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白卷”绑架的青春

如果没有1973年的高考，就不可能出现“白卷英雄”，张铁生也只是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的一个普通插队青年。而他参加的高考，实际上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高考，只是一次“文化考查”。

只读毛选的大学生：1/2+1/2=2/4

1966年6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高等教育部党委《关于改进1966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后，北京女一中高三（4）班和四中高三（5）班学生写信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状告当时的高考制度使许多青年为考大学而钻书堆，不问政治；许多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分数挂帅，将大量优秀工农和革命干部的子女拒之门外，要求“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

当年6月1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旧的招生考试制度已经成为革命运动的绊脚石，所以“不仅招生制度要改革……教育内容也要改革……初小可以学些毛主席语录，高小可以学更多的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等文章。中学可以学《毛泽东著作选读》和有关文章。大学可以学《毛泽东选集》。”

这一年，全国所有高等院校停止招生，高考被废除。一时间，正常的教学与管理根本无法进行，教育秩序空前混乱，“教育革命”愈演愈烈。

直到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文章《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作出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据此，“七·二一”大学遍地开花，开始了工农兵学员的招收。据新华社1976年7月21日报道，据上半年不完全统计，全国“七·二一大学”从1975年上半年的1200所、9万多人，猛增到1.5万多所、78万多人。

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了由张春桥、姚文元参与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明令废除高考文化课考试，提出“十六字”招生办法和“两个估计”，全国高校开始大规模招收工农兵学员。

由于不重视文化知识，学生入校后又忙于阶级斗争，所以许多大学毕业生还达不到中专文化水平，最简单的算术题“1/2+1/2”的答案竟然是2/4！

1973年3月10日，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在他的努力下，国务院批转了《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对两年前采取推荐和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的规定进行了修订，试图恢复用知识选拔人才的制度。这一年，高等学校招生除需经过评议推荐及审查、复查外，还要进行语文、数学、理化三科的书面考试。

江青等人对《意见》有很大意见，毛远新（毛泽东的侄子）从辽宁赴京，与江青等人进行密谋。他们称文化考查是大学招生的弊病，是“智育第一”、“文化至上”。

尽管这次招生对象还只限于知青、青年农民、解放军等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但这对当时在农村的知青来说，已经是个天大的喜讯：终于可以凭借知识上大学了！叫嚣一时的“读书无用论”顿时失去了大半江山。

他交的其实不是白卷

1966年，辽宁省锦州市兴城县一个叫张铁生的男孩16岁，他是学校的劳动积极分子，是乐于助人的好学生。谁也不曾想到，他将因一张“惊世骇俗”的考卷，名震大江南北。

1966年至1968年的三届初、高中学生，被废除高考制度斩断了升学之梦。1968年10月，张铁生即将初中毕业，彼时，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山雨欲来。张铁生把申请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干革命的大字报贴到学校礼堂，不久，他被分配到兴城县望海公社厂子沟大队插队落户。

1969年秋天，因为母亲响应国家号召的城镇人口下乡运动，从城里回到老家——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张铁生随之到这里继续插队。凭借一向突出的表现，半年后他当上了生产队小队长，后被推选为第四生产队队长，并加入共青团。

1973年那次高考，是十年动乱中唯一一次。当年6月，枣山大队推荐张铁生参加高考，他在公社招生组“考生登记表”的“本人志愿”一栏里填写了兽医和农田水利两个专业。

张铁生没有时间复习功课，作为生产队长，他要带领社员锄草抗旱。本来县里通知说，考试前会组织考生统一复习3周。张铁生读中学时是个好学生，他认为有这3周足够了。不料县里取消了复习计划，而他并不知道。

6月27日，接到通知的张铁生赶到了县城，他是最后一个到达的考生。带队的人焦急地对他说，快回家取书，明天开卷考语文，后天考数理化，大后天就回家听信。张铁生一下子慌了，赶忙跑到商店买了一支小钢笔，同学们给他送去一大堆初中教科书。张铁生抓紧时间翻了翻数学教材。

第二天，张铁生匆忙上阵。第一科考语文，作文题目是《谈学习〈为人民服务〉一文的体会》，他写得非常流畅，可惜没来得及把作文抄写到考卷上，这让他很懊恼。

第三天上午考数学，试题大部分是基础知识和常识问题，考生可以翻书，监考教师对考生会作适当的启发。中午，张铁生坐在公园的长椅上，越想越觉得自己不能就这样与大学擦肩而过，便掏出纸笔，起草了一封给领导的信，解释自己没有能好好复习功课的原因，希望领导酌情考虑。之后，在极度疲劳和紧张中，张铁生在长椅上睡着了。

等他醒来赶到考场，已经开考20分钟了，考场闭门不让进入。情急之下，张铁生跳窗进入教室。考场是他的母校，监考老师认识他，没说什么，还给他发了考卷。这张理化考卷，张铁生只会做前面几道小题，离考试结束还有很长时间，他便把中午起草的信抄了考卷的背面。

第四天，张铁生得知了考试结果：语文38分、数学61分、物理化学6分。

一封至关重要的信

让张铁生一夜之间家喻户晓的真正原因，并不在那份所谓的白卷上，而在于这封信（节选）：

尊敬的领导：

书面考试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谈一谈。

本人自一九六八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天近十八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复习功课。我的时间只在二十七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老老实实地退场。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钻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与贫下中农的革命事业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所谴责。

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喜降春雨，人们实在忙，在这个人与集体利益直接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我所苦闷的是，几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些什么，总觉得实在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白塔公社考生张铁生

一九七三年六月三十日

时任沈阳军区政委、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毛远新（分管文教和宣传）听说一个生产队长答不出卷子给领导写信一事时，如获至宝，当晚命人打电话把考卷和信火速送来，并立即组建联合调查组，到兴城调查。

其实当时在考场上写信的除了张铁生，还有一位女知青。联合调查组经过调查后，看中了张铁生。他们认为，女知青报考的志愿都是理工科的，说明她考大学的目的是为了离开农村，而张铁生报考的两个志愿中，第一志愿是兽医，第二志愿是农田水利，可见他上大学不是为了离开农村，而是为了更好地建设农村。此外，张铁生的信也比那个女知青写得好。

7月15日，县招生办公室通知张铁生补考，他除回答了一般问题外，还针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写了一篇批判文章《大学门，向谁开》。

7月16日，调查组回到沈阳。毛远新了解情况后，亲手删去了张铁生信中要求上大学的字眼，加了编者按，指示《辽宁日报》发表。7月19日，《辽宁日报》头版头条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张铁生写在试卷背后的信。

编者按中写道：“张铁生同志是一九六八年的下乡知识青年，共青团员，现任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他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张铁生的信，另加编者按：“七月十九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一位下乡知识青年的信，并为此加了编者按。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

《红旗》杂志转载时发表评论，说搞文化考试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随后，各地报刊纷纷转载，张铁生成了名噪全国的“反潮流英雄”。

1973年的文化考试很快作废，大批优秀青年的命运因此改变。同样参加过那次考试的，还有著名历史学家沈志华。当年报考清华大学的他，数学拿了满分，其他科目成绩也相当不错，在他所属的京津唐考试片区排名第一。清华大学还专门派教师到工厂找沈志华谈话。“那会儿我就觉得这是板上钉钉的事了”，沈志华说，结果“白卷英雄”张铁生使择优录取的规则倒了个个儿，“考得最差的被录取了！”沈志华一把火把做过的数理化习题全烧了，决定改学文科，想搞清楚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

无数知识青年的大学梦支离破碎，而梦圆的张铁生无法料想，他此后的人生将画出何等跌宕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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