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亚:星与心的交响

朱光亚，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元勋，中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1924年12月出生于湖北宜昌，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历任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助教，北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朝鲜停战谈判志愿军代表团外文秘书，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物理系教授，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物理研究室副主任，二机部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主任，中国科协副主席、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党组书记等职；出任过北京理工大学董事会名誉董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国际科学和平促进会会长，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主任；当选过全国政协副主席。生前为中国科协名誉主席，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走了，永不陨落的是他的功勋与精神。

中国原子弹、氢弹的试验和研制，秦山核电站的筹建与研究开发，“863计划”的制订和实施，中国工程院的筹建……所有的这一切，都与朱光亚相关联。

朱光亚生前酷爱欧洲古典音乐，尤其喜欢交响乐。然而，在1964年10月的一天，朱光亚的音乐细胞受到了另一番更深刻的洗礼，空中的轰鸣声和长时间翻滚着的隆隆声，地上人们忘情的欢呼雀跃声和自己心中压不住的畅想，那才是真正的传世交响曲。朱光亚曾懊悔自己不能将那种感受用音乐表达出来……

在技术“碎片”的基础上攻关，终归梦想成真。在西部荒漠里的庆功宴上。他喝得酩酊大醉，首颗原子弹试验成功的瞬间，成为这位“科学明星”永恒的记忆

1964年10月16日，在我国西部上空爆炸了一颗中国人自己研制的原子弹。全中国都沸腾了。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的老师严济慈来到他的好友许德珩家，话题当然是谈原子弹。许德珩悄声问：“是谁有这么大本事，把原子弹搞出来了?”“嘿。你还问我，问你的女婿呀!""严济慈笑个不停。“我的女婿——邓稼先?”许德珩惊愕不已。

由于事关国家机密，当时的科学家们即使对自己的亲属也守口如瓶。朱光亚是当年“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参与者，晚年回忆起这段科学的秘密历程时仍感慨不已。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正处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包围和威胁之中。面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叫嚣和核威胁的严峻形势，1955年1月，毛泽东主席向全党发出了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号召，中央决定利用苏联提供的援助发展新中国自己的原子能工业，研制自己的核武器。这一年，朱光亚被召回北京大学，参与组建原子能专业，担负起为新中国培养第一批原子能专业人才的重任。

1957年，朱光亚被调到原子能研究所任副主任，参与了由苏联援建的研究反应堆的建设和启动工作，并从事中子物理、反应堆物理研究，完成了《研究性重水反应堆物理参数的测定》等研究工作。随后，在苏联专家指导下，他领导设计、建成了轻水零功率装置并开展堆物理实验，跨出了我国自行设计、建造核反应堆的第一步。

1959年6月20日。中苏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还不到两年时间。苏联就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专家。我国原子弹的科研项目停顿了。正在试生产的企业瘫痪了。凛冽的寒潮席卷着中国大地。

“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准备用8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开国领袖毛泽东发出了向国防尖端技术进军的动员令。于是，一个凝聚着屈辱和愤怒的“596”工程(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程代号)开始了，一个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新战役打响了。

1959年7月1日，35岁的朱光亚奉调来到二机部，担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担负起中国核武器研制攻关的技术领导重担和中子点火等主要技术课题的攻关指导工作。当时，一些科学家奉召前来助战，一大批优秀科技骨干投身于这一神圣的事业，一支中国核武器研制大军诞生了。

1960年6月15日，朱光亚向参与原子弹研制的科研工程技术骨干进行了一次技术交底，并向他们讲解了一份“绝密文件”——那是1958年7月，苏联核武器专家聂金、戈夫利戈夫、马斯洛夫来华考察后，在北京所作的一个报告。这是根据记录整理的文件。这次报告尽管只是讲了一种教学概念，还不是工程设计，而且有的数据根本不对，但毕竟解决了从无到有的问题，对我国研制原子弹初期的工作起到了引路的作用，缩短了研制进程。

中国原子弹艰难的理论攻关就从这绝密的“碎片”上开始了。经过夜以继日的艰苦奋斗，在继承和否定交织的科学探索中，中国的原子弹理论设计终于有了重大突破。1962年11月，他和邓稼先等科学家提出争取在1964年下半年或1965年上半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奋斗目标——“两年规划”。

朱光亚曾回忆说：“由于工作关系，我在参与原子弹研制中有较多的机会聆听周总理的教诲，感受他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工作作风的熏陶。”“我第一次受到周总理当面教导，是在1962年12月4日的专委会上。二机部副部长刘杰、钱三强等同志汇报原子能工业生产、建设情况和‘两年规划’、原子弹研制等问题。我列席了会议并作了补充汇报。”

当时，我国一方面受到核大国的威胁。一方面要克服经济困难，局势非常严峻。能不能加快发展自己的原子能工业。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为此，周恩来和聂荣臻曾委托张爱萍、刘杰等到二机部所属单位进行了几个月的调查研究工作。二机部提出了研制原子航弹的“两年规划”后，这次专委会审议了这一规划。

这次专委会上，当朱光亚汇报实现原子弹研制“两年规划”的两个纲领性文件——《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与《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与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的具体情况时，周恩来亲切地招呼他：“请坐到前边来!，"在总理对面坐下，朱光亚显得有些激动。当时只有38岁的朱光亚，身材高大，精力充沛，思维敏捷，谈吐清晰，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講得很好，很好!”周恩来赞赏地对朱光亚说，“核武器研究所的同志们做了艰苦的努力，党和人民是清楚的。”由于“两年规划”几乎牵动全国各条战线，许多问题需要在会上商定，会议从上午一直开到下午，周恩来便留与会人员吃午饭。朱光亚曾这样回忆：“每桌都是一大盆肉丸子煮白菜、豆腐。四周摆几小碟咸菜和烧饼。周总理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和我们同桌就餐，吃同样的饭菜。好几年后，余秋里同志曾告诉我们：‘这种大盆菜是周总理创导的国务院的传统饭菜，既有营养，又很方便。”’

下午汇报完后，中央专委会讨论和批准了“两年规划”，并很快化成全国人民的行动。期间，朱光亚对原子弹装置的科研、制造与试验以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作出了全面安排，还参与了中子点火等技术课题的攻关指导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争分夺秒实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前。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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