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术界丹尼列夫斯基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KO95.12

文献标志码：E

文章编号：1008-0961（2013）04-0079-04

自丹尼列夫斯基1822-1885）《俄国与欧洲》1869年问世以来，这位史学巨擘便受到国外学界的广泛关注。但是，真正意义上的丹尼列夫斯基研究是从他去世后开始的。

一

19世纪80年代，俄国宗教哲学家B.C.索洛维约夫掀起了一场针对丹尼列夫斯基学说的激烈争论。他以自由主义为出发点，通过对丹尼列夫斯基《俄国与欧洲》的分析和整理，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性文章，如《关于俄国的民族问题》，以此作品为标志，索洛维约夫的思想转向了对斯拉夫主义的批判。在索洛维约夫看来：“丹尼列夫斯基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捍卫者和人类一切纠纷和冲突的根源。”与此同时，索洛维约夫对丹尼列夫斯基的文化历史类型理论提出了质疑，并指出“文化历史类型只不过是著名德国历史学家吕科尔特赝品而已”。正由于索洛维约夫对丹尼列夫斯基思想的解读以及所引发的这场争论，使得丹尼列夫斯基学说更为世人所重视。

此后，众多的历史学家、哲学家以此为理路，纷纷加入这场争论之中。其中，历史学家别斯杜耶夫是发现《俄国与欧洲》巨大潜力的为数不多的研究者之一。他指出：“俄国思想家反对丹尼列夫斯基历史哲学观点的原因，即：对西方文化和社会思想的敬仰；并指出丹尼列夫斯基的成就在于发现了文化历史类型理论以及斯拉夫文化与欧洲文化的对立。”他还指出：“这本书或早或晚将成为俄国独立意识发展的转折点。

有人否定丹尼列夫斯基，也有不少人肯定他的主张。作为丹尼列夫斯基学说的拥护者和追随者，H.H.斯特拉霍夫和K.H.列翁季耶夫在这场历史性大争论中，自始至终都站在索洛维约夫的对立面。俄国著名哲学家斯特拉霍夫是丹尼列夫斯基的挚友和《俄国与欧洲》及文化历史类型理论的坚定捍卫者。他与索洛维约夫的观点针锋相对，通过对丹尼列夫斯基学说的探讨、分析，发表了一系列令世人赞许的学术成果。在《俄国与欧洲》序言中，斯特拉霍夫批判了索洛维约夫和K.H.季米里亚泽夫在讨论《俄国与欧洲》和《达尔文主义——批判的研究》时对其进行的解释。斯特拉霍夫写道：“发现他们是那么高傲，近乎野蛮。这都是建立在我的无知和欧洲的落后的基础上。”斯特拉霍夫在《斯特拉霍夫最后的回答》中写道：“丹尼列夫斯基使我改变了对俄罗斯民族精神的消极认识；文化历史类型作为具有世界性意义的理论，它必将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发展。”

列翁季耶夫也加入这场讨论之中。他提出了不同于索洛维约夫的见解。在列翁季耶夫看来，索洛维约夫对丹尼列夫斯基的批判是以自身特有的东西方基督教联合为支撑的。随着神圣罗马统治下统一神权政治的建立，在未来欧洲与俄罗斯可以克服社会和文化历史上的区别；丹尼列夫斯基与索洛维约夫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两个侧面，属于一个方法论下的两个问题，二人都属于晚期斯拉夫主义的代表。在п.H.米留可夫看来，丹尼列夫斯基是重要的斯拉夫主义哲学家，但他处于新旧之间两个间隔的时代，具有深厚的宗教色彩，其观点是以斯拉夫主义思想为支撑的。“而索洛维约夫的观点是以神权政治为支撑的，他给俄国的过去和现在蒙上了侮辱的一面。”

除此之外，俄国著名历史学家н.и.卡列耶夫对文化历史类型理论做了专门的论述，并给予基本肯定的评价。他认为：“除了哲学家的称号以外，《俄国与欧洲》在所有领域被剥夺了作为科学成果的资格。其原因就在于索洛维约夫当时是俄国学术领域的权威，对丹尼列夫斯基评价须以他的观点为基准。”就连捷克著名哲学家、政治家马萨里克对《俄国与欧洲》进行评价时，也引证了索洛维约夫的观点。

