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足回眸500

报告，聂帅批示同意，还指示，《航空知识》出版后，可交由中国航空学会主办，以便借助学会广大科技专家的力量，把刊物办得更好。

1963年7月，中宣部正式行文，批准《航空知识》于1964年1月出版月刊。我受命组织编辑部门，四处约人写稿，落实纸张印刷，打造这本科普领域的新兵。

记：《航空知识》创办之初得到过哪些领导、专家和单位的支持和帮助？这些支持、帮助起到了什么作用？

谢：首先是上面提到的范长江同志，是他促成了聂副总理同意《航空知识》的出版，并取得中宣部的批准。我曾两次写信向他汇报《航空知识》的筹备出版情况，他亲笔回信说：“中国航空事业是大有希望的，我愿助你一臂之力。”我把回信拿给全国科协普及部的同志看，他们很惊讶，说长江同志以前还没有对科协下属的哪家学会刊物这么关切过。随后，全国科协批准了给航空学会及其主办刊物8名专职干部的编制。科协经办的同志告诉我，当时全国科协所属的各个学会和刊物中，给航空的编制是最多的。有了这8名编制，我才能着手选调学会专职干部和编辑。

再就是国防科委副主任、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同志。为了中国航空学会的成立，我两次陪同学会筹委会主任、北航副院长沈元前往国防部五院拜访钱学森，向他介绍学会的筹备情况，征求他的意见。1963年11月24日第二次拜访时，沈院长让我向钱老详细汇报了《航空知识》的复刊筹备情况。钱老一贯重视科普工作，听后很感兴趣。我乘机约请他为《航空知识》写篇发刊词，他欣然应允。后来果然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短文，题为《祝〈航空知识〉复刊》，发表在《航空知识》1964年1月号上。

1964年2月，钱学森应邀在中国航空学会成立大会上为全体代表作了学术报告。报告后，我陪钱老到贵宾室休息，并向他请教如何办好科普刊物。他说：“你寄来的《航空知识》已经看到两期，内容很好，版面、美术也很受欢迎。我已经写信给《科学大众》编辑部，让他们向《航空知识》学习。”他还说，

在交谈中，钱老答应以后会写信或打电话提出意见，我们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找他。我请他继续给杂志写稿，他也答应了。后来他同国防部五院的朱毅麟等几位年轻同志合作，写了“漫谈星际航行的近况与前景”三篇系列文章，在1964年的《航空知识》上连载发表。

在钱老带动下，航空航天界许多著名专家、学者和科技人员都积极响应约稿，为《航空知识》提供了高质量的稿源。像新中国空军建设元老、空军副司令员常乾坤中将，开创我国航天医学研究的老专家蔡翘教授，国家体委航空司刘风司长，解放战争中最早驾机起义飞向延安的刘善本空军少将等，都在复刊不久的《航空知识》上发表文章，受到读者广泛欢迎。

“文化大革命”后期，由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批准，中国航空学会恢复活动、《航空知识》从1974年恢复出版。那时全国百刊凋零，作者也不敢写稿，怕被批判为“名利思想”。我们争取到军委空军司令部、三机部（后改名航空工业部）、民航总局等部门的支持，由他们分别向所属部队、院校、研究所和工厂下发通知，说明《航空知识》是经中央领导同志批准出版的科普刊物，科技人员可以投稿，并鼓励单位和个人订阅。这些部门的支持，起到很好效果，稿源多了，发行量也上去了。

记：《航空知识》创刊后是否还得到过其他领导同志的关怀？

谢：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方毅，曾对《航空知识》给予亲切关怀。上世纪80年代初，方毅在中国科协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上讲话，谈到科协要大力开展科普，办好科普期刊，说有的科普刊物就很受青少年的欢迎，举了《航空知识》的例子。他说：“我家那个小孙子，每期《航空知识》一到，他头一个抢去看，喜欢得不得了。”

方毅同志作为当时主管全国科技工作的国家领导人，对科普期刊这样重视，这不但推动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科普期刊的繁荣，《航空知识》也因此扩大了影响。后来方毅同志还应约为《航空知识》题词，亲笔书写了“壮志凌云”，勉励我们勇攀高峰。我把他的题词发表在《航空知识》创刊25周年纪念专刊上。

《航空知识》创刊25周年时，中央军委聂荣臻副主席办公室和杨尚昆副主席办公室分别来信，转达了聂帅和尚昆同志的祝贺。中国科协主席周培源、国防科工委主任陈彬、航空工业部顾问段子俊、海军副司令员李景、中国民航总局局长沈图、北航名誉院长沈元、西工大校长季文美、空军副参谋长姚峻、中国航空学会常务副理事长油江、航天工业部科技委副主席梁守、航空发动机专家吴大观、国防科技大学教授曹鹤荪、南京航空学院教授张阿舟等许多领导同志和著名专家，或题辞或撰文，向《航空知识》表示祝贺，或提出殷切期望，给我们全体编辑人员极大鼓舞。

