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十二公文本的生成及蕴意

摘要：《春秋》《左传》有十二公，《史记》《汉书》有十二本纪，中国早期史书形成以十二为体的传统，人们多认为与孔子和《春秋》有关，但各家围绕孔子和《春秋》所作的种种解释或多或少有不通之处，根源是十二之体非《春秋》所创。十二之体最早生成于“《左传》原本”的十二公，源自史官所熟悉的历法数字十二及月令文献的十二月体。左丘明以十二表达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历史哲学，借这一“天之大数”赋予史书以神圣性和权威性。《左传》十二公也说明其作者就是与孔子基本同时的那个左丘明。“《左传》原本”是孔子教授《春秋》的参考资料。因为《左传》只记载十二公的历史，故孔子重点讲授这十二公《春秋》，所以，只有这十二公《春秋》流传、保存到今天。

关键词：《春秋》;《左传》;十二公;左丘明;孔子

DOI：10.16346/j.cnki.37-1101/c.2020.01.10

一、关于《春秋》十二公的争论

《春秋》记载鲁国十二公之事，《左传》亦然。后《吕氏春秋》有十二月纪，《史记》设十二本纪、十二诸侯年表，《汉书》亦有十二本纪，先秦两汉史籍形成以十二为体的传统。人们一般以为其源于《春秋》的十二公，故多围绕《春秋》探究十二之体的生成。《春秋》起于鲁隐公讫于鲁哀公，共记载十二公二百四十多年间的事情。《春秋》何以始于鲁隐公，何以有十二公，从汉代以来，关于这个问题的解释五花八门。下文列举其中较有影响的几种。

公羊家最早直面这个问题。《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说：“《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休注“祖之所逮聞”说：“托记高祖以来事可及问闻知者。”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楚庄王》中说得更清楚：“《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何休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细化：“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公羊家把《春秋》所载分为作者亲见、作者所闻及所传闻三世，认为高祖及问闻知始于隐公，故《春秋》始于隐公。《春秋》为何终于鲁哀公，《公羊传》说：“何以终乎哀十四年，日：备矣。君子何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何休注：“人道浃，王道备，必止于麟者，欲见拨乱功成于麟。”公羊家认为从鲁隐公到鲁哀公，十二公之历史足以显示“人道浃，王道备”，且获麟事件发生在鲁哀公十四年，徐彦说：“终于获麟以示义似若尧舜之隆，制礼作乐之后萧韶九成、凤皇乃来止巢而乘匹之类也。”认为获麟是太平世的祥瑞，意义同尧舜时的萧韶九成、凤凰来仪相类，故《春秋》终于哀公十四年的获麟事件。

公羊家的这些说法有诸多不合情理之处。首先，《春秋》记载了二百四十多年的历史，从鲁隐公到鲁哀公共历十二公，而公羊家却认为是作者据自己与父、祖、高祖、曾祖五代人的记忆而作，明显有悖情理：五代人再好的记忆恐怕也不能清楚记得二百四十二年间发生的桩桩件件。其次，“祖之所逮闻”的说法与《春秋》的记载情况亦不符。若十二公真分三世的话，应该是有见世记录精确，有闻世欠精确，而传闻世应该是模糊的，但《春秋》十二公尽管书法详略稍有不同，但记载的精确度相差不多，分不出有见、有闻、有传闻三世的高下，正如毛奇龄所谓“虽前后所书偶有同异，而义无不同”，更不存在如董仲舒所说的“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的情况。何休在此基础上生发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张三世”之说更是无稽之谈。东汉王充《论衡·正说》云：“又说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浃，王道备。夫据三世，则浃备之说非。言浃备之说为是，则据三世之论误。二者相伐而立其义，圣人之意何定哉？”认为三世说与“人道浃，王道备”的说法自相矛盾，而公羊家却硬把二者合在一起，王充所驳极是。至于获麟为太平世祥瑞之说更是牵强附会，顾颉刚说：“事实上春秋世愈降则愈不太平，政乱民苦无可告诉，可谓太平乎？”指出公羊家说法的荒唐。

不满于公羊家的穿凿，晋代杜预重新做了解释。他说：“周平王，东周之始王也。隐公，让国之贤君也。考乎其时则相接，言乎其位则列国，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绍开中兴，隐公能弘宣祖业、光启王室，则西周之美可寻，文武之迹不坠。是故因其历数，附其行事，采周之旧，以会成王义，垂法将来。”杜预主要表达了两个意思：孔子作《春秋》从鲁隐公起，一是因为隐公与周平王比较接近;二是隐公是“让国之贤君”。杜预的这两个理由也讲不通，如果《春秋》必须从周平王开始的话，则鲁孝公、鲁惠公与周平王更为接近，且也都是周公的后裔。正如顾颉刚所说：“然平王东迁时为鲁孝公，孝公而后惠公，惠公而后始为隐公，故当始于孝公而不当始于隐公也。”隐公的确存让嫡之心，但隐公的让位之意未及施行就遭弑，自身尚不能保全，其“弘宣祖业，光启王室”也成了空话。至于为何终于获麟，杜预说：“麟出非其时，虚其应而失其归，此圣人所以为感也。”感麟之说与公羊家的麟瑞之说可谓五十步与一百步。杜预也未能解决《春秋》何以有十二公的问题。

其他还有一些说法，如孙复《春秋尊王发微》以为：“《春秋》之始于隐公者，非他，以平王之所终也……《春秋》自隐公而始者，天下无复有王也。”意思是周平王卒于隐公年间，故《春秋》始于隐公。但《春秋》同周平王之死为什么一定要有关系，让人不得其解。何况，《春秋》中有“元年春王正月”的表述，明确表达其“尊王”的立场，孙复用“天下无复有王”定位《春秋》，这明显不妥。又郑樵以为孔子是不得已而始于隐公，他在《始隐辨》中说：“《春秋》何不始孝、惠而始隐公，此夫子不忍遽绝之意也。不忍遽绝之，则有所待也。”难道《春秋》始于孝公、惠公，就意味着夫子忍于遽绝？这其中的道理也让人无法理解。关于《春秋》十二公的解释五花八门，却有着共同的倾向，都以寻求孔子“微言大义”的方式进行着各自的揣测。正如元代的黄泽所说，自秦汉以来，去圣久远，经籍残阙，传注家往往牵强附会，而近世儒者又各以才识求之，所以议论虽多而经旨愈晦。现代学者蒙文通从史学的发展讨论这个问题，他说：“《春秋》也只能开始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绝不是偶然的。应当正是由于各国史学在这个时期才有了较普遍的发展，才开始积累了较广泛的、较系统的可以依据的史料。”这种说法也流于空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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