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民族学

摘 要：从历史形成过程、概念纠葛和本土化实践三个方面探讨中国民族学的构建与发展，并分析民族学学科体系建立的深层次原因。认识主要有三点：首先，超大民族学科的形成完全受制于社会政治语境的框构;第二，这一现象将中国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同时置于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困境之中;其三，这一现象的产生是民族学科的政治性想象与国家符号的学科想象达成默契的结果。

关键词：民族学;人类学;历史纠葛;词语幻象;政治想象

中图分类号：C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9）02-0056-08

中国民族学自20世纪20-30年代诞生至今，一直深陷学科定位的困境之中。其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学科建设一直受政治形势与社会语境的框构，因而，研究内容中的政治元素常常超出文化元素;第二，西方民族学经验与中国情境对接产生了是否适用的问题，促发了中国学者对人类学本土化的探索与实践。这一本土化探索无法避免与社会政治语境的交汇。正如周大鸣与刘朝晖所意识到的那样，本土化实践包含两条线索：“一是学术思想的顽强的自主精神;二是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后者，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对其的影响可能是决定性的。”[1]

一般认为，民族学即社会文化人类学。人类学与民族学在欧洲大陆于18与19世纪初创。当时，人类学（anthropology）一词往往用来指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而民族学（ethnology）在法、德等国家被用来指代对非西方民族和文化的研究。英国和美国则分别使用“社会人类学”（Sociological Anthropology）“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一词取代“民族学”。“二战”之后，欧洲大陆也普遍用“社会人类学”来代替“民族学”[2] 2-3。林耀华在其主编的《民族学通论》中认为：“英国的‘社会人类学’、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和当前合称的‘社会文化人类学’，无论从研究对象和范围来说，都基本等同于民族学，彼此间也经常互相通用。”[3]1[4]3

人类学与民族学作为学科的名称于1930和1940年代在中国并用，其原因在于学者学术背景的不同。“早期留学欧洲与英美的中国学者分别带回了‘民族学’与‘人类学’，于是在中国就同时建立了民族学与人类学系，虽然渊源有所区别，内涵是相同的”[5]。在经历了1950至1970年代近30年的冷遇与撤销之后，人类学与民族学自1978年以后得以重建。然而，重建后的民族学与人类学无论在研究内容还是在理论与方法上日趋不同，直至今日愈演愈烈。在社会文化人类学仍然坚持以国际通行学科分类原则进行人类文化研究的同时，民族学则突破学科规范，不仅将中国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语言、历史作为研究内容，同时也将世界主体民族、国家民族的政治、经济、国际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成为一个综合和包含了多种学科理论、方法与内容在内的一个“大学科”[6-7]。笔者在本文中的认识主要有3点：其一，这一现象的形成完全受制于社会政治语境的框构;其二，这一现象将中国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同时置于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困境之中;其三，这一现象的产生是民族学科的政治性想象与国家符号的學科想象达成默契的结果。民族学科难以与人类学科合而为一的原因之一，在于“民族”（nation）术语远较“人类”术语更容易为学科提供政治想象进而提升知识权力的空间。

一、历史纠葛与政治想象

1930年代，中国国难当头，日本以“民族自决”名义挟持“满州国”独立。随着暹罗投靠日本并更名为“泰”，西南边疆也出现分裂危机。当此之时，中国历史学者如顾颉刚、傅斯年等强烈意识到“民族”一词的政治意味，因而兴起“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历史学叙事。民族学者如吴文藻、费孝通等人却并不回避民族文化间的异质性，用民族平等、文化多元等概念构建另一种民族学视野的叙事系统。后者直接促发了中国边政学的诞生[8-10]。然而无论历史学有关中华民族同一性的叙事还是民族学有关边疆的理论构建，都呈现出学术视野中的政治想象。

在1942年发表的《边政学发凡》一文中，吴文藻创立边政学概念，并明确将政治学纳入边政学的研究范畴。如其所言：“边政学就是研究边疆政治的专门学问。通俗地说，边疆政治就是管理边民的公共事务。用学术语，边政学就是研究关于边疆民族政治思想、事实、制度，及行政的科学。”①①参见吴文藻：《边政学发凡》，《边政公论》第一卷，1942（5、6），第6页。 但同时他仍然强调人类学在边政学中的主体作用：“兹以人类学观点为主，而以政治学观点为副，来作边政学初步的探讨。”②②参见吴文藻：《边政学发凡》，《边政公论》第一卷，1942（5、6），第3页。 梁钊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边政学的政治学意味：“我们现在不应再把人类学的研究视为纯理论的学问，对于实用的边政设施，似应就功能的观念，予人类学与政治学贯通起来，换句话说，就是纳入人类学的理论于实践的道路上。这么一来，边政的科学理论的确立，可使边疆政策有所依据，边疆政治得以改进，而执行边政的人，对于不同文化的边民亦可有所借鉴。”③③参阅梁钊韬：《边政业务演习的理论和实施》，《边政公论》，1944年第3卷，第11页。 引人注目的是，梁文中特意强调了功能概念。在1930年代至1940年代，早期人类学家如费孝通、吴文藻、林耀华等人均为功能主义的推崇者。然而，与西方功能主义人类学有着微妙区分的是，后者强调的是研究内容和方法，即人类学以社会系统及社会结构为研究对象，并形成了一种功能分析方法。因而，西方功能主义人类学是纯理论学问。而前者，即中国功能学派更强调的则是民族学或人类学的应用性质，是研究目的而非内容和方法，主张用民族学来解决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梁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将功能概念与政治学科联结起来。王建民为此作如下评论：“边政学的提出，是中国民族学家试图将民族学应用到实际的政治建设中的尝试，民族学不再被看作纯理论的学问，把民族学理论与实践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了。”[4]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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