随着这场历史大争论逐渐深入，学者们各执一词，形成了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即以索洛维约夫为代表的否定派和以斯特拉霍夫为代表的肯定派。虽然各方的观点、立场不同，但是其推动作用和影响力却是显而易见的。其一，经过这场历史性大争论，丹尼列夫斯基学说广为学界所知，从而奠定了当下研究丹尼列夫斯基的基本格调；其二，无论是索洛维约夫还是斯特拉霍夫，都受到丹尼列夫斯基学说的影响，笔耕不辍，成绩斐然。但是这一时期对丹尼列夫斯基的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即只拘于形式。如，丹尼列夫斯基学说是否是抄袭？他是否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斯拉夫主义代言人？而未对丹尼列夫斯基学说的内涵及深层次的影响给予足够重视，特别是对他在历史编纂学中的地位未能给予明确的估价。

二

在苏联时期，对丹尼列夫斯基学说的研究长期处于学术界研究视角之外，学术界大都将注意力转向其他历史学和史学史研究课题上，只注重对西方学者，如索罗金、马克马斯特等的研究。这与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苏联成为官方史学有莫大的关系。社会经济形态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理论支柱，因而长期以来“形态方法一直是苏联史学界运用的主要方法”，而文明方法不再有人提起。因此，这一时期苏联学术界对丹尼列夫斯基讳莫如深，仅在个别辞书中方能见到若干有关词条，丹尼列夫斯基多被冠以“反动哲学家”的称号。

丹尼列夫斯基及其学说重新为学术界所关注已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了。在西方社会科学领域，文明理论取得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丹尼列夫斯基被认为是与斯宾格勒齐名的文明形态学奠基人之一。可以这样说，这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丹尼列夫斯基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中最绚丽的篇章。在此期间，西方学术界取得了一系列让世人瞩目的成果，丹尼列夫斯基被冠以历史哲学家的称号，被西方学术界推上了十分显赫的地位。其中，最为著名的代表就是美籍俄裔社会学家索罗金，他将丹尼列夫斯基评价为具有高度理论与现实意义的思想家。由于索罗金的崇高威望，文化历史类型理论被赋予科学的意义。在西方学术界也不乏从其他角度对丹尼列夫斯基进行分析的人士，如马克马斯特称“丹尼列夫斯基为极权主义哲学家”。二战后，比较文明研究在日本兴起。一部分学者从学术系谱和学理维度对斯宾格勒是比较文明论先驱者这一观点提出质疑，后经高野稚之、胜田吉太郎、堤彪等学者的介绍，丹尼列夫斯基学说远播日本。

20世纪60-80年代，丹尼列夫斯基研究在苏联学术界却命运迥异，虽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专著，但多是以批判为基调。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苏联学术界对西方主流的历史方法论提出异议已成为必然，观点也趋于明确，且具有普遍性，即丹尼列夫斯基是斯拉夫主义的信徒、与进步学说相对立，且文化历史类型被扣上伪科学的帽子。其中，H.B.莫尔多夫斯卡娅在《哲学社会发展问题》杂志上发表的《丹尼列夫斯基历史哲学批判》。最具代表性。该文本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对丹尼列夫斯基历史哲学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基本上否定了丹尼列夫斯基文化历史类型理论的进步性，是苏联时期对丹尼列夫斯基学说定性的代表作。

三

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的后苏联时期，学术界对丹尼列夫斯基学说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给予丹尼列夫斯基公正的评价，同时赋予其学说以科学意义。这一阶段的丹尼列夫斯基研究具有如下特点：其一，索洛维约夫否定的观点对当代研究仍有重大影响；其二，在如何应对俄罗斯史学危机，以及如何填补历史空白点问题上，很多学者提出俄罗斯史学应当从僵化的马克思主义束缚下解脱出来，而建立新的历史方法论是时代的必然要求，文明史理论则是必然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对丹尼列夫斯基遗产的研究就更具有现实意义。除了以上两种观点之外，还有一小部分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索洛维约夫否定评价和当下肯定评价的有机结合。还有一些学者另辟蹊径，就丹尼列夫斯基学说是否具有自然科学气质这一问题展开论述。H.A.波列沃伊指出：“丹尼列夫斯基理论的主要意义在于其将数学的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领域之中。”但笔者认为，虽然波列沃伊观点可使丹尼列夫斯基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更成体系，但以这种方式对丹尼列夫斯基进行解读显得过于简单化、程式化了。在本质上，这是对丹尼列夫斯基学术理念和思想内涵的曲解。

