了下来，不久，古典脱离新文艺，独立出版，搬到永嘉路，我就没有再见过刘金的面。

我在1957年用周夷的笔名替古典文学出版社注释的《剪灯新话》和补校的《绿窗新话》，都是提倡神鬼迷信，宣扬色情恋爱的封建糟粕。除此以外，我还用柳文英的笔名，在《山西师范学院院报》1957年第四期上，发表过一篇《崔怀宝月下闻筝考》。在《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上发表过《谈裴铏的 推荐访问： 放毒 罪行 我写 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