记：在《航空知识》创办过程中，有哪些让您感触深刻、难以忘怀的事情？

谢：事情很多，讲几件印象最深刻的。

第一件事。1963年，北京航空学院院长武光奉调离开北航，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担任副主席。他在去新疆赴任之前，回到解放初期他在广东工作过的地方参观，也去了冯如的故乡广东省恩平县。在参观恩平县冯如故居时，武光拿到一些有关这位中国航空先驱的资料。回北京后，他特地将这些资料送给我，嘱我有机会时要宣传冯如的事迹。

当时中宣部已经批准《航空知识》复刊，我正在筹备第一期的稿件。我决定在复刊第一期上介绍冯如的事迹。以武院长给的资料为基础，我从北京图书馆、广东博物馆、航空情报研究所等处收集一切有关冯如的材料和照片，并征询了姜长英、曹毅风、杨劲夫等国内航空史专家们的意见，写出《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师和飞行家冯如》一文，发表在1964年1月《航空知识》复刊号上。

这期杂志的封面，我请兼职美术编辑孙跃中画了冯如飞机彩图。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这位旧中国航空先驱的事迹在全国性期刊上的首次披露，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冯如事迹逐渐传播开来，有人建议将冯如飞机试飞成功的日子定为中国“航空节”。

钱学森在友谊宾馆同我的谈话中，特别赞扬了《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师和飞行家冯如》这篇文章。他认为冯如在1909年就试飞成功自己设计制造的飞机，比美国莱特兄弟1903年发明世界第一架飞机，只晚了6年，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这说明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并不比别人差。

我在编排该期《航空知识》内容时，虽然在封面上选登了冯如的飞机，但文章却排在比较靠后的位置。钱学森在谈话中带着不满的口气责问我：“为什么不把这篇文章排在最前面？它应该占据这期杂志的首页篇幅。”

从武院长送我冯如的资料，到钱老对这篇文章编排的批评，都说明他们对中国人自己航空成就的自豪和重视，是他们爱国心的表露。这件事使我深受教育。

第二件事。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四人帮”严禁报刊发表悼念内容，全国笼罩在悲愤之中。当时《航空知识》的彩色四封已经发稿制版。为了表达哀思，我同中国航空学会沈元理事长商量后，决定撤去《航空知识》的彩色四封，亲自设计了一幅“蓝天白云”的素色封面，整版只有蓝、白两色，寓意“昔人已乘黄鹤去，白云千载空悠悠”。蓝白两色也是中国传统的办丧基调。这期杂志封底也以蓝白色印刷，选用了一张安2型双翼飞机喷洒的照片，暗含总理骨灰撒遍祖国大地。周总理逝世后，邓大姐就是乘坐安2飞机升空撒放骨灰的。我还安排在封二全版刊登周总理遗像，在正文首页刊登讣告全文。这一切都同“四人帮”的禁令对着干。

悼念的设计稿送往印刷厂制版之后，传来有的刊物由于刊登悼念总理的内容，被“四人帮”控制的出版管理部门勒令全部收回销毁的消息。我连夜赶到沈院长家里商讨对策。出于对周总理的热爱和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愤恨，我们决定即使被迫停刊，也要表达广大读者的悼念之情，坚决不撤总理照片和素色封面。

该期杂志出版后，近40万册在全国各地抢购一空。广大读者反响强烈，认为《航空知识》体现了出版良心，反映了群众心声，寄托了他们的哀思。编辑部收到大量来信来电，好评如潮。上海《科学画报》编辑同行对我说，他们钦佩《航空知识》的勇气，也为《航空知识》捏了一把汗。粉碎“四人帮”后，国家出版局主办的《出版工作》杂志，曾专门刊登文章，高度赞扬该期《航空知识》悼念周总理的设计。认为这期杂志的封面非常出色，是用期刊装帧的特殊艺术语言，巧妙地在“四人帮”高压下，表达对总理的怀念，倾吐了人民心声。

第三件事。1973年，应我们约稿，钱学森指导国防科委情报所的几位科技人员，合写了题为《航空·航天·航宇》的长篇科普文章，发表在《航空知识》1974年1月号上。这篇文章首次提出划分三个技术名词的含意概念，即：把在大气层内的飞行活动称为“航空”；把大气层以外、太阳系以内的飞行活动称为“航天”；把飞出太阳系，到广袤无垠宇宙空间的活动称为“航宇”。这是“航天”一词在国内报刊上首次面世，对推动我国航天技术名词的统一，起了积极作用。