有的学者将丹尼列夫斯基装扮成“先知”或“预言家”，使其更具权威性，以此来为自己的政治信念服务。如A.c.帕纳林就提出将《俄国与欧洲》作为当代俄罗斯外交方案的典范。此外，A.H.阿里宁、B.M.赫米耶夫也将读者引入这种思想之中。乌克兰学者д.E.什克利亚尔和A.A.什托克维什则反对俄罗斯政治家将丹尼列夫斯基理论运用到外交之中，并对其危险性提出了警告。但是，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具有建设性的研究成果。д.P.阿夫杰耶娃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她认为文化历史类型理论是其创立者对抗全球文化危机的一次有效尝试。

须着重指出的是，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c.M.巴若夫和K.B.苏尔塔诺夫都对丹尼列夫斯基进行了专项研究，取得了一些令世人瞩目的成果，且二者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两人的研究工作贯穿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按时间先后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他们还是因袭传统的苏联史学观点的话，那么90年代之后则对丹尼列夫斯基及其学说重新进行评价。二人并未直接将对《俄国与欧洲》文本的叙述作为切入点，而是对19世纪末各家观点进行分析之后，才对《俄国与欧洲》的理论精髓进行合乎理性的评述，从而得出切实可信的观点，即《俄国与欧洲》是对俄罗斯民族现世苦难做出的反应。同时，他们对丹尼列夫斯基的研究也存在着矛盾性。一方面，两人都认为，文化历史类型理论源泉应该从丹尼列夫斯基自然科学成果中去探寻；而另一方面，两人又认为，丹尼列夫斯基的观点与斯拉夫主义并没有本质区别。而丹尼列夫斯基自然科学原理却与黑格尔和斯宾格勒的哲学思想相吻合。除此之外，两人还认为丹尼列夫斯基绝对没有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可是丹尼列夫斯基思想中恰恰出现了在社会科学体系下蕴含了自然法的特点。而在H.x.努格马诺娃和д.и.亚历山德罗娃的研究成果中也出现了类似的矛盾性，但同时两人又坚定地指出，丹尼列夫斯基是斯拉夫主义成果的继承者，是这一时期保守主义思想家的典型代表和列昂季耶夫的导师。

利佩茨克的学者д.и.泽姆佐夫、B.M.瓦任斯基、H.M.波卢巴布金娜、H.E。卡尔加诺夫、B.B.沙霍夫、A.B.德米特里耶夫等在丹尼列夫斯基研究中做出了重要贡献。1998年他们出版了《丹尼列夫斯基：175年》，该书将丹尼列夫斯基的各种观点和文章进行整理，同时还对其生平和所处时代给予极大关注，是当今丹尼列夫斯基研究不可多得的最为系统的资料。

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B.д.巴卢耶夫与巴若夫和苏尔塔诺夫一样，在早期研究中都是以丹尼列夫斯基的批判者身份出现的。后来，他受到新史学的影响，对丹尼列夫斯基的看法发生转变，并取得一系列成果。他主张消除对丹尼列夫斯基无根据的指责，促使丹尼列夫斯基思想现实意义的回归。在巴卢耶夫看来，文化历史类型理论是一种全新的历史话语，而丹尼列夫斯基对外交形势的分析、论证是无法被驳倒的。

综上所述，俄罗斯学术界对丹尼列夫斯基研究历经百余年，其特点有三：其一，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思想史上，关于俄罗斯命运的历史性大讨论，如西方派与斯拉夫派争论，可谓多见。然而一人之学说，在整个思想界掀起如此波澜实不多见；更为可贵的是，在其刺激和启发下，极大促进了学术界的研究热情，成绩斐然。其二，国外学术界在不同时期对丹尼列夫斯基的研究，无论是在历史观上，还是学术理念上都呈现二元特征，19世纪末20世纪初肯定与否定并存、20世纪60-80年代欧美学界与苏联学界的对峙、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老观点长期共存。其三，国外学术界对丹尼列夫斯基的研究，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呈现出多元化、多学科、多角度、综合性特点，显然已经超出史学范畴，涉及政治学、文化学、社会学等。目前，学术界仍在关注此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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