但是，当时在七机部、国防部五院等部门，不少人对“航天”这个词的使用有不同意见，有的甚至持否定态度。在全国以及海外华语地区，仍在混用不同的名词。有鉴于此，1976年1月，钱老给《航空知识》编辑部写信，推荐朱毅麟写的《关于使用“航天”名词》一文。钱老在信中说，他认为“航天”这个词值得推广，这篇文章写得也不错，说明了采用这个技术名词的理由，建议能在《航空知识》上发表.以广泛宣传。

朱毅麟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天”这个字在汉语中，自古以来就包含有地球之外的茫茫宇宙空间的意思，例如：“天体”、“天文学”、“远在天边”等，所以用“天”来代替“空间”、“宇宙”、“太空”、“外层空间”等提法，是具有民族特色的。“航天”一词也比“宇航”确切。因为根据钱老关于划分“航空、航天、航宇”三者范围的概念，在目前以及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人类飞出地球的航行区域，很难超出太阳系。

我把朱毅麟的这篇文章编发在1976年3月号的《航空知识》上，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虽然当时国内报刊中，几乎只有我们一家在坚持使用“航天”这个词。由于不懈的推广，1982年5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决定，将第七机械工业部改名为航天工业部，“航天”这个新名词终于被国家最高立法机关所采纳。

后来我收到侨居美国的一位美籍华人来信说，他在台湾的报纸上看到，台湾《中央日报》的主笔，也在该报写文章时采用了“航天”这个词。恰逢《北京晚报》来约稿，我就写了篇题为《“航天”新词渡海峡》的文章，回顾“航天”这个名词的诞生，以及在国内推广的经过，发表在1986年8月27日的《北京晚报》上，第二天《人民日报》（海外版）随即予以转载。这说明这个新创的科技术语，也在被海外人士所接受。朱毅麟告訴我，他虽然写了论述“航天”这个词的文章，但这个词最早却是由钱老想出来的。

《航空知识》为推广“航天”这个名词作的不懈宣传，只是我们对中国航天尽的绵薄之力。回想起来，感到总算没有辜负钱老的嘱托。

第四件事。1979年10月11至17日，钱学森在北京京西宾馆主持召开“系统工程学术讨论会”，受到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的重视。王震副总理、军委耿飚秘书长出席开幕式，国防部长张爱萍上将、副总参谋长李达上将到会讲话。

17日上午，钱学森在闭幕式上作了《大力发展系统工程.尽早建立系统科学体系》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讲到建議成立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出版普及刊物时说：“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航空知识》的谢础同志，他这个刊物办得好，大家爱看。我们系统工程也可以办一个，同《航空知识》比赛！”这时全场活跃，一片笑声。

在这样有几百人参加的隆重学术会议上，提出办好科普刊物，充分说明钱老对科学普及工作的关心，也流露出他对《航空知识》的厚爱。

第五件事。《航空知识》1981年12月号报道了我国首次用一枚火箭发射3颗卫星成功，并发表国务院副总理张爱萍的书法“飞翔太空”和填词《渔歌子·一箭三星赞》。一箭三星的上天，是继1980年向太平洋海域发射运载火箭获得圆满成功之后，我国科技发展的又一重大成就。这使广大读者深受鼓舞。

《航空知识》读者王迈根据《一箭三星赞》的填词，精心制作了一张美术贺年片，托本刊转寄张副总理，表达他的喜悦心情和对国防科技战线同志们的新年祝贺。张副总理收到王迈的作品后很高兴，亲笔复信，并回赠书法一件，嘱我转交给这位读者。

王迈是湖北省一名普通的农村中学教师，十多年来为培养农家子弟勤恳育人。张爱萍是国家领导人，重任在身，公务自然十分繁忙。可是他在百忙之中能给一位普通读者这样热情的亲笔回信，充分体现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老一辈革命家平等待人的作风。当时新华社和《光明日报》都报道了这段《航空知识》普通读者和国家领导人之间书信交往的佳话。

记：作为《航空知识》的创办人和主编，您对《航空知识》的未来寄予怎样的期望？

谢：

记得1994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曾发布《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它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以政府名义发布的有关科普的重要文件。文件中提出，科普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引导广大干部和人民掌握科学知识，应用科学方法，学会科学思维。

200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也指出，要“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

《航空知识》是科普刊物，当然应该全面贯彻上述文件的精神。我们刊名突出“知识”，但决不止于普及知识，同时也要重视宣传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要努力在刊物内容上体现出来。

中国是火箭、风筝和热气球的故乡。人类最早的飞行器，都出自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巧手，这是炎黄子孙的骄傲。只是在近代、现代我们落后了，正在追赶。《航空知识》的任务，就是要在新一代青少年心中，点燃热爱蓝天的理想之火，鼓励他们去发明创造，为祖国航空航天事业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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